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合四库提要所勾勒的“变卦解易”这一易学史上的重要线索，本文考述了《易小传》与《易变体义》、《易纂言》与《易象义》、《易象正》与《易原就正》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澄清了其间的一些误传与误会。同时指出变卦解易这一思想流派早在四库之前的丁易东那里就已有所总结；指出以动爻变卦解《易》的思想发轫于《左传》中的古老筮例，明确于南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絜的《易变体义》，经宋元之际吴澄的《易纂言》和丁易东的《易象义》，到明代黄道周的《易象正》达到其高峰，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受到黄道周《易象正》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左传》筮例    动爻    变卦    之卦
 
 
引 言

 时下的几部易学史著作都注意到沈该和都絜以变卦解经在易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并对其变卦解经的思想特色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探讨，如徐志锐的《宋明易学概论》和王铁的《宋代易学》都有相关章节简介二人的这一思想。但是从目前对沈、都二氏的研究情况来看，似乎还都只把二人作为孤立的现象来看待，没有注意到变卦解经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重要线索和流派，没有把沈、都和元代的吴澄、丁易东联系起来，更没有把他们和明代的黄道周及清代的包仪联系起来，作为一整体的线索来考察。事实上早在四库提要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一易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并有所勾勒。四库为沈该《易小传》所作提要较短，但对《易小传》评价很高，认为沈该所依据的《左传》筮占，特别是蔡墨论龙，连孔子都没有批评过，很可能这才是古老周易的真正解法。至于林至对《易小传》的非议，提要为沈该作了坚定的辩护，认为宋南渡以后研究易学的要么信奉程颐的以理说易，要么信奉邵雍的以数说易，而只有沈该在研究先秦经典的基础上谈论三代以来的古老占法，所以林至看到沈该的《易小传》就觉得怪诞，这是很自然的。四库为都絜《易变体义》的提要也是首先例举分析了《左传》的一些筮占，认为“古来《周易》原有此一义”，接着又例举了都絜以变卦来分析坤卦初六和家人卦上九两爻辞的巧妙性与合理性。四库为丁易东《易象义》所作提要认为其“变卦之说则取沈该、都絜”，这里是四库提要第一次明确把沈、都二氏作为变卦解易的代表。在黄道周《易象正》的提要中，四库馆臣又认为“宋儒沈该之《易传》、都絜之《易变体义》皆发明之卦，与是书体例相似。”这是第二次并提沈、都，认为沈、都“发明之卦”和黄道周《易象正》的思想体例很相似。应该说元代吴澄的《易纂言》和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也都是变卦解易的典型代表作。但四库在《易纂言》的提要中没有强调这一点，在《易原就正》的提要中只是说其“毎爻皆注所变之卦，亦尚用左氏筮法，颇为近古”，没有提到沈、都。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四库馆臣还是勾勒了易学史上变卦解易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沈该、都絜、吴澄、黄道周、包仪的著作相比，丁易东的《易象义》不是变卦解易派的典型代表作，他反对沈该和都絜每一卦每一爻都用变卦来解，他只是把变卦解易作为其重要解经方法之一。但丁易东可能是最早地把变卦解易作为以象解易的重要方法而加以总结，并早在四库提要之前就把沈、都作为变卦解易的代表性人物。目前卦变方面的研究很多，变卦和卦变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变卦思想的研究很少，这是很不应该的。在本文的讨论中，变卦和之卦是同义词，历史上一般用变卦，也有用之卦，或变体的，本文行文多用变卦一词，有时也用之卦，但意义完全一致。
 
 
一 沈该《易小传》与都絜《易变体义》

四库在为二书作提要时没有相互提到对方，可是后面又两次把二人并提，以作为变卦解经思想的代表人物。奇怪的是沈、都二人是同时代的人，到底二人有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还是二人不约而同地写下了解易方法及其接近的两本著作呢？冯椅在《厚斋易学》中说：“沈丞相《小传》，中兴书目《易小传》六卷，绍兴中左仆射沈该撰，每卦别为一论。都圣与作《周易变体》推广其说。”俞琰在《读易举要》中也说：“丞相吴兴沈该守约撰《易小传》六卷，专释六爻，兼论卦变卦为一论，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之卷末。都絜变体，盖推广其说。”二者都认为都絜是在推广沈该的说法，只不过俞琰用一“盖”字没有冯椅那么肯定。这种说法可能最早源于程可久，冯椅在《厚斋易学》中又说“《周易说义》十四卷，凡七卷，各分上下，京口都絜撰，知徳庆府，陛辞日有札缴进。绍兴乙亥张九成子韶序，以为其父为邦师法，尤邃于易，以所闻于其父者为之传，先于理而次以象义，毎卦终又为统论。絜，字圣与，丹阳人。父郁，字子文，终恵州敎官。程可久云：‘作《周易变体》推广沈丞相《小传》，如《观》之九五，不言本爻之辞，独论《剥》六五，推象数过当。然他处亦不皆然也。’”

这种“推广说”是很牵强的，是一种想当然的随意说法。首先，《易变体义》的“原序”、“自序”和“登对进书札子”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在推广沈该说。其次，从二书大致的成书时间来看，张九成给《易变体义》所作的原序落款为“绍兴乙亥四月旦范阳张九成序”，那么《易变体义》成书时间最迟不晚于绍兴乙亥二十五年，即1155年。那么《易小传》的成书时间呢？《丛书集成续编》所收《易小传》有一篇沈该上呈皇帝的《进易小传札子》曰：

臣不揆妄意于易三十余年矣，智识闇浅，见闻寡陋，岂足以窥精微之义？窃尝谓易有四象，六七八九是也，而六爻止用九六，所谓爻也者言乎其变者也。自王弼而下，未尝以变体释爻辞，近世之言变体者，复失爻象之正，臣辄以臆说为《易小传》，既以正体发明爻象之旨，又以变体拟议变卦之意，每卦别为一论，其详见于序，为六卷十二册，欲缮写上进，以备乙夜之览，深惧荒疏，上渎圣聪，未敢便行投进取进止。

这段材料对我们了解沈该变卦解经的思想也很重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十三载有髙宗皇帝对沈该所上《易小传》的赞誉，说：“览卿所进《易小传》，研究阴阳之奥，发明变动之理，卦后一论最为精切，皆前人所畧者，弥日终卷，深用叹嘉。卿以元弼，晓然于天人之际，愿力陈以辅不逮，称朕意焉。”沈该于1156年为丞相，从上面来看他把《易小传》上给高宗皇帝的时候，应该在其当丞相之后，而沈该为相的时间总共也就是三年左右，从情理上推，其上书时间很可能就是在其做丞相的当年。那么《易小传》成书的时间最晚也不迟于1156年。更有趣的是都絜也于“绍兴二十八年四月五日”即1158年把《易变体义》上给了高宗皇帝，这样都絜上书就比沈该晚了两年左右。但从二书成书的时间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都絜是在推广沈丞相的说法。所以我认为二书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用了大致相同的思想方法对《易经》文本进行了解读，相互并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而且从史料来看，似乎沈、都二人也相互不怎么熟悉。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和肯定的，那就是都絜的《易变体义》是在推广他父亲都郁的思想，《易变体义》的“原序”和“自序”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如张九成的原序引都絜的话说：“呜呼！余尚忍言之耶。昔絜先君子言行为一邦师法，服习六艺，而尤邃于易。”“此絜所闻于先君子也。辄拾其遗说，而为之传。”其自序说“愚以颛蒙之资，被过庭之训，幼习句读，长闻崖畧，而身袭儒服，义学是主，年踰知命，尝为说以记所闻。”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也引冯氏的说法“絜父为一邦师法，尤粹于易，以所闻于父者为之传，先于理而次以象义，毎卦终又为统论。”所以所谓都絜推广沈丞相的说法是不可靠的，都絜的易学思想直接来源于其父亲，这一点是肯定的。而且一旦肯定这一点，也更加否定了所谓的推广沈丞相说。

从四库所收二书来看，二书都只列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在爻辞下的分析开始都直接指出这是“之”哪一卦。如解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易小传》开头就说“之姤”；《易变体义》开头也说“此干之姤也”，二书解其它诸卦爻辞皆如此，接着也都是结合之卦的卦象和卦义来解析爻辞。但是二书在结合变卦对爻辞的具体分析上是不尽相同的。《易小传》解释爻辞时先是就本卦的象义来分析，最后再结合变卦象义来解说爻辞，一般是以“盖”的发语词来引起关于变卦象义的讨论，而且讨论先是说该爻变动后其所在下体卦或上体卦将变为某三爻卦的象义，然后再联系该爻变动后其所在卦整体性的将变为某六爻卦的象义，如解释屯卦初爻，在一般性讨论之后就说“盖初动之主也，处屯之始动则犯难，变而为坤，顺而静也，盘桓居贞之象也。震为诸侯，坤为土为众。震而为坤，有土有众，建侯之象也。”然后又接着说“卦变为比，比辅也，众顺从也，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是以利建侯也。”而《易变体义》一开始就结合变卦象义来综合分析爻辞，和《易小传》相比，都絜的分析主要是结合整体六爻变卦的易象义来分析，很少谈论上体或下体三爻变卦，这是沈该和都絜的一个较大的区别，这一点元代的丁易东就已经注意到。
 

二 吴澄《易纂言》和丁易东《易象义》

从吴澄《易纂言》的体例及其《易纂言外翼》对易学问题概括与总结来看，他是很自觉地运用了变卦解经的思想方法。《易纂言》卷一、卷二部分解上下经的卦爻辞，其于每一爻题下都注明该爻动后的所变之卦，如乾卦六爻，分别注为：“初九，初之画得九为干之姤”、“九居第二画为干之同人”、“九居第三画为干之履”、“九居第四画为干之小畜”、“九居第五画为干之大有”、“上之画得九为干之夬”，其它诸卦爻题下皆类此。但是《易纂言》并没有爻爻都用变卦来解，只是在其中一小部分的爻辞解释中用到了变卦，其特征字眼是某爻“变为刚”或“变为柔”，而且也是多取半象，如解释大壮卦九三“羝羊触藩，羸其角”时就说“九三变为柔，则下卦又成兑，兑为羊”。在体例上，《易纂言》在解完每卦六爻爻辞之后，都系有“六画俱九六，为某卦之某卦”的字样，如鼎卦最后说“六画俱九六，为鼎之屯”。应该说这是吴澄对乾坤两卦“用九”“用六”的一种模仿和理解。

变卦解经只是《易纂言》解经的十二种方法之一，吴澄在《易纂言外翼》中对易学史的方法论及其演变发展用十二个专题作出总结。这十二个专题分别为“卦统第一”、“ 卦对第二”、“ 卦变第三”、“ 卦主第四”、“ 变卦第五”、“ 互卦第六”、“ 象例第七”、“ 占例第八”、“ 变例第十”、“ 易原第十一”、“ 易流第十二”。他这里就明确把“变卦”作为一种解经方法，并把变卦和卦变区别开来。其原序于“变卦第五”说：“易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画变则化柔，柔画变则化刚，而一卦可为六十四卦。述变卦第五”。其原序于“卦变第三”说：“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体既成，而推其用则无穷焉。乾坤变而为六子、十辟，六子、十辟变而为四十六卦。述卦变第三”。很可惜的是《易纂言外翼》中专论变卦及卦变的部分已经失传，我们对吴澄变卦思想更具体的一些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但吴澄在《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中都没有强调甚至提到过沈该和都絜。《易纂言外翼》中的“易流第十二”是谈论易学流派的，其中明显看出吴澄是很推崇邵雍的。虽“易流”卷残缺，但从其书的原序中也看不出有会提到沈该和都絜的意思。

丁易东和吴澄也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都经历了由宋入元的历史大变更。吴澄的生卒年是1249—1333年，丁易东的具体生卒年似乎已经不可考了。四库《大衍索隠》提要说丁易东“宋末登进士第，官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枢宻院编修官。入元不仕，筑精舍，教授生徒”，四库《易纂言》提要说吴澄“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以荐擢翰林，应奉文字，官至翰林学士”。这么说来吴澄和丁易东也大致活动于同一历史时期，二人是否有交往和交流，今天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但二人在易学思想上确实又有不少很接近的地方，他们都很重视变卦解经的思想方法，而且两人都对易学史上的方法论作出某种总结，也都明确对卦变和变卦这两种以象解易的思想作出区分。

丁易东在《易象义》中对易学史的流派及其解易的思想方法作出总结。在《易象义》“易统论上”，他把汉以来的易学流派划为十二派，即“一曰以理论易，二曰以象论易，三曰以变论易，四曰以占论易，五曰以数论易，六曰以律论易，七曰以历论易，八曰以术论易，九曰以事论易，十曰以心论易，十一曰以老论易，十二曰以释论易。”我们注意到他这里把变卦解易专门列为一派叫“以变论易”，而且在下面的具体解释中，他又明确把沈该和都絜作为这种以变论易派的代表人物，他说：“以变论易者，若沈氏该、都氏絜是也。其说本左氏筮易，如干初爻变则为姤之类。沈氏既用变卦，又用变爻，若变卦为姤，则变爻为巽。都絜但论变卦，则多以之卦取义，于本卦反畧焉。”这里丁易东还注意到沈该和都絜虽都以变论易，但具体情况还有些区别，即沈该既用变卦，也用变爻，而都絜则只论变卦，往往多参照变卦的卦象和卦义来解释本爻辞。他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两人的不同，如干初爻变之姤，沈该既关照到姤卦，也注意到变爻后的下体卦巽卦，巽有入和伏之意，与“潜龙勿用”之意相合。而都絜则多只就变卦姤卦的情形来论。

丁易东《易象义》自称是“博采兼收”，企图汇通汉宋，综合象数与义理，是很典型的折中派，但从其全书立论来看他还是更多地强调以象论易，他在自序中说“窃谓泥象变而言易固不可，舍象变而论易亦不可”。“易统论中”部分他也把汉以来以象论易分为十二种，即：“一曰本体，二曰互体，三曰卦变，四曰应爻，五曰动爻，六曰变卦，七曰伏卦，八曰互对，九曰反对，十曰比爻，十一曰原画，十二曰纳甲。”这里又把变卦列为以象解易方法的一种，下面对变卦又具体论到：“何谓变卦？如左氏传筮易所谓干之姤、干之同人之类是也。然有以三画卦变取义者，如干变为巽之类。有以六画卦变取义者，如干变为姤之类是也。”这里丁易东把变卦分为两种，一是以三画卦变取义者，如干初爻变取下体卦巽；二是以六画卦变取义者，如干初爻变取整体卦姤。丁易东在《易象义》中既用到了三画变卦，也用到了六画变卦，而且还同时杂用了互体卦和伏卦。如以变卦解释乾卦九四“或跃在渊”，说“以变象言之，九四变则成巽，亦有伏震龙之象。又互兊，兊为泽渊之象。震为足跃之象，巽为进退不果，故或进而跃，或退而渊也”，就兼用了变卦、伏卦和互卦三种方法。丁易东《易象义》不是专门以变卦来解易的著作，而且他也反对沈、都那样“爻爻以之卦言”，认为“夫变卦诚不可少，然爻爻以之卦言，则不通矣”，主张多种思想方法杂取并用。尽管如此，丁易东对易学史作出的总结，已经很明确把变卦解易作为易学的一派和以象解易思想方法的一种，而且认为此派源自于《左传》的古老筮例，成体系于沈该和都絜，把沈、都二氏明确定为此派的代表人物。

在《易象义》的“后序”中，丁易东还深入讨论了卦变和变卦的不同，他说：

故有变卦焉，有卦变焉。变卦也者，六十四卦变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变也者，十二卦变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干》一画而变焉为十二，由十二而变焉为六十四，由六十四而变焉为四千九十六。盖变卦其流，而卦变其源也；变卦其支，而卦变其本也。有卦变而后有变卦，故予之于易，既以变卦而论其爻，必参卦变以原其画。夫然后圣人作易之旨无余蕴矣。

丁易东这里用了“源”和“流”、“本”与“末”来说明“卦变”和“变卦”关系，他认为卦变是更根本的，卦变是十二卦生成六十四卦；变卦是一卦可以推演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推演为四千九十六卦。其变卦思想和吴澄很接近。看来变卦是不局限于一爻动，其整体情况包括一爻动、二爻动、三爻动、四爻动、五爻动、六爻动，其中用来解释爻辞一般是只用一爻动的情况。若实际卜占，则会出现其它诸种情况，这一点朱子《周易本义》有很详尽的讨论。

三 黄道周《易象正》与包仪《易原就正》

这一节里我们也要先澄清一段历史的误区，这个误区就存在于包仪的《易原就正》和黄道周的《易象正》的关系上。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是：包仪的《易象正》受到黄道周《易象正》的很大影响，但很可惜的是包仪却错认为《易象正》的作者是陈彦升。从包仪的“原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生活在顺治、康熙年间，科举上很不得志，七次落第，穷困潦倒，后来彻底放弃功名的念头，决意研究易学。经过数十年的苦读参悟，最后自觉贯通了易象易理，才写下《易原就正》。从他的自序和凡例里，我们看到他唯邵雍是尊，学宗《皇极经世》，认为“行世易说种不胜数，要皆未尝读《皇极经世》，无怪乎各逞其私智，而总非圣人立象尽意观象系辞之本旨”。除《皇极经世》外，能入他法眼的就数《易象正》了，但是他却错误地认为《易象正》的作者是陈彦升，他说“惟海宁陈彦升先生所著《易象正》，庶几于《皇极经世》殆有得，而惜乎非全书，以其亦杂于私智也，然其说有必不可易者。《易原就正》间多取而浑成一家言，难以别也，是以不复别之也，特表而出之，不敢没先儒功苦之善也。”

为什么能肯定包仪把《易象正》的作者说成陈彦升是错误的呢？能肯定他所说的《易象正》的作者一定是黄道周呢？我们先调出一段包仪所说的“海宁陈彦升”的档案看看：

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是科（崇祯十年）榜眼，历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顺治二年降清，为多尔衮重用，官至户部尚书。十三年，以结党营私、贿结内监罪遭流放，卒于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有《浮云集》。崇祯十一年、十五年，从侍道周于杭州，并参加十五年至十六年道周《易象正》的校刊工作。

可以肯定包仪所说的陈彦升，就是上面的陈之遴，浙江海宁人，分毫不差。陈彦升于崇祯十年成进士，黄道周是此科《诗》一房的主考，就是说黄道周是他的座师，他和黄道周有师生之谊，和黄道周关系也较为密切，所以他参加了《易象正》的校勘以及后来出版和传播工作。这一点在《易象正》的“序述”里也有很清楚的反映：

孟长民应春曰：“闻是本已就寄陈太史彦升处，彦升有仆在靖海，敦守是书，夫子业已许之，则是书以彦升本为正也。”

陈彦升之遴曰：“至绣水闻先生在正吊钱去非，私喜不自禁，乃从恳得《象正》完本”

朱美之朝瑛：“既十月，先生以完本寄彦升，又属彦升若传播，必与朱美之参定”

何羲兆瑞图曰：“今《象正》完寄陈彦升处，何繇至山睹此虹玊？”

至此已经很清楚，陈彦升大概是第一个得到了《易象正》的完本，最初也应是由他来出版流传的。至于包仪为什么会把《易象正》的作者说成是陈彦升，一方面可能是陈彦升在出版署名上没有说明清楚，把自己的名字刻得很显眼；也有可能是黄道周后来抗清被杀，在当时可能还不便明确署其名。另一方面包仪整个治学历程基本上是由邵雍入门，自学独悟而来，和外面的交流有限。

应该说变卦解易的思想到了黄道周这里达到了其历史的高峰，体例和思想都极其完备，《易象正》是彻底贯彻了变卦解易的思想。该书解每卦爻辞的时候都要说明爻变后某卦之某卦，而且还完整列出变卦的卦辞，认为综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就可以理解该爻爻辞。黄道周以六画变卦为主，同时也用到了三画变卦，偶尔也会用互体和伏体等象数学的解经方法。同时，他于干、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这八体卦还讨论了其五爻变一爻不变的变卦情况；在该书卷十二还讨论了六十四卦六爻全变的变卦情况。《易象正》的《凡例》全部是反复论证变卦解易思想的合理性，其中 “《春秋》说象凡例十八条”认为《左传》和《国语》十八条筮例都用了变卦来解易，“《系辞》说象凡例十九条”认为《系辞》所引孔子解易十九则的思想也是暗用了变卦解易的思想，“本卦说象明义凡例十九条”论说其《易象正》用变卦解易最成功的十九条筮例；“本卦说象疑义凡例三十六条”对其书中某些用变卦解易感觉牵强的地方做些变通性的解释，这疑义三十六条又分为“正变象”二十四条和“变正象”十二条，“正变象”是指本卦和变卦卦辞皆吉而爻辞反凶，“变正象”是指本卦和变卦卦辞皆凶而爻辞反吉。黄道周认为“世儒但见圣人言意真质，不滞所之，遂迸弃典要，以左氏为穿凿，不知圣人观象立辞，因动观象，不动则象无可占，不占则辞无繇立。今合两彖以论一爻，虽有杂占，不离两象”，这里他把变卦看作是解释爻辞典要。这些都表明黄道周对变卦解经思想贯彻得彻底性和坚定性。

《易元就正》有很简要的“凡例”九条，说明其书的宗旨，其中第八条是强调变卦解经的：“彖言一卦之材，体德象变皆材也，爻合两彖之义，所谓各指其所之也。兹《易原就正》特于逐爻下注明之卦，可以知两彖之体德象变，或为主为宾，或应取应舎，一字不可増减者，皆非圣人私意之所为。”该书每爻后也列出爻变后之某卦，但从其讨论来看似乎已没有太多的新意，可以看作是变卦解经思想发展的余绪。
  

四 变卦解易思想的流变及其反思

回顾这一流派的思想传承，始终交错着自觉和非自觉。沈、都二氏在同一时代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体例和思想都极其相近的易学著作，他们曾经活动在同一朝代，甚至都向同一皇帝上过他们的著作，可是却不见二人有什么交往和交流。吴澄明确把变卦解易的思想作为其《易纂言》的体例贯彻始终，但也不见他怎么提到沈、都二人。丁易东把变卦作为其以象解易方法的一种，并把变卦解易明确界定为一种易学流派，而且也很自觉地说明他的这一解经思想是继承了沈该和都絜，他把沈该和都絜作为此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吴澄和丁易东也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易学思想有很多较为接近的地方，但似乎也不见二人有什么交往和交流。明末的黄道周把这一思想发挥到淋漓极致，其《易象正》至始至终丝毫不变地完整贯彻着这种解经的思想，其对变卦解经思想方法的合理性也作了很缜密地论证。但是黄道周直接追溯到《左》《国》筮例，既不提沈该、都絜，也不提吴澄和丁易东。以黄道周的博学、名望及其与当时士大夫交流沟通之广泛，他不会不知道沈该、都絜、吴澄和丁易东的，可是却丝毫不提他们。包仪《易原就正》也完整贯彻着这种解经体例，他自认为受到《易象正》的较大影响，吸取了其变卦解经的思想方法，可是却错把《易象正》的作者说成是黄道周的学生陈彦升，这又着实很滑稽。总而言之，此派思想的传承多半不是很自觉的。到了清朝，四库馆臣注意到了这一派解易方法的接近，并觉得其很有意义和价值，对此种变卦解易的思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认为沈该和都絜是此派的代表性人物。不管是四库馆臣，还是沈该他们，都自觉认为变卦解易的思想源自于《左传》中的古老筮例，而且也认为这种方法在王弼之前的两汉名儒中还时有发挥，只是到了王弼之后才慢慢忽视、淡忘了这种很古老的解易方法。如沈该说：“自王辅嗣而下，皆未尝以变卦释爻辞，道其大常也。”黄道周说：“凡易自春秋《左》《国》暨两汉名儒皆就动爻以论之卦，至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应以观攻取，只论阴阳刚柔，不分七八九六。”但是在两汉儒者那里只是有时用到变卦的思想方法，把变卦解易作为一种体例来解《周易》的三百八十四条爻辞，还是从沈该和都絜开始，经过吴澄和丁易东，到了黄道周的《易象正》达到其历史的高峰。

以上叙述足以向我们展示中国易学史上有这么一派：以动爻变卦解爻辞。但是近代以来的易学史研究似乎并没有给这一重要流派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和总结。这一线索应该早些给清理出来，本文也只是抛砖引玉，里面尚有很多较为复杂的问题无暇论及或无力论及。这方面的研究直接和《左传》和《国语》中的古老筮例息息相关，而这些筮例特别是其中的“蔡墨论龙”和“之八”问题在历史上也一直也是个难点。春秋时候《周易》还没有“初九”“上六”之类的爻题，从《左》《国》筮例来看，其解说结构基本上是A卦之B卦的结构，且以一爻变为主。孔子论爻辞，也不称“九”某、“六”某，但曰“易曰”、“卦曰”。蔡墨论《干》卦各爻辞也直接用《干》之《姤》、《干》之《同人》、《干》之《履》等之卦结构来说明。这些都表明在《周易》的源发时期爻辞的意义与取象都和其之卦是息息相关的。《周易乾凿度》（上）有这么一段话说：“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郑玄对这段话注解说：“彖者，爻之不变动者”、“九六，爻之变动者。《系》曰‘爻，効天下之动也。’然则《连山》、《归藏》占彖，本其质性也；《周易》占变者，効其流动也。”《系辞》也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等等，这也意味着后世《周易》“九”“六”之类的爻题不只是用“九”“六”来指称爻性的阴阳，还意味着阴阳的变动。这也大概是郑玄所谓的“《周易》占变，效其流动”的意思。所以变卦解易的思想在易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周易》源发时期的一些根本问题也是很有启发的。 作者：翟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