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參加這樣一個研討易經文化與學術的國際盛會，感到非常榮幸！很高興有機會與同行進行切磋、交流。

 

我想借這個場合提一個我以為很重要的問題：“以後現代眼光學習《易經》”。“後現代”這個詞彙需要一點解釋，它是個西方詞。“後現代”是西方歷史意義的相對於“現代”的一個概念。西方傳統是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現代、後現代這樣一路發展而來；“後現代” 是“現代”的延續，也是“現代”的辨證，是其對立面。把“後現代”與《易經》相聯繫，“後現代”在這裡不是西方思想傳統意義的概念，而更是一個橫向空間意義概念，也即今天學習《易經》，不應當是簡單重複它過去的舊形式和神秘性，而是重在將當今所處歷史性、全球性條件考慮進去，以嶄新的語言闡發《易經》的宇宙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以及它對人類未來發展具有的指導性的普遍意義，闡發其世界性人文價值，使其在空間意義超越中國和亞洲，在時間意義超越過去和今天。

 

今天學習《易經》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實對人們提出要求。這個現實就是睜開眼睛就看到的全球化形勢和後現代社會的種種困擾人類的問題。全球化極其複雜、充滿矛盾、競爭激烈。人類文明、文化由於現實問題困擾，引起全球有識之士反思。今天學習《易經》所應具有的後現代眼光，就是必須要與後現代反思思潮的對話與交流。而這種對話、交流不應還是流行地用西方概念看待中國。不應仍囿於西方的話語結構、將中國思想塞入西方思維框架，而是用中國自己話語結構、自己宇宙觀、自己方法論、自己的思維去談論西方後現代進行反思的現實問題。

 

今天學習《易經》應當既不局限於歷史語言、過去的問題意識，不應當簡單復古甚至搞陳舊、保守的神秘主義，又不囿於西方話語結構，而是以嶄新語言、以中國自己話語闡發中國宇宙觀、方法論、思維方式、人生觀、價值觀。不走這樣一條道路，學習《易經》不會有廣闊前途。而要走這樣一條道路，我們則必須要具備一種空前廣闊的後現代眼光，那就是東西文化比較的視野。這一視野有利於以現代語言闡發《易經》偉大哲學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意義，使其生髮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功力，對人類認識自己前途提供可選擇的有效途徑。

 

當我們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情況呢？根據本人多年從事中西比較哲學研究，在宇宙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方面，從抽象層次（也是深和高層次）可以構想西方是金字塔（或三角形）、中國是心場型這樣兩個基本模式。這是中西文化傳統千差萬別來源的最根本差別。應該說，在想到中西方文化傳統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頭腦中浮現一個三角形和一個圓形。

 

西方的金字塔（或三角形）是因為兩點：一、自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乃至基督教傳統建立的宇宙觀是一個高高在上超絕於萬物的主宰體（如上帝）；二、下面是由這個主宰體嚴格控制的遊動不居、分散狀態、單個獨立的宇宙間（包括人）的萬物。一切物聽從主宰體的安排，追求主宰體所決定的原理，走向與主宰體的會合。當我們對這種情況構想一個結構的時候，它自然呈現一個金字塔（或三角形）情勢。我們可以稱它“一多二元”，即主宰體與萬物構成二元因素之間的單線主宰關係。

 

中國的心場型（圓形）是因為中國宇宙觀恰恰不是“主宰體與萬物”兩個元素，而是萬物這一種元素，並把着眼點放在萬物的互系、延續與其間的千變萬化之上（即所謂通變）。中國不為宇宙假設一個主宰體，也不假設萬物是接受主宰體控制、遊動不居、分散狀態、單個獨立的物體，而是將宇宙認識為由於互系、延續而不可分、渾然一體的萬物。任何一物都可視為與情境視野不可脫離的焦點加以對待。所以當這種情況用一個結構模式表達之時，自然呈現一個心場情勢。心場情勢即太極情境，萬物之變通與走勢皆為“一陰一陽”之道。心場結構，我們可以稱它“一多不分”，這裡的“一”不是一個超絕主宰體，而是萬物之間的互系、延續使之具有渾然而一性。萬物之間不存在主宰與被主宰單線單向的因導致果的關係。

 

所以，一想到中西比較，我們在意識上得到一個太極圖的心場結構和一個金字塔的超絕二元結構的差別，它展現出一個空前廣闊大視野，使我們獲得一個恰如其分的角度。今天必須認識到這樣一種中西文化比較、這樣比較出來宇宙觀差別的重要，是因為這樣差別在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基本上還是一種互相難以意會，不易言傳的東西。但是它導致思維方式、價值觀、以至語言的結構差別。由於是潛存在意識深層的結構，往往在語言具體使用情勢和場合，彼此不容易察覺。中國人不容易想象西方人意識深處有一個超絕主宰體的宇宙和一種二元對立、單向單線思維；同樣，西方人也難以想象中國人意識深處有一種道和萬物的自然世界和一種通變互系性思維方式。其實各自對自己也是一時難以想象自己意識深處的結構。但正是這種意識深層差別造成導致雙方大量社會、政治、生活方方面面互為暗處的問題。認清這種情況，就可以意識到中西方所處態勢，等於雙方都處在黑暗中，彼此在向對方摸行，情形恰似京劇的《三岔口》。不同文化傳統的人需要對彼此明察，作文化比較，向對方解釋，以求進一步在深層產生相互了解，不再在黑暗中向對方摸行。

 

一百多年來中西文明碰撞的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不把結構性差異作為前提，中國與西方的思想學術交流就不會產生真正的交流。在此情況下，人們往往是在以自己母語意境誤用為對方語言意境，即已對他方實行扭曲。而一旦對根本差異的結構有了明察，即進入兩大文明和思想傳統廣闊的比較視野；也就是說，已經處於是從森林看一棵樹，而不是脫離森林，只在兩單棵樹木之間作比較。近些年中國文化界有在很多問題上的熱烈爭論，都由於脫離兩大文明和思想傳統的廣闊視野比較，認識不到中西思想傳統結構差異，而成為莫衷一是的問題。中國文化的許多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念，也都由於採用了西方概念和話語而失去其原本合理性和合法性，給今天社會的思想意識性帶來混亂和彷徨。比如，人們在廣泛談論中國發生的精神危機、信仰危機；社會流行意識鬧不清什麼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本質、什麼是中國人的靈魂和價值觀、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在哪裡。這種危機起源於西方思想長期衝擊中國意識和缺乏中西結構性差異的比較視野，從而導致很多令人困惑和彷徨的問題發生，無法澄清。所以，關注中西文化比較、重視二者的結構差異在今天已變成具有十分緊迫現實意義的問題。

 

另外，中西比較視野能夠使我們意識到過去不曾在《易經》中意識到的問題。我們現在有了心智，可以明明確確地說，所追求而彷徨不解的精神家園問題，答案就在易經之中。易經就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所系。縱然有千條萬條可舉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東西，卻歸根結底都是易經的發源。這個發源就是易經闡發的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兩個結構，恰恰是在比較之中彼此發現對方的；“一多不分”恰恰是《易經》為中華民族提供的精神思想結構。中西結構的比較，讓我們在宇宙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更抽象、更深刻、更高度地理解《易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進行中西文化比較，重視二者的結構差異，如同走出廬山，再回頭重新審視廬山壯觀的風貌，從而獲得對廬山（《易經》的哲學與文化）更深刻的理解。

 

《易經》提供的“一多不分”結構，是一個天、地、人三才與一陰一陽之道的自然宇宙，可稱為中華文化密碼。《易經》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構成一體。《易經》向人們揭示，命運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順天命而不乏主動。《易經》是中華精神文化的源頭活水，造就了一顆中國靈魂；這顆靈魂化育於《易經》的中國特色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是一顆與西方“上帝結構”靈魂不同的“道結構”靈魂，始終追求一個正道。歷代對中國社會有過重大影響的傳統思想或學派，無不滲透着《易經》的靈魂。儒、道、墨、法、釋、宋明理學、近代新儒家、現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乃至五四運動及改革開放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都無不蘊涵著這樣一顆中國靈魂。

 

《易經》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只有理解《易經》才能更深刻了解廣義的文化。學習《易經》，我們就能找回中華民族的靈魂，回歸中華民族的精神故鄉，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精神家園是我們的靈魂本源，是對宇宙的認識、是思維方式、是價值觀念；確切說，是一多不分的宇宙觀、互系通變的思維方式、與天地合一的價值觀，是由此化育而成的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氣魄，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大度胸懷，是駕御瞬息萬變的從容智慧。

 

中西比較視野為我們創造理解《易經》普遍意義的條件。《易經》具有的普遍意義恰恰在於它的不追求絕對意義；不絕對的絕對是不絕對，《易經》的普遍意義也就在於它闡發事物的變化、內在聯繫、不確定性與過程。《易經》是辨證的科學思維，是一般科學的人本性與根本。《易經》是聰明智慧的寶藏，是科學創造力的源泉。《易經》的本質決定着它的開放性與包融性，決定它與西方精神的可溝通性。因此，以後現代眼光學習《易經》，加上一個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是要弄清二者的結構差別，但目的是為了走向理解。只有知道差別，才會知道如何對待差別；知道差別不是主張二元對立，而恰恰是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是尋找這樣走向的切實可行方法。而誤解是因為差別，搞清差別是消除誤解的第一步。而歷史從來沒有像今天有中西文化互相開放呈現的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就是希望，抓不住就是遺憾。 （ 2010 年 6 月 5 日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田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