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對儒學及思想文化的巨大影響
《易經》與儒學、孔子、經學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共同的命運
在中國古代的每一個歷史時期，易學和儒家幾乎是那個時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所以歷史上，易學和儒學的興衰，幾乎經歷了共同的命運。
孔子及其弟子作《易傳》時，把儒學思想充分注入其中，使《易經》與儒學相通，特別是孔子把《易經》列為六經之後，奠定了《易經》在儒家的地位，並使之成為儒學的重要經典。
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於是《易經》超越諸經而成為儒學的宗典。
從唐代開始《易經》成為經學之冠，位列十三經之首。
宋元時期，《易經》成了新儒家的核心。原因在於以程頤、朱熹為首的被稱為新儒家的宋元理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於是新儒學進一步把《易經》作為主幹。
明清時期，繼宋元新儒學之後，儒學被進一步確定為中國傳統思想。
但是，清末，隨着西學東新、海禁打開和清朝的沒落，封建綱常和孔孟之道被衝擊，儒學開始走向衰落。“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打倒孔老二，至此儒學日趨衰微。
現代，伴隨着回歸傳統的思潮，尤其隨着國際儒學的興起，儒學在中國又開始興起，而且呈現了新的特點和新的發展趨勢。
易學與儒學為何關係密切
第一，易學與儒學都主張積極入世，積极參与國家大事，這些主張與後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但《易經》比儒家的保守維護正統更為先進，主張積極變革；而無論孔子還是孟子，這兩個儒家祖師都反對變革，主張維護周禮，所謂“克己復禮”。《易經》提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易經•序卦》）。這些難能可貴的思想，是儒字維護正統不變思想所遠遠不及的。
《易經》不但強調變革，同時也主張“保守大和……萬國咸寧”，這種革命和安定的辯證統一，在三千年前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易經》的仁政德治與儒家相通。《易經》強調“立人之道”是“曰仁與義”，並突出“君子以果行育德”（《易經•蒙》）及“君子以振民育德”（《易經•蠱》）都說明《易經》崇德尚仁，這與孔孟儒家是一致的，正因為一致，所以《易經》才始終被儒家列為宗典。
第三，在天道觀方面，《易經》不信天命，那個時候孔子還“畏天命”（《論語•季氏》），惟獨《易經》提出“自強不息”。可見，在天命方面，《易經》更堅信人本的力量。
第四，在仁德方面，易儒相通。孔子強調“仁者愛人”，《易經》突出仁義是立人之道，二者極為相通，考慮到《易傳》有一部分是孔子及其弟子撰寫的，所以這種相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
第五，在禮方面相通。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為國以禮”。《易經》強調“君子以非禮弗履”（《易經•大壯》），說明易儒基本相通，當然這跟孔子及其弟子整理《易經》、撰寫《易傳》是分不開的。
《易經》歷代被儒家列為宗典的緣由
人們只承認《易經》是講哲理的書，卻忽略了《易經》在倫理方面的貢獻，其實《易經》的倫理比孔孟更全面。
第一，《易經》極為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句“自強不息”就超越了先秦諸子的做人精神。
第二，《易經》把“仁義”作為“立人之道”，比《論語》、《孟子》旗幟還要更鮮明。
第三，《易經》強調革命，孔孟主張保守，可見《易經》的政治性更強。
第四，《易經》強調發展、創新、主張變革，更體現了它的先進之處。
第五，《易經》不僅其義理在社會學上很有優勢，而且象數在自然科學上的影響都是其他諸子百家無法企及的。
諸此種種，都印證了為什麼儒家要把《易經》奉為經典。
《易經》與道家及其啟示
道源於《易》
儒家和道家都來源於《易》，同源現殊途。
儒家尊《易》之乾天陽動，道家則崇坤地陰靜，於是以《易傳》為經典的儒家貴剛健，主張積極入世，強調有力；而以《老子》為圭臬的道家則主柔順，推崇避世，突出無為，於是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既對立又互相滲透的兩大思想主流。
儒道兩大家一源二歧於《易經》，二者相反相成，共同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研究儒道兩家必須研習易學，同樣要研究易學也必須研習儒道。
《老子》繼承和發展了《易經》
《老子》思想不但產生於《易經》之後，而且，其成書年代也晚於《易傳》，所以，《老子》思想對《易經》思想作了重要的發展。然而遺憾的是，《老子》思想雖然源於《易經》，卻作了相反方向的發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第一，在本體論方面：《老子》的本體論脫胎於《易經》，都強調天地為萬物的本源，但《易經》強調“有”，《老子》卻突出“無”。《易經》以氤氳本體論，強調“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唯物的，強調萬物包括人，起源於宇宙運動，而老子則提出“有生於無”，結果走向了唯心的宇宙本體論。
第二，在哲理方面：《易經》有陰陽對立統一等鮮明的矛盾法則，但《老子》“無為而無不為”，莊子的齊物論，把有為與無為等同，把生與死等同，取消了無為與有為之間的轉化條件，主張絕對相對論從而導致了老莊消極的人生哲理，可見，《老子》的矛盾觀淵源於《易》，卻又作了相反的發展。
第三，在社會觀方面：《老子》的出世觀與《易經》、儒家的入世觀相反，主張“無為而有為”，不爭不鬥，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不相往來，一切聽從自然……所謂“道法自然”。而《易經》卻恰恰相反，強調一統天下“建萬國”（統一的萬乘大國），親諸侯（互建邦交），“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派奮發向上的氣勢，是與《老子》的思想體系迥然不同的。
第四，在倫理觀方面：《易經》強調的是人與社會的融一，而《老子》更注重人與自然的融合，而莊子則強調超越社會群體的自由，將倫理的高度自由化、逍遙化、個體化及絕對相對化發展到了極致。
儒道同源殊途的重大啟示
儒家和道家同出於《易經》，但卻在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方面同源而異轍，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們的思想觀點、人生哲理、處世哲學有天壤之別呢？
這是許多人都問我的問題。我想，要回答這一問題，其實不難，根本的原因有三，而這三點既是兩派分歧的主要根據，也是對我們的重大啟示。
第一，宇宙本體論是世界觀的分水嶺。
導致儒道兩派嚴重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對宇宙本體認識論的不同，也就是說，根源在於兩家對世界本源的認識不同，是有還是無，是實還是虛，一句話，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
儒家認同的《易經》對宇宙本源的認識是實有的，因而決定了其人生觀是積極的和入世的、有為的。
相反，道家由於對宇宙本源的認識是虛無的，因而決定了其人生態度是消極出世和無為的。
從儒、道兩家的不同人生觀，也啟示了對宇宙本源認識的重大意義。因為這是世界觀的問題，唯物的還是唯心的，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倫理觀的嚴重分歧，可見對世界本源的認識的重大啟示。
第二，對矛盾轉化條件的認識的重大啟示
《易經》和《老子》的辯證法都是相當傑出的，但結果卻形成了積極和消極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根源在於對矛盾轉化條件的認識不同。
《易經》強調人的主題能動性在矛盾轉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主張積極入世，強調有為，強調革命，突出自強。而《老子》則恰恰相反，取消了矛盾轉化的條件，而過分重視自然轉化，輕視個人能力在矛盾轉化中的作用，這也是導致其消極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第三，《易經》的日新哲理對人生哲理的重大啟示
我們都知道，事物的發展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即舊事物不斷被否定而轉化為新事物的規律，舊事物必然滅亡，新事物必然取而代之，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也就是說新舊事物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
《易經》極為重視事物的產生，高度突出生生和日新，而且突出的是辯證的否定觀。
楊力提示
《易經》極為強調通過內在矛盾運動進行知我否定，而不是依靠外力，這就是《易經》為什麼高度強調自強不息、高度突出以有為的努力實現舊事物向新事物的轉化，也就是說，高度強調主觀努力，突出新生，強調上進。
反之，《老子》採取的是絕對否定，對新生不感興趣，主張遁世離俗，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全盤否定，正是由於《老子》把否定和肯定對立起來，因而採取了消極的、看破社會隱居無為的生活方式，走向了修身養性的精神超脫的世界觀。
楊力提示
孔子和老子雖然生活在同一時代，經歷着同樣的社會現實，但人生態度卻有着天壤之別，這啟示了世界觀對人生態度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對世界觀，包括唯物宇宙觀、唯物辯證法的正確認識是何等重要！因為世界觀決定着人生態度的取向。
《易經》與儒學、孔子、經學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共同的命運
在中國古代的每一個歷史時期，易學和儒家幾乎是那個時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所以歷史上，易學和儒學的興衰，幾乎經歷了共同的命運。
孔子及其弟子作《易傳》時，把儒學思想充分注入其中，使《易經》與儒學相通，特別是孔子把《易經》列為六經之後，奠定了《易經》在儒家的地位，並使之成為儒學的重要經典。
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於是《易經》超越諸經而成為儒學的宗典。
從唐代開始《易經》成為經學之冠，位列十三經之首。
宋元時期，《易經》成了新儒家的核心。原因在於以程頤、朱熹為首的被稱為新儒家的宋元理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於是新儒學進一步把《易經》作為主幹。
明清時期，繼宋元新儒學之後，儒學被進一步確定為中國傳統思想。
但是，清末，隨着西學東新、海禁打開和清朝的沒落，封建綱常和孔孟之道被衝擊，儒學開始走向衰落。“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打倒孔老二，至此儒學日趨衰微。
現代，伴隨着回歸傳統的思潮，尤其隨着國際儒學的興起，儒學在中國又開始興起，而且呈現了新的特點和新的發展趨勢。
易學與儒學為何關係密切
第一，易學與儒學都主張積極入世，積极參与國家大事，這些主張與後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但《易經》比儒家的保守維護正統更為先進，主張積極變革；而無論孔子還是孟子，這兩個儒家祖師都反對變革，主張維護周禮，所謂“克己復禮”。《易經》提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易經•序卦》）。這些難能可貴的思想，是儒字維護正統不變思想所遠遠不及的。
《易經》不但強調變革，同時也主張“保守大和……萬國咸寧”，這種革命和安定的辯證統一，在三千年前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易經》的仁政德治與儒家相通。《易經》強調“立人之道”是“曰仁與義”，並突出“君子以果行育德”（《易經•蒙》）及“君子以振民育德”（《易經•蠱》）都說明《易經》崇德尚仁，這與孔孟儒家是一致的，正因為一致，所以《易經》才始終被儒家列為宗典。
第三，在天道觀方面，《易經》不信天命，那個時候孔子還“畏天命”（《論語•季氏》），惟獨《易經》提出“自強不息”。可見，在天命方面，《易經》更堅信人本的力量。
第四，在仁德方面，易儒相通。孔子強調“仁者愛人”，《易經》突出仁義是立人之道，二者極為相通，考慮到《易傳》有一部分是孔子及其弟子撰寫的，所以這種相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
第五，在禮方面相通。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為國以禮”。《易經》強調“君子以非禮弗履”（《易經•大壯》），說明易儒基本相通，當然這跟孔子及其弟子整理《易經》、撰寫《易傳》是分不開的。
《易經》歷代被儒家列為宗典的緣由
人們只承認《易經》是講哲理的書，卻忽略了《易經》在倫理方面的貢獻，其實《易經》的倫理比孔孟更全面。
第一，《易經》極為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句“自強不息”就超越了先秦諸子的做人精神。
第二，《易經》把“仁義”作為“立人之道”，比《論語》、《孟子》旗幟還要更鮮明。
第三，《易經》強調革命，孔孟主張保守，可見《易經》的政治性更強。
第四，《易經》強調發展、創新、主張變革，更體現了它的先進之處。
第五，《易經》不僅其義理在社會學上很有優勢，而且象數在自然科學上的影響都是其他諸子百家無法企及的。
諸此種種，都印證了為什麼儒家要把《易經》奉為經典。
《易經》與道家及其啟示
道源於《易》
儒家和道家都來源於《易》，同源現殊途。
儒家尊《易》之乾天陽動，道家則崇坤地陰靜，於是以《易傳》為經典的儒家貴剛健，主張積極入世，強調有力；而以《老子》為圭臬的道家則主柔順，推崇避世，突出無為，於是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既對立又互相滲透的兩大思想主流。
儒道兩大家一源二歧於《易經》，二者相反相成，共同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研究儒道兩家必須研習易學，同樣要研究易學也必須研習儒道。
《老子》繼承和發展了《易經》
《老子》思想不但產生於《易經》之後，而且，其成書年代也晚於《易傳》，所以，《老子》思想對《易經》思想作了重要的發展。然而遺憾的是，《老子》思想雖然源於《易經》，卻作了相反方向的發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第一，在本體論方面：《老子》的本體論脫胎於《易經》，都強調天地為萬物的本源，但《易經》強調“有”，《老子》卻突出“無”。《易經》以氤氳本體論，強調“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唯物的，強調萬物包括人，起源於宇宙運動，而老子則提出“有生於無”，結果走向了唯心的宇宙本體論。
第二，在哲理方面：《易經》有陰陽對立統一等鮮明的矛盾法則，但《老子》“無為而無不為”，莊子的齊物論，把有為與無為等同，把生與死等同，取消了無為與有為之間的轉化條件，主張絕對相對論從而導致了老莊消極的人生哲理，可見，《老子》的矛盾觀淵源於《易》，卻又作了相反的發展。
第三，在社會觀方面：《老子》的出世觀與《易經》、儒家的入世觀相反，主張“無為而有為”，不爭不鬥，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不相往來，一切聽從自然……所謂“道法自然”。而《易經》卻恰恰相反，強調一統天下“建萬國”（統一的萬乘大國），親諸侯（互建邦交），“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派奮發向上的氣勢，是與《老子》的思想體系迥然不同的。
第四，在倫理觀方面：《易經》強調的是人與社會的融一，而《老子》更注重人與自然的融合，而莊子則強調超越社會群體的自由，將倫理的高度自由化、逍遙化、個體化及絕對相對化發展到了極致。
儒道同源殊途的重大啟示
儒家和道家同出於《易經》，但卻在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方面同源而異轍，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們的思想觀點、人生哲理、處世哲學有天壤之別呢？
這是許多人都問我的問題。我想，要回答這一問題，其實不難，根本的原因有三，而這三點既是兩派分歧的主要根據，也是對我們的重大啟示。
第一，宇宙本體論是世界觀的分水嶺。
導致儒道兩派嚴重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對宇宙本體認識論的不同，也就是說，根源在於兩家對世界本源的認識不同，是有還是無，是實還是虛，一句話，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
儒家認同的《易經》對宇宙本源的認識是實有的，因而決定了其人生觀是積極的和入世的、有為的。
相反，道家由於對宇宙本源的認識是虛無的，因而決定了其人生態度是消極出世和無為的。
從儒、道兩家的不同人生觀，也啟示了對宇宙本源認識的重大意義。因為這是世界觀的問題，唯物的還是唯心的，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倫理觀的嚴重分歧，可見對世界本源的認識的重大啟示。
第二，對矛盾轉化條件的認識的重大啟示
《易經》和《老子》的辯證法都是相當傑出的，但結果卻形成了積極和消極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根源在於對矛盾轉化條件的認識不同。
《易經》強調人的主題能動性在矛盾轉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主張積極入世，強調有為，強調革命，突出自強。而《老子》則恰恰相反，取消了矛盾轉化的條件，而過分重視自然轉化，輕視個人能力在矛盾轉化中的作用，這也是導致其消極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第三，《易經》的日新哲理對人生哲理的重大啟示
我們都知道，事物的發展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即舊事物不斷被否定而轉化為新事物的規律，舊事物必然滅亡，新事物必然取而代之，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也就是說新舊事物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
《易經》極為重視事物的產生，高度突出生生和日新，而且突出的是辯證的否定觀。
楊力提示
《易經》極為強調通過內在矛盾運動進行知我否定，而不是依靠外力，這就是《易經》為什麼高度強調自強不息、高度突出以有為的努力實現舊事物向新事物的轉化，也就是說，高度強調主觀努力，突出新生，強調上進。
反之，《老子》採取的是絕對否定，對新生不感興趣，主張遁世離俗，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全盤否定，正是由於《老子》把否定和肯定對立起來，因而採取了消極的、看破社會隱居無為的生活方式，走向了修身養性的精神超脫的世界觀。
楊力提示
孔子和老子雖然生活在同一時代，經歷着同樣的社會現實，但人生態度卻有着天壤之別，這啟示了世界觀對人生態度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對世界觀，包括唯物宇宙觀、唯物辯證法的正確認識是何等重要！因為世界觀決定着人生態度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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