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儒家經學的構成體系中，從五經到六經再到十三經，《易經》在古代中國經學世界裡的排名地位一直保持在不可動搖的前列。和餘外十二部經書相比，儒家的學者們相信上古時代的那著名的十大聖人都曾先後對《易經》的成立作出了獨到的貢獻，“《易》歷十聖”是不可動搖而又盡人皆知的基本常識。東西方的易學傳播史就開始於古代朝鮮半島，再由古代朝鮮傳到古代日本。

　　第一《易經》和古代朝鮮的科舉

　　當時的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鮮的各個王朝，在易學方面的學術交流活動進行得非常頻繁。根據歷史記錄，朝鮮定期向日本派遣易學家來日講學：554年，百濟王朝派遣《易》博士王保孫、五經博士柳貴來日講學；648年，孝德天皇開始施行向古代朝鮮派遣學問僧制度……而當時朝、日各自和中國之間的易學學術交流活動，還沒有正式形成。

　　到了959年，古代朝鮮在高麗王朝光宗當政時正式施行科舉制后，又以《易經》作為明經取士的經書考試科目之一。證據可見《舊唐書·東夷傳·高句麗》：“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書》、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類似記載還可見《北史·高句麗》、《周書·異域傳·高麗》、《新唐書·東夷傳·高句麗》等史籍中。當時高麗王朝的科舉制度中專設有明經科，此科內容是以《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作為科舉試題內容。

　　在百濟也是如此，見《舊唐書·東夷傳·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

　　新羅因為地理位置遠離中國，在接受漢學上，不如百濟和高麗那樣便利。但是新羅的漢學來自百濟和高麗則是順理成章的。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新羅王朝在神文王二年，即682年開始施行國學制度。到了景德王時代，又改國學制度為太學國學制度。此時，就已經正式規定了《易經》是官方科舉制度所使用的經書之一。在景德王時代，教授的科目分為三科，其中第一科使用《禮記》、《周易》，第二科使用《左傳》、《毛詩》，第三科使用《尚書》、《文選》，三科都使用《論語》、《孝經》作為教科書。李丙濤博士在《韓國儒學史略》中以為上述三科依次是上、中、下三級經學教學分類：(A)《禮記》、《周易》，(B)《左傳》、《毛詩》，(C)《尚書》、《文選》。此說是合理的，因為當時把這三科稱為大、中、小三經。當時向中國派遣學問僧和留學生的制度已經十分普遍，遣唐使和遣宋使的大量出現，使古代朝鮮的儒學水準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第二崔沖和九齋學堂

　　在古代朝鮮高麗王朝成宗之時，在崔承老上書成宗的著名的二十八條“時務”中，其中第十四條明確說明：“《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在此，崔承老利用易學思想作為其立論的基礎，這一作法和古代中國儒家傳統是完全一致的。在明治時代的日本，也有“不知《易》者，不得入圈”之說。因為易學是天人合一學說的思想基礎，所以任何政治上的變化一旦能有易學思想上的證據，也就增加了行動的可信度。在古代中國、古代朝鮮、古代日本，甚至在古代越南，都如此。成宗對於漢學在高麗王朝的受容有重大的推進作用，漢學在高麗的普及和遣宋使的大量出現，都是出自崔承老的建議，並由他本人審議批准的。

　　崔沖在高麗王朝文宗時代開始創立了古代朝鮮漢學史上的第一家私學——九齋學堂。崔沖本人歷經顯宗、德宗、靖宗、文宗四朝，是著名的四朝老臣。72歲后才正式退官，開始從事私塾教育，九齋學堂就是他退官后的產物，這使他享有“海東孔子”的雅稱。關於此學堂的命名由來問題，韓國漢學家金忠烈博士在《高麗儒學思想史》中說：“齋堂即現今的教室。分為九個教室進行講學極有可能是為了分別受容各年級學生。就是各齋受容程度相異之學徒，講授不同內容。據制九經之授業年限為九年左右……九齋是九個不同班級攻讀相異科目的教室。”九齋的命名中，取法於《易經》的有率性齋、大和齋、大中齋、誠明齋、進德齋五個齋名。

　　當時使用的教學用書，依《高麗史·列傳·崔沖》中的記錄是“授以九經、三史”，九經之中當然又包括了《易經》。到了高麗王朝睿宗時代，又開始在國學內設置七齋，見《高麗史·志》中的記錄：“睿宗四年七月，國學置七齋。《周易》曰‘麗澤’。”七齋顯然是學九齋之命名方法而來的。在此，《易經》又排名第一位。

　　第三古代朝鮮的講《易》制度

　　古代朝鮮在高麗王朝睿宗十一年，即1116年，在宮內施行講學制度，見李丙濤博士《韓國儒學史略》：“睿宗夙慕華風，或派遣學生如宋，或置清燕、寶文兩閣於闕內，選充學士，搜集古今書籍，研究經史，每命學士講《易》……等書。”其中，有關《易經》的講學時間、內容和學者舉例如下：1117年1月，韓檄如主講《乾卦》；1118年2月，韓安仁主講《泰卦》；1118年11月，韓安仁主講《復卦》；1122年1月，金富軾主講《乾卦》；1132年3月，尹彥頤主講《乾卦》；1133年5月，金富軾主講《乾卦》；1133年7月，金富軾主講《乾卦》；1133年7月，金富軾主講《乾卦》和《泰卦》；1138年11月，金富軾主講《大畜卦》和《復卦》。就此現象，金忠烈博士在《高麗儒學思想史》中說：“對於《周易》的研究，似乎也相當活躍。其重點不在《文言》、《繫辭》，在於本經之卦辭。由此看來，對義理易似乎尚未發達，而《乾卦》、《泰卦》、《復卦》、《大畜卦》等為主要論題。因此好像儒家的立場和道家的見解混而為一。”

　　又見該書對此問題的註解：“戶部尚書李資義自宋返國時所帶書目中有荀爽《周易》十卷，京房《易》十卷，鄭康成《易》九卷，陸績注《周易》十四卷，虞翻注《周易》九卷。他們都是漢代易，是象數學系統的《周易》。高麗似乎多崇尚漢代易。”

　　第四開京派易學和西京派易學

　　自1123年開始的仁宗時代，在講學中正式的對立的易學學派已經出現，其代表人物是開京派的義理派易學家金富軾和西京派的象數派易學家尹彥頤。在古代朝鮮的儒學傳承上，西京派易學屬於高麗系統的儒學，開京派易學則屬於新羅系統的儒學。這一地理位置和王朝體制的區別，是兩派易學形成的客觀基礎。在學術思想上，西京派的易學繼承了古代高麗王朝的道家信仰的傳統，而開京派易學則繼承了古代新羅王朝的儒家傳統。金忠烈博士在《高麗儒學思想史》中說：“上述相對立的學派之間，在學說上呈現最大異見的部門是《周易》……大概是儒家義理易和道家象數易的對立。開京派是義理易立場，而西京派在道家易的立場，互相問難。”

　　金富軾又是古代朝鮮的著名史書《三國史記》的作者，以他為首的金氏兄弟三人是當時開京派易學的核心人物。西京派易學的代表人物尹彥頤曾是他的門下客卿。見《麗史·尹彥頤傳》：“一日王入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學，辨問縱橫，富軾難以應答，汗流被面。”傳說尹彥頤曾著有《易解》，今已失傳。因為當時的中國，在易學上義理學和象數學並起，所謂道家易亦即陳摶為首的圖書派易學，成為取代傳統象數學的一門新學說。古代朝鮮易學研究的這一現象，和當時國內正在進行的義理派和圖書派之間易學研究的論爭是一體的。

　　第五程朱理學派易學的出現

　　1290年，朱子學說傳到了古代朝鮮以後，又出現了程朱理學派的易學家。如禹倬是研究朱子易學的學者，被人稱為“易東先生”，曾任國學祭酒。《高麗史·列傳·禹悼》中說：“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余，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始行。”禹倬的易學傳人是金叔滋，12歲開始學《易》，晚年又研究佛學。當時的其他易學家，還有以研究程氏易學著稱的學者李穡、鄭夢周等人。關於李穡，《牧隱文稿》卷四中說：“既冠之年，會先君同年宇文字貞先生，以學官願從先生受《易》。先生曰：‘《易》非少年所可學。吾且訓汝句讀。’既窬時進《易義》一篇。先生欣然曰：‘義理其殆庶幾矣。’”

　　李穡當時任成均館大司成，略同於古代中國的國子監祭酒。當時的朝鮮，自李穡開始，只有成均館卒業的儒生才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作為成均館的大司成，李穡對程朱易學的推崇，對於當時程朱學說的傳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李穡在寫給鄭夢周的詩中有一句“老來易學慕伊川”，這是此二人皆研究程氏易的一個證據。自此以後，禹倬、李穡成為古代朝鮮易學研究自開京派的義理派易學金富軾和西京派的象數派易學尹彥頤兩大代表之後的兩大新的易學學者。

　　李穡的父親李谷，也是一位著名的朱子學家。李谷的老師是著名的朱子學家李齊賢。李齊賢又是著名的朱子學家權溥的女婿。權溥的孫子就是集朱子學研究之大成的陽村學派創始人、著名朱子學家權陽村。權陽村又是李穡的學生。李穡的學生權陽村著有《易、詩、書、春秋淺見錄》、《五經口訣》。因此，以權氏、李氏為核心組成了古代朝鮮的朱子學派一大主流，他們也開啟了朝鮮的實學思想。

　　鄭自英是李朝世祖時代著名的易學家，他曾有詩曰：“肯綮盤錯追前賢，有如破的看參連。《義經》、《十翼》、《書》百篇，自至束帛來箋箋。”這裡，他把中、朝的經典著作並列起來，或許是當時的一個傾向。在他之後的易學家是宏弼和金安國。二人都是以朱子易學為本。

　　古代朝鮮到了世祖時代，對易學的講授尤其重視。見李丙濤博士《韓國儒學史略》：“命老師四儒，分授四書、五經及《左傳》，考古證今，參定口訣，更令校正。世祖亦曾親定《周易口訣》。”

　　世祖四年，即1458年，世祖在國子監規定了九齋學規制度。這裡的九齋取四書五經之數，每齋學一經。其中以《周易》為最難，定位在最高的第九齋。

　　自此以後，古代朝鮮的易學研究和中國的程朱理學的義理派易學研究保持一致。如李球、李退溪、鄭秋巒、旅軒、安順庵、成研經齋、丁茶山、金阮堂等著名易學家，他們或宗朱子、或宗程子、或宗王陽明，以心、性、理、氣四者中某一說為本，皆有易學著作傳世。比如李球論《易經》的本質時說：“《易》道只是《既濟》、《未濟》。《坎》、《離》只是氣。氣者，理之盛也。理者，氣之妙也。非理，體不立。非氣，用不行。是故‘顯諸仁’者，氣也。‘藏諸用’者，理也。”這是典型的理氣合一說的易學觀。而在旅軒的《易圖發揮》和《圖書發揮》二書中，則又主張以性理說為《易》理的本質。成研經齋在《經解》和《易類》二部著作中，肯定了清代李光地的易學思想。他曾說過：“《易》則《傳》、《義》之前，王弼之功非細。以後，李光地觀《彖》，的確可據。”

　　丁茶山是古代朝鮮漢學史上少見的著作家。他在早年為官期間，曾熱心於機械製作，又曾嚮往西學，一心讀基督教類著作。中年以後，長期居住在康津，幾近20年。在這漫長的人生歲月中，他專心著述，一生留有數百卷著作存世。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和清初的王夫之有近似之處。他是古代朝鮮漢學史上承前啟後式的人物，其有關易學的著作便有二十四卷的《周易心箋》和十二卷的《易學緒言》。除此之外，他對餘外十二經皆有註解著作出版。他以實學思想來研究經學，提出了著名的十二個字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惟是是求，惟是是從，惟是是執。”

　　那個著名的漢學家金阮堂，是位來華時曾經專門拜見過清代著名經學大師翁方綱、阮元的朝鮮易學家。當時此二人正在鼓吹實學思想，在經學研究中，阮元的《十三經註疏》成了清代經學研究和實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這對金阮堂回國後主張實學思想有較大的影響。李丙濤博士《韓國儒學史略》評述他說：“阮堂如是主唱實學，而特於經典，置重於《易經》與《禮記》，以為《易》非卜筮之學，只是關於人事改過變通書，故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    來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