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映璋參加第六屆西部企業發展與職業經理人高峰論壇。賈笑雲 攝
再從內容結構方面看，《周易》是由《易經》和《易傳》兩部分組成的，《易經》是原來的部分。本為卜筮之書，《易傳》則是一部哲學之書，是對《易經》的解釋，古人向來是經傳不分，奉行以傳解經的原則，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部分合併在一起，稱之為《周易》，這就使《周易》的性質變得非常複雜，難以分辨，說它是卜筮之書，但是其中有哲學的內容，說它是哲學之書，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卜筮的成分。如果我們用精神現象學的觀點，一種歷史的眼光，把《周易》看作是由卜筮巫術向哲學理性創造性的轉化和升華，這種複雜的性質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易經》大約在商周之際編纂成書，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畫、卦名、卦辭，三百八十四爻爻畫、爻名、爻辭，是一部用於卜筮的參考書。人們按照一套算卦的程序，算出了某一卦某一爻，然後在《易經》中尋找相應的爻辭，預測吉凶禍福，解答生活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卜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氏時期，到了商周之際，己經定型化了。這是一種巫術文化，迷信神靈，以為人的吉凶禍福是命中注定，可以通過算卦來預測，但是其中也包含了決策管理思想的最初萌芽。當時人們的思維水平極為低下，所掌握的知識也很貧乏，他們為了實踐的需要，迫切關心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於是奉行這種巫書。實際上，算卦主要貴在變通，關鍵在於對客觀環境的認識是否正確，行為方式是否合理恰當。隨着思維水平的提高和知識的豐富，特別是通過實踐的反覆檢驗，這就逐漸推動卜筮巫術向哲學理性的方向轉化。
春秋時期的兩部史書，《左傳》和《國語》，反映了這種轉化的過程，記載了很多生動有趣的故事。比如魯國有一位大臣，叫做南蒯，打算謀反，推翻魯國的國君，為了預測吉凶，佔得了坤卦六五的爻辭，“黃裳元吉”，以為是大吉大利，跑去向一位名叫子服惠伯的易學家請教，誰知這位易學家卻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釋，認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行為方式只有合乎忠信的原則才能成功，如果違反了忠信的原則，即使是算到一個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為“易為君子所謀”，不能預測不正當的事。這個故事說明，當時一些人己開始擺脫對卜筮巫術的迷信，主要一些人對《周易》研究不太深或根本不懂，還經常給人占卜，因而多次不準，這在社會上造成很壞的影響，認為算卦不值得信賴，值
得信賴的是人們對社會倫理的實踐，並且人文理性的角度對《易經》這部卜筮之書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了。
據現代學者研究，《易傳》並不是由春秋末年的孔子一人寫成，而是成書於戰國中後期，經過儒家、道家多人之手共同寫成，雖然是一部解經之作，卻是實現對卜筮巫術的轉化，在性質上屬於哲學之書，古人說，“易以道陰陽”，這種《易傳》的哲學可以稱之為陰陽哲學，這種哲學的理論基礎首先是道家的老子奠定的，老子曾說，“萬物負陰而抱陽”的思想。儒家比較關注人道，主張“禮之用，和為貴”着重發揮“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思想。通過儒道兩家共同的努力，《易傳》建構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學體系，叫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偉大的創造，不僅標誌着中華民族的精神由蒙昧走向成熟，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
世界史的眼光看，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世界的範圍內，有三個地區同時產生哲學，實現了哲學的突破，這就是希臘、印度和中國。希臘產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利斯多德，印度產生了喬答摩希達多（釋加牟尼），中國產生了孔子、老子。當時這三個地區沒有什麼交往，但是不約而同地從宗教巫術文化的母體中實現了哲學的突破，產生了帶有地區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哲學，鼎立而三，好比一個軸心，稱之為軸心時期。這是一個世界的奇迹。由於發生了這個事件，在世界的範圍內就形成了中國、印度、希臘三個自成體系的哲學形態和文化模式，作為一個輻射源向周圍其他地區擴散。軸心期的哲學創造結束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人類的精神開始覺醒，自覺地邁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代。我們把中國的《易傳》哲學置於世界史的範圍內進行宏觀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不僅具有本民族的特殊意義，而且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意義，是中華民族的哲學創造對世界哲學所做的貢獻。
就《易傳》哲學本身的性質來說，由於它是一部解經之作，並沒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陰陽哲學的高度對卜筮進行的轉化，按照《易經》原來的八八六十四卦的框架結構和預測吉凶禍福的思維模式作出新的解釋，所以形成一種卜筮巫術和哲學理性的奇妙結合。有人只看到卜筮的一面，把它歸結為一部算命之書，卜筮之書，這固然不對，但是有人只強調其中哲學的一面，把它看做如同《老子》和《論語》。那種純粹講哲學思想的書，這也是不全面的。實際上，照古人看來，包括《易經》和《易傳》在內的《周易》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經傳不分，有機的結合為一體，具有統一的性質，既然《易經》是一部指導人們行為實踐和決策的參考書，《易傳》也是同樣，並沒有改變這種基本性質。問題在於，《易經》是巫術文化的產物，它的決策思想蒙昧幼稚，迷信神靈，在實踐中往往出錯，達不到預期的目標，並不能有效地指導人們的行為，而《易傳》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哲學的改造，把宇宙、社會、人生看做是一個由陰陽規律支配的大系統，強調不能迷信巫術的算卦，應該根據對陰陽規律的理性認識來指導人們的行為，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南蒯的故事，說明“易不為小人而謀“，如過去干不道德的事，違反了客觀規律的事，既使佔了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敗的。其實卦沒有好壞的，只是反應當時你所處的位，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這是認識上的一個大飛躍。《易傳》就是在軸心期的這種人文理性的背景下，一方面繼承了《易經》的用於指導決策實踐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拋棄了其中的原始蒙昧的巫術，因而既不是簡單的卜筮之書，也不是簡單的哲學之書，而是一部以陰陽哲學為基礎的決策管理之書。
大家知道，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在西方的哲學傳統中，情況的確是這樣，理論和實踐脫節，光說不做，因而馬克思表示極端的不滿，但是中國的《易傳》哲學卻是十分重視改變世界，發揮它的實踐功能。比如在《易傳》和《繫辭》中就強調指出，“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開物”即開達物理，也就是解釋世界，“成物”即成就事務，也就是改變世界。此外還有一些很經典的說法，比如“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拿《易傳》和《易經》來比較，《易經》的實踐功能主要是通過算卦解答婚姻、爭訟之類，屬於微觀的層面，而《易傳》則是上升到宏觀的層面，為了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務，解答有關國家大事的戰略決策的問題，古人稱之為內聖外王之道，明體達用之學，這個層次是相當之高的。
如同馮友蘭先生所說，在戰國時期出現的《易傳》中，中華民族精神現象學的面貌就己經確定了。從此以後，在中國的歷史上，就開始了一個長達二千多年的易學傳統，可以傳說大致區分為漢代易學、魏晉易學、唐代易學，宋元易學、明清易學。這個過程相當地長，涉及的問題很多，由於時間關係，今天不可能都講到，但是為了對易史有一個全面達標了解，必須對其中的基本的發展線索作一個簡單的提示。
前面說過，《周易》這部分包括《易經》和《易傳》兩部分，先秦時期，簡稱為《易》。從漢代開始，被尊為經，為儒家的經典五經之一，又叫做《易經》，實際上經傳不分，指的是《周易》，也包括了《易傳》的內容。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用儒家的五部經典——《詩經》、《書經》、《禮經》、《春秋經》，作為基本教材，培養士人，儒學也上升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經過反覆的比較，在這五部經典中，唯有《易經》地位最為重要，稱之為“群經之首”。東漢時期的礦固把這種認識寫進官方的正史《漢書藝文志》中，正式確立了《易經》在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漢代四百年，是易學發展的繁榮時期，湧現了一大批易學大師。從漢代到清代，《易經》作為“群經之首”的地位一直沒有動搖。
魏晉時期，興起了玄學思潮，尊奉《老子》、《莊子》、《周易》三部經典，稱之為“三玄”。王弼的《周易注》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阮籍作《通易論》，稱《周易》為變經，認為其中所講的變化之道是決定管理所必須遵循的規律，“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到了唐代，唐太宗命孔穎達編《五經正義》，《周易正義》用五弼的注，位居首位，成為士人必讀之書。孔穎達在序中指出，《周易》以卦爻之象信效天地萬物的運動變化，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因而是一部聖帝明王致太平之書，有關國家的最高的決策和戰略管理。這種認識是和漢代易學、魏晉易學完全一致的。
宋代也是易學發展的繁榮時期，北宋年間，發生了兩次重大的改革運動，一次是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改革運動都是以《周易》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根據的。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對易學有很深的研究，胡瑗、孫復、石介三人是他門下的智囊人物，都是易學大師，寫了重要的易學著作。他們共同認為，《周易》是一部明全達用之書，可以用來撥亂反正，安邦定國，重建正常秩序。王安石也寫了易學著作，於《詩》、《書》、《周禮》三部新義相配合，作為熙寧變法的理論基礎。熙寧以後，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一套影響深遠的理學體系。到了南宋，朱熹寫了《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把易學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元明時期，易學受到更大的重視，影響廣泛地涉及到各個領域，包括哲學、政治、倫理、文藝、宗教和自然科學，都援引易學的原理作為其理論的根據，於是易學就成為中華文化和學術的軸心。就其對政治的影響來說，我們可以舉張居正的例子來說明。張居正是明代萬曆年間的改革家，他根據自己切身的經驗，深刻體會到《周易》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認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所謂“涉世妙用”，指的是蘊涵在《周易》中的政治智慧，也就是《繫辭》所說的，“開物所務”、“極深研幾”的決策管理思想。
清代康熙皇帝也是着重從政治的角度來研讀《周易》的。他在晚年命令大臣李光地編了一本《周易折中》，並在該書的序言中指出，“朕自弱齡留心經義，十十餘年未嘗少輟”，意思是說，康熙自己從童年到晚年，五十多年一直在認真研讀《周易》，從來沒有停止。這種情況說明，《周易》這部書，作為“群經之首”，受到歷史的重視，上至天子、大臣下至普通士人，都在認真研讀。乾隆時期，編了一套《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列為經部首位的就是《易》類。據學者們研究，歷代關於《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種，真是洋洋大觀，這就形成了一個易學的寶庫，也就是中國智慧的寶庫。所以我說中國的智慧在《周易》，是這種客觀的歷史事實的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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