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結合四庫提要所勾勒的“變卦解易”這一易學史上的重要線索，本文考述了《易小傳》與《易變體義》、《易纂言》與《易象義》、《易象正》與《易原就正》的關係及其思想特色，澄清了其間的一些誤傳與誤會。同時指出變卦解易這一思想流派早在四庫之前的丁易東那裡就已有所總結；指出以動爻變卦解《易》的思想發軔於《左傳》中的古老筮例，明確於南宋沈該的《易小傳》和都絜的《易變體義》，經宋元之際吳澄的《易纂言》和丁易東的《易象義》，到明代黃道周的《易象正》達到其高峰，清代包儀的《易原就正》受到黃道周《易象正》的影響很大。

關鍵詞：《左傳》筮例    動爻    變卦    之卦
 
 
引 言

 時下的幾部易學史著作都注意到沈該和都絜以變卦解經在易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並對其變卦解經的思想特色作了簡要的介紹和探討，如徐志銳的《宋明易學概論》和王鐵的《宋代易學》都有相關章節簡介二人的這一思想。但是從目前對沈、都二氏的研究情況來看，似乎還都只把二人作為孤立的現象來看待，沒有注意到變卦解經是易學發展史上的一重要線索和流派，沒有把沈、都和元代的吳澄、丁易東聯繫起來，更沒有把他們和明代的黃道周及清代的包儀聯繫起來，作為一整體的線索來考察。事實上早在四庫提要中就已經注意到這一易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並有所勾勒。四庫為沈該《易小傳》所作提要較短，但對《易小傳》評價很高，認為沈該所依據的《左傳》筮占，特別是蔡墨論龍，連孔子都沒有批評過，很可能這才是古老周易的真正解法。至於林至對《易小傳》的非議，提要為沈該作了堅定的辯護，認為宋南渡以後研究易學的要麼信奉程頤的以理說易，要麼信奉邵雍的以數說易，而只有沈該在研究先秦經典的基礎上談論三代以來的古老佔法，所以林至看到沈該的《易小傳》就覺得怪誕，這是很自然的。四庫為都絜《易變體義》的提要也是首先例舉分析了《左傳》的一些筮占，認為“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接着又例舉了都絜以變卦來分析坤卦初六和家人卦上九兩爻辭的巧妙性與合理性。四庫為丁易東《易象義》所作提要認為其“變卦之說則取沈該、都絜”，這裡是四庫提要第一次明確把沈、都二氏作為變卦解易的代表。在黃道周《易象正》的提要中，四庫館臣又認為“宋儒沈該之《易傳》、都絜之《易變體義》皆發明之卦，與是書體例相似。”這是第二次並提沈、都，認為沈、都“發明之卦”和黃道周《易象正》的思想體例很相似。應該說元代吳澄的《易纂言》和清代包儀的《易原就正》也都是變卦解易的典型代表作。但四庫在《易纂言》的提要中沒有強調這一點，在《易原就正》的提要中只是說其“毎爻皆注所變之卦，亦尚用左氏筮法，頗為近古”，沒有提到沈、都。儘管如此，我們認為四庫館臣還是勾勒了易學史上變卦解易思想發展的脈絡。和沈該、都絜、吳澄、黃道周、包儀的著作相比，丁易東的《易象義》不是變卦解易派的典型代表作，他反對沈該和都絜每一卦每一爻都用變卦來解，他只是把變卦解易作為其重要解經方法之一。但丁易東可能是最早地把變卦解易作為以象解易的重要方法而加以總結，並早在四庫提要之前就把沈、都作為變卦解易的代表性人物。目前卦變方面的研究很多，變卦和卦變有着密切的關聯，但是變卦思想的研究很少，這是很不應該的。在本文的討論中，變卦和之卦是同義詞，歷史上一般用變卦，也有用之卦，或變體的，本文行文多用變卦一詞，有時也用之卦，但意義完全一致。
 
 
一 沈該《易小傳》與都絜《易變體義》

四庫在為二書作提要時沒有相互提到對方，可是後面又兩次把二人並提，以作為變卦解經思想的代表人物。奇怪的是沈、都二人是同時代的人，到底二人有沒有受到對方的影響，還是二人不約而同地寫下了解易方法及其接近的兩本著作呢？馮椅在《厚齋易學》中說：“沈丞相《小傳》，中興書目《易小傳》六卷，紹興中左僕射沈該撰，每卦別為一論。都聖與作《周易變體》推廣其說。”俞琰在《讀易舉要》中也說：“丞相吳興沈該守約撰《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卦為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都絜變體，蓋推廣其說。”二者都認為都絜是在推廣沈該的說法，只不過俞琰用一“蓋”字沒有馮椅那麼肯定。這種說法可能最早源於程可久，馮椅在《厚齋易學》中又說“《周易說義》十四卷，凡七卷，各分上下，京口都絜撰，知徳慶府，陛辭日有札繳進。紹興乙亥張九成子韶序，以為其父為邦師法，尤邃於易，以所聞於其父者為之傳，先於理而次以象義，毎卦終又為統論。絜，字聖與，丹陽人。父郁，字子文，終恵州敎官。程可久云：‘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如《觀》之九五，不言本爻之辭，獨論《剝》六五，推象數過當。然他處亦不皆然也。’”

這種“推廣說”是很牽強的，是一種想當然的隨意說法。首先，《易變體義》的“原序”、“自序”和“登對進書札子”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其在推廣沈該說。其次，從二書大致的成書時間來看，張九成給《易變體義》所作的原序落款為“紹興乙亥四月旦范陽張九成序”，那麼《易變體義》成書時間最遲不晚於紹興乙亥二十五年，即1155年。那麼《易小傳》的成書時間呢？《叢書集成續編》所收《易小傳》有一篇沈該上呈皇帝的《進易小傳札子》曰：

臣不揆妄意於易三十餘年矣，智識闇淺，見聞寡陋，豈足以窺精微之義？竊嘗謂易有四象，六七八九是也，而六爻止用九六，所謂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自王弼而下，未嘗以變體釋爻辭，近世之言變體者，復失爻象之正，臣輒以臆說為《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卦之意，每卦別為一論，其詳見於序，為六卷十二冊，欲繕寫上進，以備乙夜之覽，深懼荒疏，上瀆聖聰，未敢便行投進取進止。

這段材料對我們了解沈該變卦解經的思想也很重要。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十三載有髙宗皇帝對沈該所上《易小傳》的讚譽，說：“覽卿所進《易小傳》，研究陰陽之奧，發明變動之理，卦后一論最為精切，皆前人所畧者，彌日終卷，深用嘆嘉。卿以元弼，曉然於天人之際，願力陳以輔不逮，稱朕意焉。”沈該於1156年為丞相，從上面來看他把《易小傳》上給高宗皇帝的時候，應該在其當丞相之後，而沈該為相的時間總共也就是三年左右，從情理上推，其上書時間很可能就是在其做丞相的當年。那麼《易小傳》成書的時間最晚也不遲於1156年。更有趣的是都絜也於“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即1158年把《易變體義》上給了高宗皇帝，這樣都絜上書就比沈該晚了兩年左右。但從二書成書的時間來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都絜是在推廣沈丞相的說法。所以我認為二書幾乎是在同一歷史時期不約而同地用了大致相同的思想方法對《易經》文本進行了解讀，相互並沒有受到對方的影響。而且從史料來看，似乎沈、都二人也相互不怎麼熟悉。

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明確和肯定的，那就是都絜的《易變體義》是在推廣他父親都郁的思想，《易變體義》的“原序”和“自序”都反覆強調這一點。如張九成的原序引都絜的話說：“嗚呼！余尚忍言之耶。昔絜先君子言行為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於易。”“此絜所聞於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為之傳。”其自序說“愚以顓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句讀，長聞崖畧，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為說以記所聞。”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也引馮氏的說法“絜父為一邦師法，尤粹於易，以所聞於父者為之傳，先於理而次以象義，毎卦終又為統論。”所以所謂都絜推廣沈丞相的說法是不可靠的，都絜的易學思想直接來源於其父親，這一點是肯定的。而且一旦肯定這一點，也更加否定了所謂的推廣沈丞相說。

從四庫所收二書來看，二書都只列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在爻辭下的分析開始都直接指出這是“之”哪一卦。如解乾卦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易小傳》開頭就說“之姤”；《易變體義》開頭也說“此乾之姤也”，二書解其它諸卦爻辭皆如此，接着也都是結合之卦的卦象和卦義來解析爻辭。但是二書在結合變卦對爻辭的具體分析上是不盡相同的。《易小傳》解釋爻辭時先是就本卦的象義來分析，最後再結合變卦象義來解說爻辭，一般是以“蓋”的發語詞來引起關於變卦象義的討論，而且討論先是說該爻變動后其所在下體卦或上體卦將變為某三爻卦的象義，然後再聯繫該爻變動后其所在卦整體性的將變為某六爻卦的象義，如解釋屯卦初爻，在一般性討論之後就說“蓋初動之主也，處屯之始動則犯難，變而為坤，順而靜也，盤桓居貞之象也。震為諸侯，坤為土為眾。震而為坤，有土有眾，建侯之象也。”然後又接著說“卦變為比，比輔也，眾順從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以利建侯也。”而《易變體義》一開始就結合變卦象義來綜合分析爻辭，和《易小傳》相比，都絜的分析主要是結合整體六爻變卦的易象義來分析，很少談論上體或下體三爻變卦，這是沈該和都絜的一個較大的區別，這一點元代的丁易東就已經注意到。
 

二 吳澄《易纂言》和丁易東《易象義》

從吳澄《易纂言》的體例及其《易纂言外翼》對易學問題概括與總結來看，他是很自覺地運用了變卦解經的思想方法。《易纂言》卷一、卷二部分解上下經的卦爻辭，其於每一爻題下都註明該爻動后的所變之卦，如乾卦六爻，分別注為：“初九，初之畫得九為乾之姤”、“九居第二畫為乾之同人”、“九居第三畫為乾之履”、“九居第四畫為乾之小畜”、“九居第五畫為乾之大有”、“上之畫得九為乾之夬”，其它諸卦爻題下皆類此。但是《易纂言》並沒有爻爻都用變卦來解，只是在其中一小部分的爻辭解釋中用到了變卦，其特徵字眼是某爻“變為剛”或“變為柔”，而且也是多取半象，如解釋大壯卦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時就說“九三變為柔，則下卦又成兌，兌為羊”。在體例上，《易纂言》在解完每卦六爻爻辭之後，都系有“六畫俱九六，為某卦之某卦”的字樣，如鼎卦最後說“六畫俱九六，為鼎之屯”。應該說這是吳澄對乾坤兩卦“用九”“用六”的一種模仿和理解。

變卦解經只是《易纂言》解經的十二種方法之一，吳澄在《易纂言外翼》中對易學史的方法論及其演變發展用十二個專題作出總結。這十二個專題分別為“卦統第一”、“ 卦對第二”、“ 卦變第三”、“ 卦主第四”、“ 變卦第五”、“ 互卦第六”、“ 象例第七”、“ 占例第八”、“ 變例第十”、“ 易原第十一”、“ 易流第十二”。他這裡就明確把“變卦”作為一種解經方法，並把變卦和卦變區別開來。其原序於“變卦第五”說：“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為六十四卦。述變卦第五”。其原序於“卦變第三”說：“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推其用則無窮焉。乾坤變而為六子、十辟，六子、十辟變而為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很可惜的是《易纂言外翼》中專論變卦及卦變的部分已經失傳，我們對吳澄變卦思想更具體的一些情況就不是很清楚了。但吳澄在《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中都沒有強調甚至提到過沈該和都絜。《易纂言外翼》中的“易流第十二”是談論易學流派的，其中明顯看出吳澄是很推崇邵雍的。雖“易流”卷殘缺，但從其書的原序中也看不出有會提到沈該和都絜的意思。

丁易東和吳澄也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都經歷了由宋入元的歷史大變更。吳澄的生卒年是1249—1333年，丁易東的具體生卒年似乎已經不可考了。四庫《大衍索隠》提要說丁易東“宋末登進士第，官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宻院編修官。入元不仕，築精舍，教授生徒”，四庫《易纂言》提要說吳澄“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入元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官至翰林學士”。這麼說來吳澄和丁易東也大致活動於同一歷史時期，二人是否有交往和交流，今天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但二人在易學思想上確實又有不少很接近的地方，他們都很重視變卦解經的思想方法，而且兩人都對易學史上的方法論作出某種總結，也都明確對卦變和變卦這兩種以象解易的思想作出區分。

丁易東在《易象義》中對易學史的流派及其解易的思想方法作出總結。在《易象義》“易統論上”，他把漢以來的易學流派劃為十二派，即“一曰以理論易，二曰以象論易，三曰以變論易，四曰以占論易，五曰以數論易，六曰以律論易，七曰以歷論易，八曰以術論易，九曰以事論易，十曰以心論易，十一曰以老論易，十二曰以釋論易。”我們注意到他這裡把變卦解易專門列為一派叫“以變論易”，而且在下面的具體解釋中，他又明確把沈該和都絜作為這種以變論易派的代表人物，他說：“以變論易者，若沈氏該、都氏絜是也。其說本左氏筮易，如乾初爻變則為姤之類。沈氏既用變卦，又用變爻，若變卦為姤，則變爻為巽。都絜但論變卦，則多以之卦取義，於本卦反畧焉。”這裡丁易東還注意到沈該和都絜雖都以變論易，但具體情況還有些區別，即沈該既用變卦，也用變爻，而都絜則只論變卦，往往多參照變卦的卦象和卦義來解釋本爻辭。他還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兩人的不同，如乾初爻變之姤，沈該既關照到姤卦，也注意到變爻后的下體卦巽卦，巽有入和伏之意，與“潛龍勿用”之意相合。而都絜則多隻就變卦姤卦的情形來論。

丁易東《易象義》自稱是“博採兼收”，企圖匯通漢宋，綜合象數與義理，是很典型的折中派，但從其全書立論來看他還是更多地強調以象論易，他在自序中說“竊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易統論中”部分他也把漢以來以象論易分為十二種，即：“一曰本體，二曰互體，三曰卦變，四曰應爻，五曰動爻，六曰變卦，七曰伏卦，八曰互對，九曰反對，十曰比爻，十一曰原畫，十二曰納甲。”這裡又把變卦列為以象解易方法的一種，下面對變卦又具體論到：“何謂變卦？如左氏傳筮易所謂乾之姤、乾之同人之類是也。然有以三畫卦變取義者，如乾變為巽之類。有以六畫卦變取義者，如乾變為姤之類是也。”這裡丁易東把變卦分為兩種，一是以三畫卦變取義者，如乾初爻變取下體卦巽；二是以六畫卦變取義者，如乾初爻變取整體卦姤。丁易東在《易象義》中既用到了三畫變卦，也用到了六畫變卦，而且還同時雜用了互體卦和伏卦。如以變卦解釋乾卦九四“或躍在淵”，說“以變象言之，九四變則成巽，亦有伏震龍之象。又互兊，兊為澤淵之象。震為足躍之象，巽為進退不果，故或進而躍，或退而淵也”，就兼用了變卦、伏卦和互卦三種方法。丁易東《易象義》不是專門以變卦來解易的著作，而且他也反對沈、都那樣“爻爻以之卦言”，認為“夫變卦誠不可少，然爻爻以之卦言，則不通矣”，主張多種思想方法雜取並用。儘管如此，丁易東對易學史作出的總結，已經很明確把變卦解易作為易學的一派和以象解易思想方法的一種，而且認為此派源自於《左傳》的古老筮例，成體系於沈該和都絜，把沈、都二氏明確定為此派的代表人物。

在《易象義》的“後序”中，丁易東還深入討論了卦變和變卦的不同，他說：

故有變卦焉，有卦變焉。變卦也者，六十四卦變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變也者，十二卦變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畫而變焉為十二，由十二而變焉為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變焉為四千九十六。蓋變卦其流，而卦變其源也；變卦其支，而卦變其本也。有卦變而後有變卦，故予之於易，既以變卦而論其爻，必參卦變以原其畫。夫然後聖人作易之旨無餘藴矣。

丁易東這裡用了“源”和“流”、“本”與“末”來說明“卦變”和“變卦”關係，他認為卦變是更根本的，卦變是十二卦生成六十四卦；變卦是一卦可以推演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推演為四千九十六卦。其變卦思想和吳澄很接近。看來變卦是不局限於一爻動，其整體情況包括一爻動、二爻動、三爻動、四爻動、五爻動、六爻動，其中用來解釋爻辭一般是只用一爻動的情況。若實際卜占，則會出現其它諸種情況，這一點朱子《周易本義》有很詳盡的討論。

三 黃道周《易象正》與包儀《易原就正》

這一節里我們也要先澄清一段歷史的誤區，這個誤區就存在於包儀的《易原就正》和黃道周的《易象正》的關係上。我們所要得出的結論是：包儀的《易象正》受到黃道周《易象正》的很大影響，但很可惜的是包儀卻錯認為《易象正》的作者是陳彥升。從包儀的“原序”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生活在順治、康熙年間，科舉上很不得志，七次落第，窮困潦倒，後來徹底放棄功名的念頭，決意研究易學。經過數十年的苦讀參悟，最後自覺貫通了易象易理，才寫下《易原就正》。從他的自序和凡例里，我們看到他唯邵雍是尊，學宗《皇極經世》，認為“行世易說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其私智，而總非聖人立象盡意觀象繫辭之本旨”。除《皇極經世》外，能入他法眼的就數《易象正》了，但是他卻錯誤地認為《易象正》的作者是陳彥升，他說“惟海寧陳彥升先生所著《易象正》，庶幾於《皇極經世》殆有得，而惜乎非全書，以其亦雜於私智也，然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易原就正》間多取而渾成一家言，難以別也，是以不復別之也，特表而出之，不敢沒先儒功苦之善也。”

為什麼能肯定包儀把《易象正》的作者說成陳彥升是錯誤的呢？能肯定他所說的《易象正》的作者一定是黃道周呢？我們先調出一段包儀所說的“海寧陳彥升”的檔案看看：

陳之遴（1605-1666），字彥升，號素庵，浙江海寧人。是科（崇禎十年）榜眼，歷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順治二年降清，為多爾袞重用，官至戶部尚書。十三年，以結黨營私、賄結內監罪遭流放，卒於尚陽堡（今遼寧開原東）。有《浮雲集》。崇禎十一年、十五年，從侍道周於杭州，並參加十五年至十六年道周《易象正》的校刊工作。

可以肯定包儀所說的陳彥升，就是上面的陳之遴，浙江海寧人，分毫不差。陳彥升於崇禎十年成進士，黃道周是此科《詩》一房的主考，就是說黃道周是他的座師，他和黃道周有師生之誼，和黃道周關係也較為密切，所以他參加了《易象正》的校勘以及後來出版和傳播工作。這一點在《易象正》的“序述”里也有很清楚的反映：

孟長民應春曰：“聞是本已就寄陳太史彥升處，彥升有僕在靖海，敦守是書，夫子業已許之，則是書以彥升本為正也。”

陳彥升之遴曰：“至綉水聞先生在正吊錢去非，私喜不自禁，乃從懇得《象正》完本”

朱美之朝瑛：“既十月，先生以完本寄彥升，又屬彥升若傳播，必與朱美之參定”

何羲兆瑞圖曰：“今《象正》完寄陳彥升處，何繇至山睹此虹玊？”

至此已經很清楚，陳彥升大概是第一個得到了《易象正》的完本，最初也應是由他來出版流傳的。至於包儀為什麼會把《易象正》的作者說成是陳彥升，一方面可能是陳彥升在出版署名上沒有說明清楚，把自己的名字刻得很顯眼；也有可能是黃道周後來抗清被殺，在當時可能還不便明確署其名。另一方面包儀整個治學歷程基本上是由邵雍入門，自學獨悟而來，和外面的交流有限。

應該說變卦解易的思想到了黃道周這裡達到了其歷史的高峰，體例和思想都極其完備，《易象正》是徹底貫徹了變卦解易的思想。該書解每卦爻辭的時候都要說明爻變后某卦之某卦，而且還完整列出變卦的卦辭，認為綜合本卦和變卦的卦辭就可以理解該爻爻辭。黃道周以六畫變卦為主，同時也用到了三畫變卦，偶爾也會用互體和伏體等象數學的解經方法。同時，他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這八體卦還討論了其五爻變一爻不變的變卦情況；在該書卷十二還討論了六十四卦六爻全變的變卦情況。《易象正》的《凡例》全部是反覆論證變卦解易思想的合理性，其中 “《春秋》說象凡例十八條”認為《左傳》和《國語》十八條筮例都用了變卦來解易，“《繫辭》說象凡例十九條”認為《繫辭》所引孔子解易十九則的思想也是暗用了變卦解易的思想，“本卦說象明義凡例十九條”論說其《易象正》用變卦解易最成功的十九條筮例；“本卦說象疑義凡例三十六條”對其書中某些用變卦解易感覺牽強的地方做些變通性的解釋，這疑義三十六條又分為“正變象”二十四條和“變正象”十二條，“正變象”是指本卦和變卦卦辭皆吉而爻辭反凶，“變正象”是指本卦和變卦卦辭皆凶而爻辭反吉。黃道周認為“世儒但見聖人言意真質，不滯所之，遂迸棄典要，以左氏為穿鑿，不知聖人觀象立辭，因動觀象，不動則象無可占，不佔則辭無繇立。今合兩彖以論一爻，雖有雜占，不離兩象”，這裡他把變卦看作是解釋爻辭典要。這些都表明黃道周對變卦解經思想貫徹得徹底性和堅定性。

《易元就正》有很簡要的“凡例”九條，說明其書的宗旨，其中第八條是強調變卦解經的：“彖言一卦之材，體德象變皆材也，爻合兩彖之義，所謂各指其所之也。茲《易原就正》特於逐爻下註明之卦，可以知兩彖之體德象變，或為主為賓，或應取應舎，一字不可増減者，皆非聖人私意之所為。”該書每爻后也列出爻變后之某卦，但從其討論來看似乎已沒有太多的新意，可以看作是變卦解經思想發展的餘緒。
  

四 變卦解易思想的流變及其反思

回顧這一流派的思想傳承，始終交錯着自覺和非自覺。沈、都二氏在同一時代不約而同地完成了體例和思想都極其相近的易學著作，他們曾經活動在同一朝代，甚至都向同一皇帝上過他們的著作，可是卻不見二人有什麼交往和交流。吳澄明確把變卦解易的思想作為其《易纂言》的體例貫徹始終，但也不見他怎麼提到沈、都二人。丁易東把變卦作為其以象解易方法的一種，並把變卦解易明確界定為一種易學流派，而且也很自覺地說明他的這一解經思想是繼承了沈該和都絜，他把沈該和都絜作為此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吳澄和丁易東也大致生活在同一時代，他們的易學思想有很多較為接近的地方，但似乎也不見二人有什麼交往和交流。明末的黃道周把這一思想發揮到淋漓極致，其《易象正》至始至終絲毫不變地完整貫徹着這種解經的思想，其對變卦解經思想方法的合理性也作了很縝密地論證。但是黃道周直接追溯到《左》《國》筮例，既不提沈該、都絜，也不提吳澄和丁易東。以黃道周的博學、名望及其與當時士大夫交流溝通之廣泛，他不會不知道沈該、都絜、吳澄和丁易東的，可是卻絲毫不提他們。包儀《易原就正》也完整貫徹着這種解經體例，他自認為受到《易象正》的較大影響，吸取了其變卦解經的思想方法，可是卻錯把《易象正》的作者說成是黃道周的學生陳彥升，這又着實很滑稽。總而言之，此派思想的傳承多半不是很自覺的。到了清朝，四庫館臣注意到了這一派解易方法的接近，並覺得其很有意義和價值，對此種變卦解易的思想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也認為沈該和都絜是此派的代表性人物。不管是四庫館臣，還是沈該他們，都自覺認為變卦解易的思想源自於《左傳》中的古老筮例，而且也認為這種方法在王弼之前的兩漢名儒中還時有發揮，只是到了王弼之後才慢慢忽視、淡忘了這種很古老的解易方法。如沈該說：“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黃道周說：“凡易自春秋《左》《國》暨兩漢名儒皆就動爻以論之卦，至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應以觀攻取，只論陰陽剛柔，不分七八九六。”但是在兩漢儒者那裡只是有時用到變卦的思想方法，把變卦解易作為一種體例來解《周易》的三百八十四條爻辭，還是從沈該和都絜開始，經過吳澄和丁易東，到了黃道周的《易象正》達到其歷史的高峰。

以上敘述足以向我們展示中國易學史上有這麼一派：以動爻變卦解爻辭。但是近代以來的易學史研究似乎並沒有給這一重要流派給予應有的關注、研究和總結。這一線索應該早些給清理出來，本文也只是拋磚引玉，裡面尚有很多較為複雜的問題無暇論及或無力論及。這方面的研究直接和《左傳》和《國語》中的古老筮例息息相關，而這些筮例特別是其中的“蔡墨論龍”和“之八”問題在歷史上也一直也是個難點。春秋時候《周易》還沒有“初九”“上六”之類的爻題，從《左》《國》筮例來看，其解說結構基本上是A卦之B卦的結構，且以一爻變為主。孔子論爻辭，也不稱“九”某、“六”某，但曰“易曰”、“卦曰”。蔡墨論《乾》卦各爻辭也直接用《乾》之《姤》、《乾》之《同人》、《乾》之《履》等之卦結構來說明。這些都表明在《周易》的源發時期爻辭的意義與取象都和其之卦是息息相關的。《周易乾鑿度》（上）有這麼一段話說：“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玄對這段話註解說：“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系》曰‘爻，効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効其流動也。”《繫辭》也說：“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等等，這也意味着後世《周易》“九”“六”之類的爻題不只是用“九”“六”來指稱爻性的陰陽，還意味着陰陽的變動。這也大概是鄭玄所謂的“《周易》占變，效其流動”的意思。所以變卦解易的思想在易學史上是很有意義的，對我們今天重新認識《周易》源發時期的一些根本問題也是很有啟發的。 作者：翟奎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