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学的构成体系中，从五经到六经再到十三经，《易经》在古代中国经学世界里的排名地位一直保持在不可动摇的前列。和余外十二部经书相比，儒家的学者们相信上古时代的那著名的十大圣人都曾先后对《易经》的成立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易》历十圣”是不可动摇而又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东西方的易学传播史就开始于古代朝鲜半岛，再由古代朝鲜传到古代日本。

　　第一《易经》和古代朝鲜的科举

　　当时的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的各个王朝，在易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进行得非常频繁。根据历史记录，朝鲜定期向日本派遣易学家来日讲学：554年，百济王朝派遣《易》博士王保孙、五经博士柳贵来日讲学；648年，孝德天皇开始施行向古代朝鲜派遣学问僧制度……而当时朝、日各自和中国之间的易学学术交流活动，还没有正式形成。

　　到了959年，古代朝鲜在高丽王朝光宗当政时正式施行科举制后，又以《易经》作为明经取士的经书考试科目之一。证据可见《旧唐书·东夷传·高句丽》：“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类似记载还可见《北史·高句丽》、《周书·异域传·高丽》、《新唐书·东夷传·高句丽》等史籍中。当时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度中专设有明经科，此科内容是以《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作为科举试题内容。

　　在百济也是如此，见《旧唐书·东夷传·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

　　新罗因为地理位置远离中国，在接受汉学上，不如百济和高丽那样便利。但是新罗的汉学来自百济和高丽则是顺理成章的。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王朝在神文王二年，即682年开始施行国学制度。到了景德王时代，又改国学制度为太学国学制度。此时，就已经正式规定了《易经》是官方科举制度所使用的经书之一。在景德王时代，教授的科目分为三科，其中第一科使用《礼记》、《周易》，第二科使用《左传》、《毛诗》，第三科使用《尚书》、《文选》，三科都使用《论语》、《孝经》作为教科书。李丙涛博士在《韩国儒学史略》中以为上述三科依次是上、中、下三级经学教学分类：(A)《礼记》、《周易》，(B)《左传》、《毛诗》，(C)《尚书》、《文选》。此说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把这三科称为大、中、小三经。当时向中国派遣学问僧和留学生的制度已经十分普遍，遣唐使和遣宋使的大量出现，使古代朝鲜的儒学水准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第二崔冲和九斋学堂

　　在古代朝鲜高丽王朝成宗之时，在崔承老上书成宗的著名的二十八条“时务”中，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说明：“《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所以感动天人者，以其有纯一之德，无私之心也。”在此，崔承老利用易学思想作为其立论的基础，这一作法和古代中国儒家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有“不知《易》者，不得入圈”之说。因为易学是天人合一学说的思想基础，所以任何政治上的变化一旦能有易学思想上的证据，也就增加了行动的可信度。在古代中国、古代朝鲜、古代日本，甚至在古代越南，都如此。成宗对于汉学在高丽王朝的受容有重大的推进作用，汉学在高丽的普及和遣宋使的大量出现，都是出自崔承老的建议，并由他本人审议批准的。

　　崔冲在高丽王朝文宗时代开始创立了古代朝鲜汉学史上的第一家私学——九斋学堂。崔冲本人历经显宗、德宗、靖宗、文宗四朝，是著名的四朝老臣。72岁后才正式退官，开始从事私塾教育，九斋学堂就是他退官后的产物，这使他享有“海东孔子”的雅称。关于此学堂的命名由来问题，韩国汉学家金忠烈博士在《高丽儒学思想史》中说：“斋堂即现今的教室。分为九个教室进行讲学极有可能是为了分别受容各年级学生。就是各斋受容程度相异之学徒，讲授不同内容。据制九经之授业年限为九年左右……九斋是九个不同班级攻读相异科目的教室。”九斋的命名中，取法于《易经》的有率性斋、大和斋、大中斋、诚明斋、进德斋五个斋名。

　　当时使用的教学用书，依《高丽史·列传·崔冲》中的记录是“授以九经、三史”，九经之中当然又包括了《易经》。到了高丽王朝睿宗时代，又开始在国学内设置七斋，见《高丽史·志》中的记录：“睿宗四年七月，国学置七斋。《周易》曰‘丽泽’。”七斋显然是学九斋之命名方法而来的。在此，《易经》又排名第一位。

　　第三古代朝鲜的讲《易》制度

　　古代朝鲜在高丽王朝睿宗十一年，即1116年，在宫内施行讲学制度，见李丙涛博士《韩国儒学史略》：“睿宗夙慕华风，或派遣学生如宋，或置清燕、宝文两阁于阙内，选充学士，搜集古今书籍，研究经史，每命学士讲《易》……等书。”其中，有关《易经》的讲学时间、内容和学者举例如下：1117年1月，韩檄如主讲《乾卦》；1118年2月，韩安仁主讲《泰卦》；1118年11月，韩安仁主讲《复卦》；1122年1月，金富轼主讲《乾卦》；1132年3月，尹彦颐主讲《乾卦》；1133年5月，金富轼主讲《乾卦》；1133年7月，金富轼主讲《乾卦》；1133年7月，金富轼主讲《乾卦》和《泰卦》；1138年11月，金富轼主讲《大畜卦》和《复卦》。就此现象，金忠烈博士在《高丽儒学思想史》中说：“对于《周易》的研究，似乎也相当活跃。其重点不在《文言》、《系辞》，在于本经之卦辞。由此看来，对义理易似乎尚未发达，而《乾卦》、《泰卦》、《复卦》、《大畜卦》等为主要论题。因此好像儒家的立场和道家的见解混而为一。”

　　又见该书对此问题的注解：“户部尚书李资义自宋返国时所带书目中有荀爽《周易》十卷，京房《易》十卷，郑康成《易》九卷，陆绩注《周易》十四卷，虞翻注《周易》九卷。他们都是汉代易，是象数学系统的《周易》。高丽似乎多崇尚汉代易。”

　　第四开京派易学和西京派易学

　　自1123年开始的仁宗时代，在讲学中正式的对立的易学学派已经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开京派的义理派易学家金富轼和西京派的象数派易学家尹彦颐。在古代朝鲜的儒学传承上，西京派易学属于高丽系统的儒学，开京派易学则属于新罗系统的儒学。这一地理位置和王朝体制的区别，是两派易学形成的客观基础。在学术思想上，西京派的易学继承了古代高丽王朝的道家信仰的传统，而开京派易学则继承了古代新罗王朝的儒家传统。金忠烈博士在《高丽儒学思想史》中说：“上述相对立的学派之间，在学说上呈现最大异见的部门是《周易》……大概是儒家义理易和道家象数易的对立。开京派是义理易立场，而西京派在道家易的立场，互相问难。”

　　金富轼又是古代朝鲜的著名史书《三国史记》的作者，以他为首的金氏兄弟三人是当时开京派易学的核心人物。西京派易学的代表人物尹彦颐曾是他的门下客卿。见《丽史·尹彦颐传》：“一日王入国子监，命富轼讲《易》，令彦颐问难。彦颐颇精于易学，辨问纵横，富轼难以应答，汗流被面。”传说尹彦颐曾著有《易解》，今已失传。因为当时的中国，在易学上义理学和象数学并起，所谓道家易亦即陈抟为首的图书派易学，成为取代传统象数学的一门新学说。古代朝鲜易学研究的这一现象，和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义理派和图书派之间易学研究的论争是一体的。

　　第五程朱理学派易学的出现

　　1290年，朱子学说传到了古代朝鲜以后，又出现了程朱理学派的易学家。如禹倬是研究朱子易学的学者，被人称为“易东先生”，曾任国学祭酒。《高丽史·列传·禹悼》中说：“倬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禹倬的易学传人是金叔滋，12岁开始学《易》，晚年又研究佛学。当时的其他易学家，还有以研究程氏易学著称的学者李穑、郑梦周等人。关于李穑，《牧隐文稿》卷四中说：“既冠之年，会先君同年宇文字贞先生，以学官愿从先生受《易》。先生曰：‘《易》非少年所可学。吾且训汝句读。’既窬时进《易义》一篇。先生欣然曰：‘义理其殆庶几矣。’”

　　李穑当时任成均馆大司成，略同于古代中国的国子监祭酒。当时的朝鲜，自李穑开始，只有成均馆卒业的儒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作为成均馆的大司成，李穑对程朱易学的推崇，对于当时程朱学说的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李穑在写给郑梦周的诗中有一句“老来易学慕伊川”，这是此二人皆研究程氏易的一个证据。自此以后，禹倬、李穑成为古代朝鲜易学研究自开京派的义理派易学金富轼和西京派的象数派易学尹彦颐两大代表之后的两大新的易学学者。

　　李穑的父亲李谷，也是一位著名的朱子学家。李谷的老师是著名的朱子学家李齐贤。李齐贤又是著名的朱子学家权溥的女婿。权溥的孙子就是集朱子学研究之大成的阳村学派创始人、著名朱子学家权阳村。权阳村又是李穑的学生。李穑的学生权阳村著有《易、诗、书、春秋浅见录》、《五经口诀》。因此，以权氏、李氏为核心组成了古代朝鲜的朱子学派一大主流，他们也开启了朝鲜的实学思想。

　　郑自英是李朝世祖时代著名的易学家，他曾有诗曰：“肯綮盘错追前贤，有如破的看参连。《义经》、《十翼》、《书》百篇，自至束帛来笺笺。”这里，他把中、朝的经典著作并列起来，或许是当时的一个倾向。在他之后的易学家是宏弼和金安国。二人都是以朱子易学为本。

　　古代朝鲜到了世祖时代，对易学的讲授尤其重视。见李丙涛博士《韩国儒学史略》：“命老师四儒，分授四书、五经及《左传》，考古证今，参定口诀，更令校正。世祖亦曾亲定《周易口诀》。”

　　世祖四年，即1458年，世祖在国子监规定了九斋学规制度。这里的九斋取四书五经之数，每斋学一经。其中以《周易》为最难，定位在最高的第九斋。

　　自此以后，古代朝鲜的易学研究和中国的程朱理学的义理派易学研究保持一致。如李球、李退溪、郑秋峦、旅轩、安顺庵、成研经斋、丁茶山、金阮堂等著名易学家，他们或宗朱子、或宗程子、或宗王阳明，以心、性、理、气四者中某一说为本，皆有易学著作传世。比如李球论《易经》的本质时说：“《易》道只是《既济》、《未济》。《坎》、《离》只是气。气者，理之盛也。理者，气之妙也。非理，体不立。非气，用不行。是故‘显诸仁’者，气也。‘藏诸用’者，理也。”这是典型的理气合一说的易学观。而在旅轩的《易图发挥》和《图书发挥》二书中，则又主张以性理说为《易》理的本质。成研经斋在《经解》和《易类》二部著作中，肯定了清代李光地的易学思想。他曾说过：“《易》则《传》、《义》之前，王弼之功非细。以后，李光地观《彖》，的确可据。”

　　丁茶山是古代朝鲜汉学史上少见的著作家。他在早年为官期间，曾热心于机械制作，又曾向往西学，一心读基督教类著作。中年以后，长期居住在康津，几近20年。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专心著述，一生留有数百卷著作存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清初的王夫之有近似之处。他是古代朝鲜汉学史上承前启后式的人物，其有关易学的著作便有二十四卷的《周易心笺》和十二卷的《易学绪言》。除此之外，他对余外十二经皆有注解著作出版。他以实学思想来研究经学，提出了著名的十二个字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惟是是求，惟是是从，惟是是执。”

　　那个著名的汉学家金阮堂，是位来华时曾经专门拜见过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翁方纲、阮元的朝鲜易学家。当时此二人正在鼓吹实学思想，在经学研究中，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成了清代经学研究和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对金阮堂回国后主张实学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李丙涛博士《韩国儒学史略》评述他说：“阮堂如是主唱实学，而特于经典，置重于《易经》与《礼记》，以为《易》非卜筮之学，只是关于人事改过变通书，故穷可以通，死可以生，乱可以治，绝可以续。”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