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周易经传美学通论》（品书札记）

该著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借鉴接受美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对当代易学研究的《经》、《传》关系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应该把先秦易学由《经》到《传》的发展，视为一个连续性、创造性的接受活动过程，并且批驳了现代以来“经传分观”的研究范式。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进一步强化，甚至重建《经》、《传》的内在关联，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将西方接受美学的思想方法引入易学固有问题的解决中，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文化通识的眼光，这会对易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拓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该著对于《易经》中美学观念的追溯，取得了新的学术进展。书中除了对传世文献进行发掘和阐释而外，还充分吸收了考古学的成果，从而使其命题的论证具有综合性和立体感。例如在对华夏“文”的观念起源的讨论中，引进了山西陶寺考古“文邑”的新发现，这则材料的发现和运用，以确切的证据将中国美学观念的起源提前到夏代早期，作者对其内涵的多方位阐释足以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对“明美”观念的梳理，一方面借助甲骨学、文字学的成果，一方面综合了《尚书》中“明善”和《诗经》中“明美”的考察，由此导出《易经》《离》卦的“明文之美”和“明动之美”，以及它对先秦文学、工艺美术和中古绘画的影响，可谓引证充分。总之，中国美学史时间窗口的打开在该书中被大大提前，且凭窗而望，景致粲然。正是这样的溯源工作，使得作者对《易经》美学思想的进一步指证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该著对于《易经》“含章”之美的论析和范畴确认，将《易经》美学明确定位于“含章”，并以丰厚的篇幅探讨了“含章”的历史内容和理论价值，包括它崇阳抑阴的倾向、宇宙观念的互动转化以及其中的原始儒学精神。作者不仅从天命神学的迷雾中清理出《易经》美学思想的精粹所在，而且使早期的“明美”与“崇文”的观念在易学中获得了具体的落实。也就是说，“明美”与“崇文”的观念和“含章之美”呼应为一个整体。所以“含章之美”不仅意味着形式美思想在三代文物制度的孕育中浮出水面，获得了清晰的范畴表述，而且它本身含有的道德、人格审美，也在《周易》经传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推尊和发扬。

在考察、梳理和阐述《周易》美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方面，作者对中古之前中国美学史中的几个命题与《周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具体的剖析。首先，论析了在《周易》俯仰宇宙之观的影响下，中国艺术所形成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观照方式。作者对《周易》俯仰之观的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易经》的《观》卦和《易传》的“仰观俯察”，而是把它和卦爻辞的来源、礼仪活动的宇宙背景以及《诗经》“鸢飞鱼跃”的兴象观念相结合进行解析，从而把俯仰宇宙之观的特征概括为：“上下远近会通相连”、“视点的游动”、“时空合一”、“观照者的自我超越”几个方面，逐一分析它对后世艺术创作的影响，以及与西方哲学、文艺美学的不同点，在此基础上又将《周易》“俯仰”与道家“虚静”进行了比较，并从郭象“独化”哲学中发现了二者的整合形态，予以理论的阐释。

该书还讨论了中国诗学“以悲为美”的传统与《周易》忧患意识的关系。作者发掘了《易经》占筮原理与《谦》卦中体现出来的浓厚的忧患感，并证之以《尚书》周诰的种种忧虑之心，认为这些心理观念应当和原始儒家的“恻隐之心”和“忠恕之道”贯穿起来理解，它们共同构成了诗学传统“以悲为美”的文化心理依据。

书中还揭示出了周易崇阳抑阴观念和西周雅乐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指出雅乐作为一种庙堂典礼之声，作为演奏主体结构的打击乐重节奏而轻旋律，审美倾向偏于刚健。作为雅乐理论总结的《乐记》，为《文心雕龙》崇尚刚健的“风骨论”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理论背景。前者的“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与后者的“风力遒”；前者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与后者的“骨髓峻”，在精神趋向和内容上均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可谓遥相呼应。

对南朝谢赫“气韵生动”之“气韵”进行的考辨,对学界从“风韵”、“文气”和玄学等角度对“气韵”的解释进行了指误。提出“气韵”源出于“气运”，本为气之节奏和谐，其观念背景是汉代的气化宇宙论。而汉代的气化哲学，实受到汉易卦气说的影响和推助。阴阳气论是在战国中后期乘着自身的解释优势，脱胎换骨，取代了刚柔说。气化易学不仅由此获得了无所不包的解释空间，而且阴阳气论也在易学中获得了美学价值。

总的来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的学术特点，力求提出和解决有价值的理论或史学问题，不做泛泛的隔靴搔痒之谈。另一方面，是围绕着不同问题，吸取了诸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字训诂学、比较哲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等多学科学术方法和成果，左右捭阖，上溯下探。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著作，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评为优秀成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党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