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近年來有關新石器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國文明的發源地如滿天星斗般廣泛分佈，然而最終成為主流文明搖籃的，依舊是內陸的黃河中游。在這個地區，自古以農為本。對於農人的生息繁衍而言，仔細地觀察天地和虔誠地順應自然是無可迴避的不二法門。風水術就起源於此，作為世代相傳的相地擇居之法，曾經長期模糊地為民眾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近代以來，在中國逐步西化的過程中，這種源於經驗的合理觀念曾被人們棄之若敝屣，以至於出現妄自菲薄的現象。近年來隨着傳統文化的復興，風水觀念日益受到學界重視，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討論，甚至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戲劇性熱潮。無論如何，我們應當認識到，風水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已經成為漢文化的基因要素，深入我們民族的骨髓。風水術中有關自然地理的特殊信念，造就了人居環境中屈曲有情的別樣風景。

　　一．風水又名“堪輿”，最初見之於漢代。在《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五行》中，有《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說文解字》：“堪，天道；輿，地道。”中國先民對天文、地理的深切關注，本質上是由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在很大程度上，農業生產和生活都依賴于山水環境和氣候條件，農夫必定終年順應自然的變化，以求趨吉避凶。早期風水術質樸的旨趣，不外乎此。



　　尊重天地順應自然，是華夏先民安身立命的基本準則。高峰低谷間那宜耕宜居的階地沃土，成就了先民生存的理想環境；貧瘠瘴癘的窮山惡水和桀驁不馴的平原濕地，則有待累世辛勤地改造。在早期的漁獵和採集時代，為了避免洪水的侵害，人類常以河流兩岸地勢高亢處的天然洞穴作為棲身之所。《墨子·辭過》：“就陵阜而居，穴而處。”進入農耕時代，農作物對於水的大量需求，引導人類走下高山，沿河傍水而居。《史記·五帝本紀》：“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

　　大禹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創始人，他在華北平原採用疏導法成功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可是長江中游平原的治水工程也許比華北平原開始得更早，在湘、鄂兩省，近年來發現了多座新石器中期的聚落遺址。8000年以來曾經對華夏文明的成長有過巨大貢獻的幾大平原和盆地，無不經歷了先民長期的地理改造。

　　比較中西城市規劃史和建築史，可知航海的歐洲先民與之情趣迥異，他們不曾有過順應自然的內心體驗，因而沒有生成有關風水形勝之觀念。兩種對立的思想觀念，來源於早期兩地先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無疑決定於地理氣候上的差異。

　　中國先民在地理認識方面的早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風水術作為中國早期的地理學，主要的關注對象原本與現代地理學（Geography）研究的對象交疊甚多。地理一詞最早出現於春秋時期，《易·繫辭》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地理專著《尚書·禹貢》和《山海經》的成書時間，約在戰國時期，其中介紹山脈、河流以及交通、物產等，相當詳盡。《管子·地圖》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其中強調將帥在攻城略地之前，必須先備地圖，以便準確了解目的地的山川、道路、城郭等。

　　甘肅放馬灘秦墓出土的天水地域圖繪於七面松木板之上，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長沙侯國南部地圖繪於二種絹布之上，它們從實物上反映了先民在地理方面的成就。西晉裴秀提出“製圖六體”，標誌着中國地圖測繪方法的成熟。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所述河流涉及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乃至南亞。元代郭守敬先後任都水監和司天官，比德國人高斯早560多年，提出全球高程標準當以海平面為零點的科學理論。他所規劃的元大都白浮泉渠道，循西山東南麓等高線蜿蜒長達30多公里，而坡降僅數米；至今京密引水渠仍因其舊址，足證當時其地理測量和渠道施工的精確性。

　　二．在中國早期的歷史文獻中，有關地理選擇的記載不勝枚舉，文字表述五花八門，基本原則卻一脈相承。先秦時，人們將具有氣候、物產以及攻防等各方面綜合優勢的地理格局稱之為“形勝”。在《荀子·強國》中，關於秦國自然地理的記述云：“其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史記·高祖本紀》云：“秦，形勝之國也。”南朝梁徐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琅琊城》詩云：“表裡窮形勝，襟帶盡岩巒。”宋《方輿勝覽》云：“泉州形勝，其地瀕海，遠連二廣，川逼溟渤，閩粵領袖，環島三十六。”明嘉靖《欽州志》卷一云：“靈山，三水襟裙，烏江旋帶，…重崗疊翠，山川盤郁，地勢融結。此一方之形勝也，古人建邑於此，蓋不偶然。”

　　考古發現，華夏先民在選擇聚落基地時，很早就確立了若干原則。近年考古學家對於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的挖掘表明，人類聚落多選址于山脈的東南麓，特別是兩水交匯或河流凸出的地帶。據《詩經·大雅·公劉》記載：“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影）乃崗，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其中記述了西周先祖公劉遷移立國的故事，包括相地察水、開荒種地、渡渭取石、建造宮室的過程。公劉選定的“豳”，位於渭水支流涇河中游，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正是陰陽合宜的居所。

　　較之地球上同緯度的其它地區，中國中、東部丘陵和平原上的大部分地區氣候相對惡劣。夏季，除華南沿海以外，大部分地區的平均氣溫比世界同緯度地區要高出2攝氏度左右；從華北到江南，歷年的極端高溫幾乎都會超過40攝氏度。冬季嚴寒要持續很長時間，在每年多次“寒潮”的作用下，中國的平均氣溫大大低於世界上人口密度較高的其它國家。但是，整個中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蒙古高原連成整體，在大陸西北面形成一個巨大的屏障。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居住的中、東部地區而言，這個屏障在夏季可作為迎風面形成降水；而冬季來自亞洲腹地蒙古、西伯利亞的寒潮，則被該屏障有效地削弱。

　　對於華夏先民而言，適宜的定居場所絕非隨處可覓，而有待人們不辭辛苦地精心尋找。在廣袤的山水間，為適應中國大地特殊的地理氣候，“相陰陽”活動經久不衰。那些條件優越的局部場所，往往取像於中國大地的整體形勢。順應自然大勢而止於適度的改造和建設，難道不就是“中庸之道”嗎？華夏先民很早就在“相陰陽”的活動中達到了“執中”，這個“中”，成就了中國的古典哲學，至今讓我們受益。

　　在醫藥衛生事業欠發達的古代，嚴酷的冬夏兩季對人類健康和生物成長都構成極大威脅。為了削弱這一威脅，中國先民以“相陰陽”應對之。從華北地區留存至今坐北朝南的各類窯洞，以及當代坐北朝南的蔬菜大棚中，細心的觀察者都不難發現中國民間那源遠流長的智慧。現代科技雖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惡劣氣候的威脅，可是在資源和環境方面，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建築採暖和製冷造成的能源消耗，已經大到使地球不堪重負難以為繼的地步。

　　三．在《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中，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的發生，精密言之，並不賴藉黃河本身，她所依憑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一個角落裡，卻是中國古代文化之搖籃地。那一種兩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帶，這是一個水椏杈，中國古書里稱之曰汭，汭是在兩水環抱之內的意思，中國古書里常稱渭汭、涇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帶而言。”

　　這一推論，近年來屢為考古發掘所證實。河南密縣莪溝北崗的裴李崗文化遺址，面積約八千平方米，位於洧水北岸且有綏水來匯的三角形台地上，高出現代河床約70米。河南澠池仰韶村聚落遺址在城北台地上，三面臨水，飲牛河自東繞南至西與另一條溪流匯合。

　　在早期文獻中，關於“汭”的記述俯拾皆是。《逸周書·度邑解》記：“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清人朱右曾對此做出過明確的解釋：“雒汭，雒水入河之處，在河南府鞏縣北。伊汭，伊水入雒處，在河南府偃師縣北。”《尚書·堯典》云：“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媯水在山西永濟縣西南，地接陝、晉、豫三省。

　　河流彎曲凸出而形成的地塊，是汭位的另一種形態，由於這一形態分佈的範圍更廣，所以在中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更加重要。今人可以藉助水利學的實驗，對其運動特徵進行準確分析。通常在上游，地表的高低起伏會自然導致河流於其間彎曲盤桓；在地勢較平坦的下游，河水往往受制於河床兩側的地質強度，從較強的地方流向較弱的地方。在河流彎曲處，水流在凹岸的迴轉半徑大於凸岸，因而流速也大，水體下層會發生自凹岸向凸岸的橫向運動，使凹岸底部的泥沙逐漸堆積於凸岸。在日復一日的橫向作用下，凹岸底部必將面臨被淘空的危險，結果意味着地表基地的崩潰；於此相反，橫向運動所造成凸岸泥沙的堆積則在原本較堅固的基礎之外，使面積持續增大。這一現象實際上反映了生存空間的萎縮或拓展，毫無疑問，對於傍水而居的農人來說，具有生死攸關的重大意義。

　　位大吉大利，適宜居住和耕種，可是天然的汭位並非隨處可尋。為了滿足形勝的的整體要求，還要結合前述“相陰陽”之法，因而更為不易，有時必須對天然基地進行人工改造。在山區，人們常常尋找坐北朝南的谷地，於其中部填土成阜，形成後世風水師所謂的“明堂位”，以利居住和耕種。又于山腳和土阜之間掘溝導水外流，再於水口位置造橋建閣，以利水土保持或控制交通。清人林牧在其《陽宅會心集》中將此描述為：“埂以衛局，橋利往來，處置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氣”。

　　經過長期的因襲傳承，原本富於理性思維的科學認識可能逐漸轉化為不假思索的形式崇拜。從一定程度上說，中國晚期風水術正是這種歷經轉化的產物，“汭位”隨之成為一種象徵意義上的美學圖形。故宮太和門前的金水河，太廟前的玉帶河，各地孔廟前的泮池以及民居前的半月池，形狀皆為向前凸出的弧形或半圓形，它們無不向我們強烈暗示着中國先民亘古不息的古老追求。

　　四．巽，八卦之一，在後天八卦中代表東南方位，“流巽”意指水流向東南。中國地形的大勢是西北高、東南低。大而言之，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都從西北高山流向東南海洋，流巽實即中國水系整體狀貌的概括，中國大部地區城鎮、聚落乃至合院建築的排水皆是這一狀貌的具體而微。

　　從商代開始，便有巽位排水的建築遺迹留存下來。在對河南偃師二里頭商代宮殿遺址進行的發掘中，考古學家發現合院東廊下埋設着兩組陶管，一后一前，走向分別朝東和東南。在對陝西歧山鳳雛村西周合院建築遺址進行的發掘中，考古學家發現後院有一條卵石壘砌的排水暗溝，方向朝東；前院地下有一組排水陶管，方向朝東南。由這兩道排水設施的不同做法來看，先民對於院落前後集水量的大小及其排水設施瞭然於心。卵石壘砌暗溝的排水量較小，管道的排水量較大，它們分別用之於集水面積較小的後院以及面積較大的前院，可見應當全部出於精心思考後的設計而非隨意為之。


　　在古代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城鎮和建築群的排水朝着東南方向的巽位，既是功能上順應地形的技術處理，也是觀念上尊重自然的體現。以北京為例，地處華北平原西北端，三面環山，唯東南向渤海緩慢傾斜，所在小平原有“北京灣”之稱。西直門海拔50米，左安門海拔40米，坡度略大於千分之一，十分有利於城市的自然排水。明清紫禁城的規劃設計，則是建築群方面的完美實踐。其南北長961米，東西寬753米，自紫禁城的西北隅到東南隅，內金水河蜿蜒而下，整體高程下降約2米，坡降約千分之二。

　　中國地貌高低的特徵對於城市規劃有着很大影響。《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門無下。”《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云：“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

　　“天門”和“地戶”的觀念長期流傳，最終演變成“水口”理論。清《入山眼圖說·水口》云：“入山尋水口，……凡水來處謂之天門，若來不見源流謂之天門開；水去處謂之地戶，不見水去謂之地戶閉。夫水本主財，門開則財來，戶閉財用不竭。”

　　在明清時期的文獻中，有很多關於水口的敘述。其文字難免鄙俗，內涵卻絕非迷信。觀察南方丘陵地區的山村聚落，我們很容易發現水口理論在實用方面的高明。在“天門”中，“來不見源流”意味着來水或出自山泉或極其隱蔽，這使居民安全地獲得水源。在“地戶”中，“不見水去”意味着排水緩慢或受到控制。山區村落低處的堤壩或橋樑，往往在交通方面的作用不大，卻有防止水土流失，使農田肥力不減的功能。由於居民與外界的聯繫通常是順流而下，所以“地戶”的重要性往往超過“天門”。“地戶”更是人力改造山村聚落的重點，亭台樓閣於此頗為常見，它們除了具備守望的功能以外，更是送往迎來寄託深情的載體。因而今人所謂水口，一般指“地戶”而非“天門”。

　　流巽觀念中另有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中所暗示的不均衡狀貌。均衡亦為華夏先民自始遵從的原則，因而在他們看來，天、地間的不均衡狀貌顯然不能盡如人意。如此就需要一個能夠發揮補足功用的建築或設施存在，以便使人至少從心理上獲得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古代這方面的實踐與現代學術之間存在着很大共性，譬如格式塔心理學中有一個相當清晰的表述：當人的視域中出現一個不規則、不完整或有缺陷的圖形時，人的心理上就會自然產生對其進行彌補以臻完善的需求。

　　對於整體上略有欠缺的中國地貌，東嶽泰山是最能發揮彌補作用的實體存在。泰山地處中原東部的瀕海地區，它突兀挺拔如擎天一柱，成為華夏整體之巽峰。從海拔高度上看，泰山在五嶽中並不稱最。只是因其位置極特殊，形勢極壯觀，才使得華夏先民“地不滿東南”的心理缺陷得以匡正。對於泰山的崇拜，逐漸上升為國家祀典。《尚書·堯典》云：“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岱宗即泰山。隨着中華帝國疆界的擴展，南、北二岳均有遷移，但東嶽始終確指泰山。秦始皇封泰山，更是中國疆土大一統的重要標誌。

　　在範圍較小的局部環境中，類似泰山的天然造化十分罕見，因而人們常以高大建築作為其替代或象徵。我們在很多地方都不難看到，文峰塔聳立於城市的東南角，魁星閣高踞於村落的東南隅。作為特殊建築的塔和閣，從結構和造型來看，與中土建築一脈相承；從精神和意義上着眼，皆與科舉功名緊密關聯。風水之外，它們更可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標誌。  《中國經濟》 文· 方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