創新的《周易經傳美學通論》（品書札記）

該著在研究過程中，通過借鑒接受美學以及哲學、人類學的觀念和方法，對當代易學研究的《經》、《傳》關係基礎，提出質疑，認為應該把先秦易學由《經》到《傳》的發展，視為一個連續性、創造性的接受活動過程，並且批駁了現代以來“經傳分觀”的研究範式。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可以進一步強化，甚至重建《經》、《傳》的內在關聯，而在研究的過程中將西方接受美學的思想方法引入易學固有問題的解決中，確實體現出了一種文化通識的眼光，這會對易學研究視野和方法的拓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該著對於《易經》中美學觀念的追溯，取得了新的學術進展。書中除了對傳世文獻進行發掘和闡釋而外，還充分吸收了考古學的成果，從而使其命題的論證具有綜合性和立體感。例如在對華夏“文”的觀念起源的討論中，引進了山西陶寺考古“文邑”的新發現，這則材料的發現和運用，以確切的證據將中國美學觀念的起源提前到夏代早期，作者對其內涵的多方位闡釋足以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對“明美”觀念的梳理，一方面藉助甲骨學、文字學的成果，一方面綜合了《尚書》中“明善”和《詩經》中“明美”的考察，由此導出《易經》《離》卦的“明文之美”和“明動之美”，以及它對先秦文學、工藝美術和中古繪畫的影響，可謂引證充分。總之，中國美學史時間窗口的打開在該書中被大大提前，且憑窗而望，景緻粲然。正是這樣的溯源工作，使得作者對《易經》美學思想的進一步指證成為順理成章之事。

該著對於《易經》“含章”之美的論析和範疇確認，將《易經》美學明確定位於“含章”，並以豐厚的篇幅探討了“含章”的歷史內容和理論價值，包括它崇陽抑陰的傾向、宇宙觀念的互動轉化以及其中的原始儒學精神。作者不僅從天命神學的迷霧中清理出《易經》美學思想的精粹所在，而且使早期的“明美”與“崇文”的觀念在易學中獲得了具體的落實。也就是說，“明美”與“崇文”的觀念和“含章之美”呼應為一個整體。所以“含章之美”不僅意味着形式美思想在三代文物制度的孕育中浮出水面，獲得了清晰的範疇表述，而且它本身含有的道德、人格審美，也在《周易》經傳中有着一以貫之的推尊和發揚。

在考察、梳理和闡述《周易》美學思想對於後世的影響方面，作者對中古之前中國美學史中的幾個命題與《周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和具體的剖析。首先，論析了在《周易》俯仰宇宙之觀的影響下，中國藝術所形成的獨具民族特色的審美觀照方式。作者對《周易》俯仰之觀的研究，並非僅僅局限於《易經》的《觀》卦和《易傳》的“仰觀俯察”，而是把它和卦爻辭的來源、禮儀活動的宇宙背景以及《詩經》“鳶飛魚躍”的興象觀念相結合進行解析，從而把俯仰宇宙之觀的特徵概括為：“上下遠近會通相連”、“視點的遊動”、“時空合一”、“觀照者的自我超越”幾個方面，逐一分析它對後世藝術創作的影響，以及與西方哲學、文藝美學的不同點，在此基礎上又將《周易》“俯仰”與道家“虛靜”進行了比較，並從郭象“獨化”哲學中發現了二者的整合形態，予以理論的闡釋。

該書還討論了中國詩學“以悲為美”的傳統與《周易》憂患意識的關係。作者發掘了《易經》占筮原理與《謙》卦中體現出來的濃厚的憂患感，並證之以《尚書》周誥的種種憂慮之心，認為這些心理觀念應當和原始儒家的“惻隱之心”和“忠恕之道”貫穿起來理解，它們共同構成了詩學傳統“以悲為美”的文化心理依據。

書中還揭示出了周易崇陽抑陰觀念和西周雅樂之間的影響與被影響關係。指出雅樂作為一種廟堂典禮之聲，作為演奏主體結構的打擊樂重節奏而輕旋律，審美傾向偏於剛健。作為雅樂理論總結的《樂記》，為《文心雕龍》崇尚剛健的“風骨論”提供了最為原始的理論背景。前者的“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與後者的“風力遒”；前者的“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與後者的“骨髓峻”，在精神趨向和內容上均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可謂遙相呼應。

對南朝謝赫“氣韻生動”之“氣韻”進行的考辨,對學界從“風韻”、“文氣”和玄學等角度對“氣韻”的解釋進行了指誤。提出“氣韻”源出於“氣運”，本為氣之節奏和諧，其觀念背景是漢代的氣化宇宙論。而漢代的氣化哲學，實受到漢易卦氣說的影響和推助。陰陽氣論是在戰國中後期乘着自身的解釋優勢，脫胎換骨，取代了剛柔說。氣化易學不僅由此獲得了無所不包的解釋空間，而且陰陽氣論也在易學中獲得了美學價值。

總的來看，《周易經傳美學通論》的學術特點，力求提出和解決有價值的理論或史學問題，不做泛泛的隔靴搔癢之談。另一方面，是圍繞着不同問題，吸取了諸如文獻學、考古學、文字訓詁學、比較哲學、接受美學和解釋學等多學科學術方法和成果，左右捭闔，上溯下探。這是一部值得細讀的著作，被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評為優秀成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本文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作者：黨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