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加这样一个研讨易经文化与学术的国际盛会，感到非常荣幸！很高兴有机会与同行进行切磋、交流。

 

我想借这个场合提一个我以为很重要的问题：“以后现代眼光学习《易经》”。“后现代”这个词汇需要一点解释，它是个西方词。“后现代”是西方历史意义的相对于“现代”的一个概念。西方传统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后现代这样一路发展而来；“后现代” 是“现代”的延续，也是“现代”的辨证，是其对立面。把“后现代”与《易经》相联系，“后现代”在这里不是西方思想传统意义的概念，而更是一个横向空间意义概念，也即今天学习《易经》，不应当是简单重复它过去的旧形式和神秘性，而是重在将当今所处历史性、全球性条件考虑进去，以崭新的语言阐发《易经》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它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的指导性的普遍意义，阐发其世界性人文价值，使其在空间意义超越中国和亚洲，在时间意义超越过去和今天。

 

今天学习《易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对人们提出要求。这个现实就是睁开眼睛就看到的全球化形势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扰人类的问题。全球化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竞争激烈。人类文明、文化由于现实问题困扰，引起全球有识之士反思。今天学习《易经》所应具有的后现代眼光，就是必须要与后现代反思思潮的对话与交流。而这种对话、交流不应还是流行地用西方概念看待中国。不应仍囿于西方的话语结构、将中国思想塞入西方思维框架，而是用中国自己话语结构、自己宇宙观、自己方法论、自己的思维去谈论西方后现代进行反思的现实问题。

 

今天学习《易经》应当既不局限于历史语言、过去的问题意识，不应当简单复古甚至搞陈旧、保守的神秘主义，又不囿于西方话语结构，而是以崭新语言、以中国自己话语阐发中国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学习《易经》不会有广阔前途。而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则必须要具备一种空前广阔的后现代眼光，那就是东西文化比较的视野。这一视野有利于以现代语言阐发《易经》伟大哲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意义，使其生发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功力，对人类认识自己前途提供可选择的有效途径。

 

当我们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根据本人多年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在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从抽象层次（也是深和高层次）可以构想西方是金字塔（或三角形）、中国是心场型这样两个基本模式。这是中西文化传统千差万别来源的最根本差别。应该说，在想到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浮现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

 

西方的金字塔（或三角形）是因为两点：一、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基督教传统建立的宇宙观是一个高高在上超绝于万物的主宰体（如上帝）；二、下面是由这个主宰体严格控制的游动不居、分散状态、单个独立的宇宙间（包括人）的万物。一切物听从主宰体的安排，追求主宰体所决定的原理，走向与主宰体的会合。当我们对这种情况构想一个结构的时候，它自然呈现一个金字塔（或三角形）情势。我们可以称它“一多二元”，即主宰体与万物构成二元因素之间的单线主宰关系。

 

中国的心场型（圆形）是因为中国宇宙观恰恰不是“主宰体与万物”两个元素，而是万物这一种元素，并把着眼点放在万物的互系、延续与其间的千变万化之上（即所谓通变）。中国不为宇宙假设一个主宰体，也不假设万物是接受主宰体控制、游动不居、分散状态、单个独立的物体，而是将宇宙认识为由于互系、延续而不可分、浑然一体的万物。任何一物都可视为与情境视野不可脱离的焦点加以对待。所以当这种情况用一个结构模式表达之时，自然呈现一个心场情势。心场情势即太极情境，万物之变通与走势皆为“一阴一阳”之道。心场结构，我们可以称它“一多不分”，这里的“一”不是一个超绝主宰体，而是万物之间的互系、延续使之具有浑然而一性。万物之间不存在主宰与被主宰单线单向的因导致果的关系。

 

所以，一想到中西比较，我们在意识上得到一个太极图的心场结构和一个金字塔的超绝二元结构的差别，它展现出一个空前广阔大视野，使我们获得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今天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中西文化比较、这样比较出来宇宙观差别的重要，是因为这样差别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还是一种互相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但是它导致思维方式、价值观、以至语言的结构差别。由于是潜存在意识深层的结构，往往在语言具体使用情势和场合，彼此不容易察觉。中国人不容易想象西方人意识深处有一个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一种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同样，西方人也难以想象中国人意识深处有一种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和一种通变互系性思维方式。其实各自对自己也是一时难以想象自己意识深处的结构。但正是这种意识深层差别造成导致双方大量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互为暗处的问题。认清这种情况，就可以意识到中西方所处态势，等于双方都处在黑暗中，彼此在向对方摸行，情形恰似京剧的《三岔口》。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需要对彼此明察，作文化比较，向对方解释，以求进一步在深层产生相互了解，不再在黑暗中向对方摸行。

 

一百多年来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不把结构性差异作为前提，中国与西方的思想学术交流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交流。在此情况下，人们往往是在以自己母语意境误用为对方语言意境，即已对他方实行扭曲。而一旦对根本差异的结构有了明察，即进入两大文明和思想传统广阔的比较视野；也就是说，已经处于是从森林看一棵树，而不是脱离森林，只在两单棵树木之间作比较。近些年中国文化界有在很多问题上的热烈争论，都由于脱离两大文明和思想传统的广阔视野比较，认识不到中西思想传统结构差异，而成为莫衷一是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许多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也都由于采用了西方概念和话语而失去其原本合理性和合法性，给今天社会的思想意识性带来混乱和彷徨。比如，人们在广泛谈论中国发生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社会流行意识闹不清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什么是中国人的灵魂和价值观、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这种危机起源于西方思想长期冲击中国意识和缺乏中西结构性差异的比较视野，从而导致很多令人困惑和彷徨的问题发生，无法澄清。所以，关注中西文化比较、重视二者的结构差异在今天已变成具有十分紧迫现实意义的问题。

 

另外，中西比较视野能够使我们意识到过去不曾在《易经》中意识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了心智，可以明明确确地说，所追求而彷徨不解的精神家园问题，答案就在易经之中。易经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系。纵然有千条万条可举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却归根结底都是易经的发源。这个发源就是易经阐发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结构，恰恰是在比较之中彼此发现对方的；“一多不分”恰恰是《易经》为中华民族提供的精神思想结构。中西结构的比较，让我们在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抽象、更深刻、更高度地理解《易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重视二者的结构差异，如同走出庐山，再回头重新审视庐山壮观的风貌，从而获得对庐山（《易经》的哲学与文化）更深刻的理解。

 

《易经》提供的“一多不分”结构，是一个天、地、人三才与一阴一阳之道的自然宇宙，可称为中华文化密码。《易经》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构成一体。《易经》向人们揭示，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顺天命而不乏主动。《易经》是中华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造就了一颗中国灵魂；这颗灵魂化育于《易经》的中国特色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一颗与西方“上帝结构”灵魂不同的“道结构”灵魂，始终追求一个正道。历代对中国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思想或学派，无不渗透着《易经》的灵魂。儒、道、墨、法、释、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家、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至五四运动及改革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都无不蕴涵着这样一颗中国灵魂。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只有理解《易经》才能更深刻了解广义的文化。学习《易经》，我们就能找回中华民族的灵魂，回归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灵魂本源，是对宇宙的认识、是思维方式、是价值观念；确切说，是一多不分的宇宙观、互系通变的思维方式、与天地合一的价值观，是由此化育而成的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度胸怀，是驾御瞬息万变的从容智慧。

 

中西比较视野为我们创造理解《易经》普遍意义的条件。《易经》具有的普遍意义恰恰在于它的不追求绝对意义；不绝对的绝对是不绝对，《易经》的普遍意义也就在于它阐发事物的变化、内在联系、不确定性与过程。《易经》是辨证的科学思维，是一般科学的人本性与根本。《易经》是聪明智慧的宝藏，是科学创造力的源泉。《易经》的本质决定着它的开放性与包融性，决定它与西方精神的可沟通性。因此，以后现代眼光学习《易经》，加上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是要弄清二者的结构差别，但目的是为了走向理解。只有知道差别，才会知道如何对待差别；知道差别不是主张二元对立，而恰恰是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寻找这样走向的切实可行方法。而误解是因为差别，搞清差别是消除误解的第一步。而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有中西文化互相开放呈现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是希望，抓不住就是遗憾。 （ 2010 年 6 月 5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 田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