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和《尚书》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个重要源头。阴阳是支撑《易经》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阴阳两个方面的和谐与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易传》在解释《易经》时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思想。《尚书》阐发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的政 治理想。

一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易经》一直被推举为群经之首，享有“大道之源”的美誉。存在于《易经》中的这个“大道”究竟是什么呢？《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易传》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因此，阴阳就是《易经》所要阐发的大道。但阴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种物质力量和属性，而是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易经》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宇宙运动的规律。《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是由阴爻（ - - ）和阳爻（—）构成的，卦爻的吉凶悔吝则是由阴阳的和谐状况来决定。

  阴阳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易经》思想的非常关键的两个概念。阴阳两个方面和谐平衡时，卦爻就吉利；阴阳两个方面不和谐、不平衡时，卦爻就不吉利；阴阳严重失和时，就会有“悔”、“吝”、“厉”、“咎”、“凶”发生。例如，比卦、泰卦、咸卦等，都是阴阳和谐吉利的卦；睽卦、否卦、损卦等，则是阴阳失和不利的卦。

  拿《比卦》来说，这一卦讲的是如何治 天下的问题。《比》的反卦是《师》，《师》讲的是如何打天下的问题，所以《易传》说：“比乐师忧。”比的意思是比附、亲和，它讲的是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如何比附团结、和谐相处的道理。贯穿全卦的主旨就是：对内如果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吉利平安；对外若能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天下安宁。怎样去比附亲和呢?《比卦》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仁善。《比卦》认为比附亲和的首要条件是“元”，也就是“善”。《易传》认为“元”不是普通的善，而是众善之长，即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依照儒家的理解，一个人只有“内圣”以后，才能去从事“外王”的事业；“内圣”的程度越高，成就的事业自然就越大。帝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说当然也就是最富有元善之性的人，因此，《比卦》九五爻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比卦》以九五爻为卦主，该卦唯此一阳居尊，为上下所比附者也。

 《易经》以“天子不合围”喻九五之君的亲附光明和正大仁义之象。所谓“天子不合围”，指天子狩猎只是从三面围追禽兽，从而舍弃前奔的逃命者，只捕杀迎面而来的投网者，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该爻以此立象，旨在警示君主应亲附百姓，仁爱万物，视百姓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第二，信诚。《比卦》的初爻说，一个人怀有信诚，就不会有什么咎害（“有孚比之，无咎”）。充盈的诚信，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和吉祥（“有孚盈缶，终来有它”）。三国时期的易学家虞翻认为，统治者若怀有孚信之心，虽异域殊俗之人，也会来同他比附亲和。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𫐐，小车无车𫐄，其何以行之哉？”与朋友交止于信，无信就不能交往，更谈不上比附亲和。正如晋人傅玄所说：“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基于此，宋代的哲学家程颐说：“孚信， 比之本也。”“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诚信是人与人交往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离开了诚信，人与人就无法正常地进行交往。

 第三，心正。《比卦》的卦辞提出了比附亲和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而且是“永正”。《比卦》六二爻说：“比之自内，贞吉。”此爻以阴居内卦之中位，柔顺，中正，又与外卦九五阳刚相应。《易经》作者以此立象，意在说明比附亲和首先应注意群体内部的和睦团结，应恪守正道，发自内心；外部关系的协调也是一样。对外亲附时，也应坚持纯正的动机，如此而往，结果定然吉利。所以，《比卦》的六四爻曰：“外比之，贞吉。”所谓“贞吉”，就是说恪守正道是吉利的。《比卦》六四爻以阴居阴，是为当位得正，外比于九五之贤，故云：“贞吉。”可见，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要想保持稳定和谐的关系，就必须恪守“贞正”的原则。群体内部的比附亲和要坚持“正”的原则（“比之自内，贞吉”），群体外部的比附亲和也要坚持“正”的原则（“外比之，贞吉”），尤其是追随亲附比自己贤明高尚的人，更要有纯正的动机。只有心诚意正，恪守正道，才会实现群体内外的和睦相处与吉利平安。

 《大学》中讲“三纲领”、“八条目”，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正心”。只有做到了“正心”，才能“身修”，“身修”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天下平”。

 在《易经》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说泰卦，它的卦象是上为坤（坤为地），下为干（干为天），否卦的卦象和它正好相反，即上为干天，下为坤地。在《易经》中，地上天下的泰卦是吉利的，天上地下的否卦却是不吉利的。初学《易经》的人多于此处生疑，以为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现象，故应当是吉利的；地在上天在下，不符合自然现象，故应当是凶险的。但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在《易经》的系统中，天属阳，阳轻清而升；地属阴，阴重浊而降。若轻清之天在上，重浊之地在下，就意味着天地相背，阴阳不和，万物不通，当然就凶险；相反，重浊之地在上，轻清之天在下，就意味着阴阳相交，天地相通，万物化生，自然就吉利亨通。泰卦的卦象虽然是地在上天在下，“违背”了自然现象，但因为在泰卦中，天地相通，阴阳相接，阴阳是和谐的，所以就是吉利的。否卦的卦象虽然是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规律，但因为在否卦中，天地相背，阴阳相离，阴阳因乖离而失和，所以就是凶险的。

 我们知道，《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六十四卦特别注重阴阳的和谐与平衡，《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易传》在解释《易经》时，也多从“和”的角度予以阐释。

 打开《易传》，我们可以看到，在《乾卦》中，阴阳和谐了，则“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在《坤卦》中，阴阳和谐了，则“万物资生”，“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在《咸卦》中，阴阳和谐了，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则“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下和平”。

 此外，《易传》还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与时行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说的都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和境界的人，就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大人”、“圣人”；实现了这样目标的社会就是古人眼中的“太和”社会。

 因此，从《易经》诸卦和《易传》对《易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儒者孜孜以求的和睦亲善的大同社会 政 治理 想的早期萌动，也可以看到后儒“合和”思想之源头。

二

 与《易经》不同，《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它以“诰”、“谟”、“誓”、“命”、“典”等文体形式，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夏、商、周统治者在其实践活动中的讲话、誓词、册命等。这些都是存传下来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源头。

 《尚书》作者特别强调“德”，有着较为丰富的德治思想。但是《尚书》作者并不是空言德和德治，而是把它们和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和实现上下清明的和谐社会联系起来。

 《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俊德”，就是美德。“百姓”，在春秋以前即指百官族姓。“雍”，就是和谐的意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能够修明美德者，才能实现自己九族的亲睦。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义。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会实现天下万邦的亲睦和谐。理义昭明，万邦协和，风俗大化，天下百姓自会雍和而化，循时而进。

 司马迁写《史记》时，援引了《尧典》的这一叙述，称赞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万国”。这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合和”一词的最早出处。把司马迁的这段话和上面《尚书·尧典》中的话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帝尧所统治下的古代“合和”社会之景观。

 《尚书·皋陶谟》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意思是说怀敬信之心而行德，就会实现计谋的光明和弼匡的和谐。《吕刑》篇说：“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天子有穆穆之美德居于上，百官有明明之美德察于下，自上至下，这自然是一番政治清明、光照四方的和美气象。出现这一气象的原因，就是君臣百官无不勤勉于德政（“罔不惟德之勤”），正如孔颖达所说：“皆勤行德矣”。《尚书·盘庚》明确要求统治者不要“自荒兹德”，要“施实德于民”，要“积德”，要“式敷明德”，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天下百姓“永肩一心”，和谐相处。

 《尚书·梓材》也对施行德政的盛世和美景象有所描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先王如能勤用明德，怀远为近，就会出现万邦来朝、四方宾服的盛况。以德服邦以后，就是以德服民，所以，《梓材》篇又说：“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样就可以实现先王以德化民、天下和谐的理想。

 《洛诰》也说，只有“公称丕显德”，“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恒”，是普遍的意思。“和恒”，就是恒和，就是说万民皆处于和谐社会之中。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才会呈现四方万邦之民遍享和谐的盛世景象。

 《尚书·立政》在谈到商汤以德治国时，说过这样两句话：“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尔雅·释诂》释“协”为“和也”。“式”，就是法度、规矩。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汤王在商都用和谐的德政济世安民；其在天下四方，则是通过奉行统一的法度来昭明其大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把这句话理解为商汤在商都用“协”（和谐），在四方则用“式”（法度）。事实上，这里的“协”和“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秦时明月汉时关”相似，使用了修辞学上所谓的“互文”手法，具体说来就是“协”中有“式”，“式”中有“协”，“式”中见“德”。在这里，德法统一的思想、和谐社会的思想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尚书》和《易经》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源头。  作者： 孙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