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和《尚書》是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的兩個重要源頭。陰陽是支撐《易經》哲學的兩個基本概念，陰陽兩個方面的和諧與平衡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關鍵。《易傳》在解釋《易經》時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思想。《尚書》闡發了“協和萬邦”、“和恆四方”的政 治理想。

一

 從《漢書·藝文志》開始，《易經》一直被推舉為群經之首，享有“大道之源”的美譽。存在於《易經》中的這個“大道”究竟是什麼呢？《莊子》說：“《易》以道陰陽。”《易傳》也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因此，陰陽就是《易經》所要闡發的大道。但陰陽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兩種物質力量和屬性，而是處於對立統一關係之中的事物的兩個方面。《易經》用陰陽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關係的變化來說明宇宙運動的規律。《易經》六十四卦，每卦都是由陰爻（ - - ）和陽爻（—）構成的，卦爻的吉凶悔吝則是由陰陽的和諧狀況來決定。

  陰陽是我們理解和把握《易經》思想的非常關鍵的兩個概念。陰陽兩個方面和諧平衡時，卦爻就吉利；陰陽兩個方面不和諧、不平衡時，卦爻就不吉利；陰陽嚴重失和時，就會有“悔”、“吝”、“厲”、“咎”、“凶”發生。例如，比卦、泰卦、咸卦等，都是陰陽和諧吉利的卦；睽卦、否卦、損卦等，則是陰陽失和不利的卦。

  拿《比卦》來說，這一卦講的是如何治 天下的問題。《比》的反卦是《師》，《師》講的是如何打天下的問題，所以《易傳》說：“比樂師憂。”比的意思是比附、親和，它講的是人與人之間、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如何比附團結、和諧相處的道理。貫穿全卦的主旨就是：對內如果做到和睦親善，就會吉利平安；對外若能做到和睦親善，就會天下安寧。怎樣去比附親和呢?《比卦》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仁善。《比卦》認為比附親和的首要條件是“元”，也就是“善”。《易傳》認為“元”不是普通的善，而是眾善之長，即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依照儒家的理解，一個人只有“內聖”以後，才能去從事“外王”的事業；“內聖”的程度越高，成就的事業自然就越大。帝王是最高的統治者，從理論上說當然也就是最富有元善之性的人，因此，《比卦》九五爻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比卦》以九五爻為卦主，該卦唯此一陽居尊，為上下所比附者也。

 《易經》以“天子不合圍”喻九五之君的親附光明和正大仁義之象。所謂“天子不合圍”，指天子狩獵只是從三面圍追禽獸，從而捨棄前奔的逃命者，只捕殺迎面而來的投網者，有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該爻以此立象，旨在警示君主應親附百姓，仁愛萬物，視百姓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處。

 

 第二，信誠。《比卦》的初爻說，一個人懷有信誠，就不會有什麼咎害（“有孚比之，無咎”）。充盈的誠信，會給人帶來意外的驚喜和吉祥（“有孚盈缶，終來有它”）。三國時期的易學家虞翻認為，統治者若懷有孚信之心，雖異域殊俗之人，也會來同他比附親和。國與國之間是這樣，人與人之間也是如此。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車輗，小車無車軏，其何以行之哉？”與朋友交止於信，無信就不能交往，更談不上比附親和。正如晉人傅玄所說：“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基於此，宋代的哲學家程頤說：“孚信， 比之本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誠信是人與人交往時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離開了誠信，人與人就無法正常地進行交往。

 第三，心正。《比卦》的卦辭提出了比附親和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正”，而且是“永正”。《比卦》六二爻說：“比之自內，貞吉。”此爻以陰居內卦之中位，柔順，中正，又與外卦九五陽剛相應。《易經》作者以此立象，意在說明比附親和首先應注意群體內部的和睦團結，應恪守正道，發自內心；外部關係的協調也是一樣。對外親附時，也應堅持純正的動機，如此而往，結果定然吉利。所以，《比卦》的六四爻曰：“外比之，貞吉。”所謂“貞吉”，就是說恪守正道是吉利的。《比卦》六四爻以陰居陰，是為當位得正，外比於九五之賢，故云：“貞吉。”可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要想保持穩定和諧的關係，就必須恪守“貞正”的原則。群體內部的比附親和要堅持“正”的原則（“比之自內，貞吉”），群體外部的比附親和也要堅持“正”的原則（“外比之，貞吉”），尤其是追隨親附比自己賢明高尚的人，更要有純正的動機。只有心誠意正，恪守正道，才會實現群體內外的和睦相處與吉利平安。

 《大學》中講“三綱領”、“八條目”，其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正心”。只有做到了“正心”，才能“身修”，“身修”才能“齊家”，“齊家”才能“治國”，“治國”才能“天下平”。

 在《易經》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比如說泰卦，它的卦象是上為坤（坤為地），下為乾（乾為天），否卦的卦象和它正好相反，即上為乾天，下為坤地。在《易經》中，地上天下的泰卦是吉利的，天上地下的否卦卻是不吉利的。初學《易經》的人多於此處生疑，以為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現象，故應當是吉利的；地在上天在下，不符合自然現象，故應當是兇險的。但這實在是一個誤解。

 在《易經》的系統中，天屬陽，陽輕清而升；地屬陰，陰重濁而降。若輕清之天在上，重濁之地在下，就意味着天地相背，陰陽不和，萬物不通，當然就兇險；相反，重濁之地在上，輕清之天在下，就意味着陰陽相交，天地相通，萬物化生，自然就吉利亨通。泰卦的卦象雖然是地在上天在下，“違背”了自然現象，但因為在泰卦中，天地相通，陰陽相接，陰陽是和諧的，所以就是吉利的。否卦的卦象雖然是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規律，但因為在否卦中，天地相背，陰陽相離，陰陽因乖離而失和，所以就是兇險的。

 我們知道，《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易經》六十四卦特別注重陰陽的和諧與平衡，《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易傳》在解釋《易經》時，也多從“和”的角度予以闡釋。

 打開《易傳》，我們可以看到，在《乾卦》中，陰陽和諧了，則“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萬國咸寧”；在《坤卦》中，陰陽和諧了，則“萬物資生”，“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在《咸卦》中，陰陽和諧了，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下和平”。

 此外，《易傳》還講“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與時行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和其明，與四時和其序”，說的都是人與外部世界的和諧。達到了這樣的認識和境界的人，就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大人”、“聖人”；實現了這樣目標的社會就是古人眼中的“太和”社會。

 因此，從《易經》諸卦和《易傳》對《易經》的闡釋中，我們可以看到後世儒者孜孜以求的和睦親善的大同社會 政 治理 想的早期萌動，也可以看到后儒“合和”思想之源頭。

二

 與《易經》不同，《尚書》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它以“誥”、“謨”、“誓”、“命”、“典”等文體形式，為我們生動展示了夏、商、周統治者在其實踐活動中的講話、誓詞、冊命等。這些都是存傳下來的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從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的源頭。

 《尚書》作者特彆強調“德”，有着較為豐富的德治思想。但是《尚書》作者並不是空言德和德治，而是把它們和治國安民的社會實踐聯繫起來，和實現上下清明的和諧社會聯繫起來。

 《堯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俊德”，就是美德。“百姓”，在春秋以前即指百官族姓。“雍”，就是和諧的意思。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能夠修明美德者，才能實現自己九族的親睦。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禮義。百官族姓明理彰義，就會實現天下萬邦的親睦和諧。理義昭明，萬邦協和，風俗大化，天下百姓自會雍和而化，循時而進。

 司馬遷寫《史記》時，援引了《堯典》的這一敘述，稱讚帝堯“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這是我們迄今所見到的“合和”一詞的最早出處。把司馬遷的這段話和上面《尚書·堯典》中的話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帝堯所統治下的古代“合和”社會之景觀。

 《尚書·皋陶謨》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意思是說懷敬信之心而行德，就會實現計謀的光明和弼匡的和諧。《呂刑》篇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天子有穆穆之美德居於上，百官有明明之美德察於下，自上至下，這自然是一番政治清明、光照四方的和美氣象。出現這一氣象的原因，就是君臣百官無不勤勉於德政（“罔不惟德之勤”），正如孔穎達所說：“皆勤行德矣”。《尚書·盤庚》明確要求統治者不要“自荒茲德”，要“施實德於民”，要“積德”，要“式敷明德”，因為只有這樣，才會使天下百姓“永肩一心”，和諧相處。

 《尚書·梓材》也對施行德政的盛世和美景象有所描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先王如能勤用明德，懷遠為近，就會出現萬邦來朝、四方賓服的盛況。以德服邦以後，就是以德服民，所以，《梓材》篇又說：“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這樣就可以實現先王以德化民、天下和諧的理想。

 《洛誥》也說，只有“公稱丕顯德”，“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才能“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恆”，是普遍的意思。“和恆”，就是恆和，就是說萬民皆處於和諧社會之中。因此，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有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才會呈現四方萬邦之民遍享和諧的盛世景象。

 《尚書·立政》在談到商湯以德治國時，說過這樣兩句話：“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爾雅·釋詁》釋“協”為“和也”。“式”，就是法度、規矩。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湯王在商都用和諧的德政濟世安民；其在天下四方，則是通過奉行統一的法度來昭明其大德。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義，把這句話理解為商湯在商都用“協”（和諧），在四方則用“式”（法度）。事實上，這裡的“協”和“式”是聯繫在一起的，與“秦時明月漢時關”相似，使用了修辭學上所謂的“互文”手法，具體說來就是“協”中有“式”，“式”中有“協”，“式”中見“德”。在這裡，德法統一的思想、和諧社會的思想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尚書》和《易經》一樣，都是中國傳統和諧思想的源頭。  作者： 孫熙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