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易不可為太醫，不知易不可為將相”古訓昭然。當今時代，東西方文化正處於大交流、大碰撞的白熱化時期。《周易》又一次成為整個世界的研究熱點。它的哲學認知特點和思維方式，現已不僅僅涉及社會科學，它正朝向多學科的自然科學邁進。

　　在今天，周易學術的科學性逐漸被群眾和專家學者所認可，正如中國著名學者鄧拓先生在《誰最早研究科學理論》一文中說：“我國最早的純粹抽象的科學理論著作應以《周易》為代表，直到現在人們對於《易經》的研究顯然還是不夠的，但是可以斷定，它是人類最早關於宇宙觀和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研究的知識總匯。”

　　相對於其他學科對《易經》的研究與運用，臨床醫學在疾病的認知上逐步從原來的“生物醫學模式”發展成為“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新模式”。思維從關注有形生理解剖，上升到不容易被察覺的形而上的心理模式和包括自然和社會大環境下的人的疾病和健康問題。現代醫學的發展能否得益於《周易》的哲學觀點“天人合一論”，有待我們研究。

　　而素有“易醫同源”，與周易哲學密不可分的中醫，無論在“易學”上，還是在“易術”上，都未取得實際的運用效果和廣泛的研究進展。少數的學術著作如中國中醫科學院楊力教授的《周易與中醫》、《中醫疾病預測學》等也未得到中醫界廣泛的研究與探討。

　　縱觀中醫古今醫學著作和臨證醫案，我們能發現中醫在傳承發展中的許多不足之處：

　　在學術上，一直以“岐黃”為正統，上到《黃帝內經》、《傷寒論》中到《千金要方》、《和劑局方》，下到金元各家著作、《醫宗金鑒》等明清著作無一不言其出自岐黃仲景一門，言語套用。有時明明獨有建樹，但懼於醫理的局限，有悖“聖賢遺論”，恐遭人非議而鮮有立論立言者。在實際治療手段上，也僅局限於“方脈”上，難以突破“針針葯葯”的藩籬。一直被稱作“生活療法”的刮痧拔罐，如今也只勉強登上“正統”中醫的店門，可見中醫門檻之高。

　　在現代的中醫臨床和學術上，一直排斥和否定術數類文化中對疾病的認知。對其一直秉持“非醫即巫”的觀點。只講《黃帝內經》，而無視《易經》等相關邊緣學科對疾病的認識，不能進行“中醫本位思想”以外任何深層次的分析與研究，有違《黃帝內經》“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的古訓。

　　相比之下，古代個別醫家卻特別重視《易經》在醫學上的重要作用。如張介賓在《類經附翼》中有這樣的記載：如果用易經中的變化來參照醫學，那麼很多的易經中的原理沒有不是醫學原理的，醫學也就會出現救命回天的造詣；把醫學的應用來對照易學，那麼人的一身沒有不符合易學原理的。易經所闡述的道理，關係到每一個生命的安危。他同時講：學醫的人不可以不懂易，懂易原理的人不可以不懂醫學，這兩者如果兼而有之，才能算是完備的。因為易經的規律是宏觀的自然規律，醫學的規律是具體在人體中的應用。

　　唐代的大醫學家孫思邈說得更為明確：不知道《易經》的原理，不能說是一個懂得醫道的醫生。以上大醫家的言論還只停留在“易學”對中醫理論的指導和啟迪上，但在“易術”的運用上早在《黃帝內經》就有“移精變氣論”章節的意療法。至今學者多認為是帶有迷信色彩的心理療法故仍未引起重視。

　　此外佛家、道家、風水、術數界等從古至今都對疾病有很多深刻的經驗和各自獨特的認識，形成了很多流派。如佛醫、道醫等對疾病的認識有業障病，風水病等，在診斷和治療方法上不局限於中醫四診八綱和藥物治療，如八卦意象診斷，六爻診斷；治療方法如祝由、按摩、風水調化、冥想、氣功、齋戒、觀畫、靜閉、談心、象數療法等，其學術經驗多散在於《藥師經》、《黃帝宅經》、《道藏》等許多術數類及部分中醫類古籍中。

　　我們不妨把古今《周易》術數類文化對疾病病因的認識、診斷和治療的經驗和方法稱作“易醫”。正如上所言，“易醫”對疾病的認知和治療上，涉及到傳統文化中的許多術數類學科，當然這些學術經驗的科學性需要當今主流中醫學者的長期臨床驗證和篩選，並總結經驗。

　　同時這些學術經驗散在於古今歷史長河中，往往精華與糟粕並存。在確立以傳統中醫為學術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如何從良莠不齊的術數類文化里挖掘出寶貴的學術經驗，吸收精華，遺棄糟粕？如何充分利用中國傳統哲學的“符號語言”在傳統文化各領域中的通用性和全息性，與傳統醫學精密聯繫在一起，彌補傳統中醫學對疾病認知和治療的單一性等不足，開闊其在疾病辨證哲學思維上的新思路，發展壯大傳統中醫學，為廣大群眾的健康服務？這無疑成為當代中醫人的重大責任和光榮使命。

　　可見，實現“易學”、“易術”和中醫的再融合，形成新的“易醫”學科，有賴於中醫界在未來中醫辯證哲學思維方式的發展和創新。實現這一目標是任重而道遠的，它不僅需要有自主創新的勇氣和膽略，更需要當代中醫人有大智慧和大志向。有了為醫學獻身的大志向，才會下決心去排除萬難，開拓進取；有了廣泛汲取術數學科中“易醫”類營養的大智慧，才能創新和發展傳統中醫，實現振興中醫、拯救蒼生的偉大使命。  梁世傑 北京世華針刀中醫醫院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