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易不可为太医，不知易不可为将相”古训昭然。当今时代，东西方文化正处于大交流、大碰撞的白热化时期。《周易》又一次成为整个世界的研究热点。它的哲学认知特点和思维方式，现已不仅仅涉及社会科学，它正朝向多学科的自然科学迈进。

　　在今天，周易学术的科学性逐渐被群众和专家学者所认可，正如中国著名学者邓拓先生在《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一文中说：“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

　　相对于其他学科对《易经》的研究与运用，临床医学在疾病的认知上逐步从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成为“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思维从关注有形生理解剖，上升到不容易被察觉的形而上的心理模式和包括自然和社会大环境下的人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现代医学的发展能否得益于《周易》的哲学观点“天人合一论”，有待我们研究。

　　而素有“易医同源”，与周易哲学密不可分的中医，无论在“易学”上，还是在“易术”上，都未取得实际的运用效果和广泛的研究进展。少数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中医科学院杨力教授的《周易与中医》、《中医疾病预测学》等也未得到中医界广泛的研究与探讨。

　　纵观中医古今医学著作和临证医案，我们能发现中医在传承发展中的许多不足之处：

　　在学术上，一直以“岐黄”为正统，上到《黄帝内经》、《伤寒论》中到《千金要方》、《和剂局方》，下到金元各家著作、《医宗金鉴》等明清著作无一不言其出自岐黄仲景一门，言语套用。有时明明独有建树，但惧于医理的局限，有悖“圣贤遗论”，恐遭人非议而鲜有立论立言者。在实际治疗手段上，也仅局限于“方脉”上，难以突破“针针药药”的藩篱。一直被称作“生活疗法”的刮痧拔罐，如今也只勉强登上“正统”中医的店门，可见中医门槛之高。

　　在现代的中医临床和学术上，一直排斥和否定术数类文化中对疾病的认知。对其一直秉持“非医即巫”的观点。只讲《黄帝内经》，而无视《易经》等相关边缘学科对疾病的认识，不能进行“中医本位思想”以外任何深层次的分析与研究，有违《黄帝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古训。

　　相比之下，古代个别医家却特别重视《易经》在医学上的重要作用。如张介宾在《类经附翼》中有这样的记载：如果用易经中的变化来参照医学，那么很多的易经中的原理没有不是医学原理的，医学也就会出现救命回天的造诣；把医学的应用来对照易学，那么人的一身没有不符合易学原理的。易经所阐述的道理，关系到每一个生命的安危。他同时讲：学医的人不可以不懂易，懂易原理的人不可以不懂医学，这两者如果兼而有之，才能算是完备的。因为易经的规律是宏观的自然规律，医学的规律是具体在人体中的应用。

　　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说得更为明确：不知道《易经》的原理，不能说是一个懂得医道的医生。以上大医家的言论还只停留在“易学”对中医理论的指导和启迪上，但在“易术”的运用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移精变气论”章节的意疗法。至今学者多认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心理疗法故仍未引起重视。

　　此外佛家、道家、风水、术数界等从古至今都对疾病有很多深刻的经验和各自独特的认识，形成了很多流派。如佛医、道医等对疾病的认识有业障病，风水病等，在诊断和治疗方法上不局限于中医四诊八纲和药物治疗，如八卦意象诊断，六爻诊断；治疗方法如祝由、按摩、风水调化、冥想、气功、斋戒、观画、静闭、谈心、象数疗法等，其学术经验多散在于《药师经》、《黄帝宅经》、《道藏》等许多术数类及部分中医类古籍中。

　　我们不妨把古今《周易》术数类文化对疾病病因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的经验和方法称作“易医”。正如上所言，“易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上，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术数类学科，当然这些学术经验的科学性需要当今主流中医学者的长期临床验证和筛选，并总结经验。

　　同时这些学术经验散在于古今历史长河中，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在确立以传统中医为学术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如何从良莠不齐的术数类文化里挖掘出宝贵的学术经验，吸收精华，遗弃糟粕？如何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符号语言”在传统文化各领域中的通用性和全息性，与传统医学精密联系在一起，弥补传统中医学对疾病认知和治疗的单一性等不足，开阔其在疾病辨证哲学思维上的新思路，发展壮大传统中医学，为广大群众的健康服务？这无疑成为当代中医人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可见，实现“易学”、“易术”和中医的再融合，形成新的“易医”学科，有赖于中医界在未来中医辩证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实现这一目标是任重而道远的，它不仅需要有自主创新的勇气和胆略，更需要当代中医人有大智慧和大志向。有了为医学献身的大志向，才会下决心去排除万难，开拓进取；有了广泛汲取术数学科中“易医”类营养的大智慧，才能创新和发展传统中医，实现振兴中医、拯救苍生的伟大使命。  梁世杰 北京世华针刀中医医院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