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年来有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如满天星斗般广泛分布，然而最终成为主流文明摇篮的，依旧是内陆的黄河中游。在这个地区，自古以农为本。对于农人的生息繁衍而言，仔细地观察天地和虔诚地顺应自然是无可回避的不二法门。风水术就起源于此，作为世代相传的相地择居之法，曾经长期模糊地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近代以来，在中国逐步西化的过程中，这种源于经验的合理观念曾被人们弃之若敝屣，以至于出现妄自菲薄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风水观念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讨论，甚至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戏剧性热潮。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认识到，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基因要素，深入我们民族的骨髓。风水术中有关自然地理的特殊信念，造就了人居环境中屈曲有情的别样风景。

　　一．风水又名“堪舆”，最初见之于汉代。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中，有《堪舆金匮》十四卷。许慎《说文解字》：“堪，天道；舆，地道。”中国先民对天文、地理的深切关注，本质上是由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农业生产和生活都依赖于山水环境和气候条件，农夫必定终年顺应自然的变化，以求趋吉避凶。早期风水术质朴的旨趣，不外乎此。



　　尊重天地顺应自然，是华夏先民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高峰低谷间那宜耕宜居的阶地沃土，成就了先民生存的理想环境；贫瘠瘴疠的穷山恶水和桀骜不驯的平原湿地，则有待累世辛勤地改造。在早期的渔猎和采集时代，为了避免洪水的侵害，人类常以河流两岸地势高亢处的天然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墨子·辞过》：“就陵阜而居，穴而处。”进入农耕时代，农作物对于水的大量需求，引导人类走下高山，沿河傍水而居。《史记·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

　　大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创始人，他在华北平原采用疏导法成功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可是长江中游平原的治水工程也许比华北平原开始得更早，在湘、鄂两省，近年来发现了多座新石器中期的聚落遗址。8000年以来曾经对华夏文明的成长有过巨大贡献的几大平原和盆地，无不经历了先民长期的地理改造。

　　比较中西城市规划史和建筑史，可知航海的欧洲先民与之情趣迥异，他们不曾有过顺应自然的内心体验，因而没有生成有关风水形胜之观念。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早期两地先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无疑决定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

　　中国先民在地理认识方面的早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风水术作为中国早期的地理学，主要的关注对象原本与现代地理学（Geography）研究的对象交叠甚多。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易·系辞》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地理专著《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的成书时间，约在战国时期，其中介绍山脉、河流以及交通、物产等，相当详尽。《管子·地图》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其中强调将帅在攻城略地之前，必须先备地图，以便准确了解目的地的山川、道路、城郭等。

　　甘肃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天水地域图绘于七面松木板之上，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侯国南部地图绘于二种绢布之上，它们从实物上反映了先民在地理方面的成就。西晋裴秀提出“制图六体”，标志着中国地图测绘方法的成熟。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所述河流涉及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乃至南亚。元代郭守敬先后任都水监和司天官，比德国人高斯早560多年，提出全球高程标准当以海平面为零点的科学理论。他所规划的元大都白浮泉渠道，循西山东南麓等高线蜿蜒长达30多公里，而坡降仅数米；至今京密引水渠仍因其旧址，足证当时其地理测量和渠道施工的精确性。

　　二．在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选择的记载不胜枚举，文字表述五花八门，基本原则却一脉相承。先秦时，人们将具有气候、物产以及攻防等各方面综合优势的地理格局称之为“形胜”。在《荀子·强国》中，关于秦国自然地理的记述云：“其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史记·高祖本纪》云：“秦，形胜之国也。”南朝梁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琅琊城》诗云：“表里穷形胜，襟带尽岩峦。”宋《方舆胜览》云：“泉州形胜，其地濒海，远连二广，川逼溟渤，闽粤领袖，环岛三十六。”明嘉靖《钦州志》卷一云：“灵山，三水襟裙，乌江旋带，…重岗叠翠，山川盘郁，地势融结。此一方之形胜也，古人建邑于此，盖不偶然。”

　　考古发现，华夏先民在选择聚落基地时，很早就确立了若干原则。近年考古学家对于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挖掘表明，人类聚落多选址于山脉的东南麓，特别是两水交汇或河流凸出的地带。据《诗经·大雅·公刘》记载：“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影）乃岗，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其中记述了西周先祖公刘迁移立国的故事，包括相地察水、开荒种地、渡渭取石、建造宫室的过程。公刘选定的“豳”，位于渭水支流泾河中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正是阴阳合宜的居所。

　　较之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中国中、东部丘陵和平原上的大部分地区气候相对恶劣。夏季，除华南沿海以外，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比世界同纬度地区要高出2摄氏度左右；从华北到江南，历年的极端高温几乎都会超过40摄氏度。冬季严寒要持续很长时间，在每年多次“寒潮”的作用下，中国的平均气温大大低于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其它国家。但是，整个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连成整体，在大陆西北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居住的中、东部地区而言，这个屏障在夏季可作为迎风面形成降水；而冬季来自亚洲腹地蒙古、西伯利亚的寒潮，则被该屏障有效地削弱。

　　对于华夏先民而言，适宜的定居场所绝非随处可觅，而有待人们不辞辛苦地精心寻找。在广袤的山水间，为适应中国大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相阴阳”活动经久不衰。那些条件优越的局部场所，往往取像于中国大地的整体形势。顺应自然大势而止于适度的改造和建设，难道不就是“中庸之道”吗？华夏先民很早就在“相阴阳”的活动中达到了“执中”，这个“中”，成就了中国的古典哲学，至今让我们受益。

　　在医药卫生事业欠发达的古代，严酷的冬夏两季对人类健康和生物成长都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削弱这一威胁，中国先民以“相阴阳”应对之。从华北地区留存至今坐北朝南的各类窑洞，以及当代坐北朝南的蔬菜大棚中，细心的观察者都不难发现中国民间那源远流长的智慧。现代科技虽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恶劣气候的威胁，可是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建筑采暖和制冷造成的能源消耗，已经大到使地球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的地步。

　　三．在《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中，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本身，她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落里，却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摇篮地。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

　　这一推论，近年来屡为考古发掘所证实。河南密县莪沟北岗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约八千平方米，位于洧水北岸且有绥水来汇的三角形台地上，高出现代河床约70米。河南渑池仰韶村聚落遗址在城北台地上，三面临水，饮牛河自东绕南至西与另一条溪流汇合。

　　在早期文献中，关于“汭”的记述俯拾皆是。《逸周书·度邑解》记：“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清人朱右曾对此做出过明确的解释：“雒汭，雒水入河之处，在河南府巩县北。伊汭，伊水入雒处，在河南府偃师县北。”《尚书·尧典》云：“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妫水在山西永济县西南，地接陕、晋、豫三省。

　　河流弯曲凸出而形成的地块，是汭位的另一种形态，由于这一形态分布的范围更广，所以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要。今人可以借助水利学的实验，对其运动特征进行准确分析。通常在上游，地表的高低起伏会自然导致河流于其间弯曲盘桓；在地势较平坦的下游，河水往往受制于河床两侧的地质强度，从较强的地方流向较弱的地方。在河流弯曲处，水流在凹岸的回转半径大于凸岸，因而流速也大，水体下层会发生自凹岸向凸岸的横向运动，使凹岸底部的泥沙逐渐堆积于凸岸。在日复一日的横向作用下，凹岸底部必将面临被淘空的危险，结果意味着地表基地的崩溃；于此相反，横向运动所造成凸岸泥沙的堆积则在原本较坚固的基础之外，使面积持续增大。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生存空间的萎缩或拓展，毫无疑问，对于傍水而居的农人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位大吉大利，适宜居住和耕种，可是天然的汭位并非随处可寻。为了满足形胜的的整体要求，还要结合前述“相阴阳”之法，因而更为不易，有时必须对天然基地进行人工改造。在山区，人们常常寻找坐北朝南的谷地，于其中部填土成阜，形成后世风水师所谓的“明堂位”，以利居住和耕种。又于山脚和土阜之间掘沟导水外流，再于水口位置造桥建阁，以利水土保持或控制交通。清人林牧在其《阳宅会心集》中将此描述为：“埂以卫局，桥利往来，处置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气”。

　　经过长期的因袭传承，原本富于理性思维的科学认识可能逐渐转化为不假思索的形式崇拜。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晚期风水术正是这种历经转化的产物，“汭位”随之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美学图形。故宫太和门前的金水河，太庙前的玉带河，各地孔庙前的泮池以及民居前的半月池，形状皆为向前凸出的弧形或半圆形，它们无不向我们强烈暗示着中国先民亘古不息的古老追求。

　　四．巽，八卦之一，在后天八卦中代表东南方位，“流巽”意指水流向东南。中国地形的大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大而言之，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都从西北高山流向东南海洋，流巽实即中国水系整体状貌的概括，中国大部地区城镇、聚落乃至合院建筑的排水皆是这一状貌的具体而微。

　　从商代开始，便有巽位排水的建筑遗迹留存下来。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进行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合院东廊下埋设着两组陶管，一后一前，走向分别朝东和东南。在对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合院建筑遗址进行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后院有一条卵石垒砌的排水暗沟，方向朝东；前院地下有一组排水陶管，方向朝东南。由这两道排水设施的不同做法来看，先民对于院落前后集水量的大小及其排水设施了然于心。卵石垒砌暗沟的排水量较小，管道的排水量较大，它们分别用之于集水面积较小的后院以及面积较大的前院，可见应当全部出于精心思考后的设计而非随意为之。


　　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城镇和建筑群的排水朝着东南方向的巽位，既是功能上顺应地形的技术处理，也是观念上尊重自然的体现。以北京为例，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三面环山，唯东南向渤海缓慢倾斜，所在小平原有“北京湾”之称。西直门海拔50米，左安门海拔40米，坡度略大于千分之一，十分有利于城市的自然排水。明清紫禁城的规划设计，则是建筑群方面的完美实践。其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自紫禁城的西北隅到东南隅，内金水河蜿蜒而下，整体高程下降约2米，坡降约千分之二。

　　中国地貌高低的特征对于城市规划有着很大影响。《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门无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云：“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

　　“天门”和“地户”的观念长期流传，最终演变成“水口”理论。清《入山眼图说·水口》云：“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不竭。”

　　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水口的叙述。其文字难免鄙俗，内涵却绝非迷信。观察南方丘陵地区的山村聚落，我们很容易发现水口理论在实用方面的高明。在“天门”中，“来不见源流”意味着来水或出自山泉或极其隐蔽，这使居民安全地获得水源。在“地户”中，“不见水去”意味着排水缓慢或受到控制。山区村落低处的堤坝或桥梁，往往在交通方面的作用不大，却有防止水土流失，使农田肥力不减的功能。由于居民与外界的联系通常是顺流而下，所以“地户”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天门”。“地户”更是人力改造山村聚落的重点，亭台楼阁于此颇为常见，它们除了具备守望的功能以外，更是送往迎来寄托深情的载体。因而今人所谓水口，一般指“地户”而非“天门”。

　　流巽观念中另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中所暗示的不均衡状貌。均衡亦为华夏先民自始遵从的原则，因而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不均衡状貌显然不能尽如人意。如此就需要一个能够发挥补足功用的建筑或设施存在，以便使人至少从心理上获得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实践与现代学术之间存在着很大共性，譬如格式塔心理学中有一个相当清晰的表述：当人的视域中出现一个不规则、不完整或有缺陷的图形时，人的心理上就会自然产生对其进行弥补以臻完善的需求。

　　对于整体上略有欠缺的中国地貌，东岳泰山是最能发挥弥补作用的实体存在。泰山地处中原东部的濒海地区，它突兀挺拔如擎天一柱，成为华夏整体之巽峰。从海拔高度上看，泰山在五岳中并不称最。只是因其位置极特殊，形势极壮观，才使得华夏先民“地不满东南”的心理缺陷得以匡正。对于泰山的崇拜，逐渐上升为国家祀典。《尚书·尧典》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岱宗即泰山。随着中华帝国疆界的扩展，南、北二岳均有迁移，但东岳始终确指泰山。秦始皇封泰山，更是中国疆土大一统的重要标志。

　　在范围较小的局部环境中，类似泰山的天然造化十分罕见，因而人们常以高大建筑作为其替代或象征。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不难看到，文峰塔耸立于城市的东南角，魁星阁高踞于村落的东南隅。作为特殊建筑的塔和阁，从结构和造型来看，与中土建筑一脉相承；从精神和意义上着眼，皆与科举功名紧密关联。风水之外，它们更可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标志。  《中国经济》 文· 方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