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映璋参加第六届西部企业发展与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贾笑云 摄
再从内容结构方面看，《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的，《易经》是原来的部分。本为卜筮之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之书，是对《易经》的解释，古人向来是经传不分，奉行以传解经的原则，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部分合并在一起，称之为《周易》，这就使《周易》的性质变得非常复杂，难以分辨，说它是卜筮之书，但是其中有哲学的内容，说它是哲学之书，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卜筮的成分。如果我们用精神现象学的观点，一种历史的眼光，把《周易》看作是由卜筮巫术向哲学理性创造性的转化和升华，这种复杂的性质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易经》大约在商周之际编纂成书，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卦名、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画、爻名、爻辞，是一部用于卜筮的参考书。人们按照一套算卦的程序，算出了某一卦某一爻，然后在《易经》中寻找相应的爻辞，预测吉凶祸福，解答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卜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氏时期，到了商周之际，己经定型化了。这是一种巫术文化，迷信神灵，以为人的吉凶祸福是命中注定，可以通过算卦来预测，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决策管理思想的最初萌芽。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奉行这种巫书。实际上，算卦主要贵在变通，关键在于对客观环境的认识是否正确，行为方式是否合理恰当。随着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丰富，特别是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这就逐渐推动卜筮巫术向哲学理性的方向转化。
春秋时期的两部史书，《左传》和《国语》，反映了这种转化的过程，记载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比如鲁国有一位大臣，叫做南蒯，打算谋反，推翻鲁国的国君，为了预测吉凶，占得了坤卦六五的爻辞，“黄裳元吉”，以为是大吉大利，跑去向一位名叫子服惠伯的易学家请教，谁知这位易学家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认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行为方式只有合乎忠信的原则才能成功，如果违反了忠信的原则，即使是算到一个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易为君子所谋”，不能预测不正当的事。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人己开始摆脱对卜筮巫术的迷信，主要一些人对《周易》研究不太深或根本不懂，还经常给人占卜，因而多次不准，这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认为算卦不值得信赖，值
得信赖的是人们对社会伦理的实践，并且人文理性的角度对《易经》这部卜筮之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了。
据现代学者研究，《易传》并不是由春秋末年的孔子一人写成，而是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经过儒家、道家多人之手共同写成，虽然是一部解经之作，却是实现对卜筮巫术的转化，在性质上属于哲学之书，古人说，“易以道阴阳”，这种《易传》的哲学可以称之为阴阳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首先是道家的老子奠定的，老子曾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儒家比较关注人道，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着重发挥“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思想。通过儒道两家共同的努力，《易传》建构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体系，叫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伟大的创造，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由蒙昧走向成熟，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世界史的眼光看，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世界的范围内，有三个地区同时产生哲学，实现了哲学的突破，这就是希腊、印度和中国。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印度产生了乔答摩希达多（释加牟尼），中国产生了孔子、老子。当时这三个地区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宗教巫术文化的母体中实现了哲学的突破，产生了带有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哲学，鼎立而三，好比一个轴心，称之为轴心时期。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由于发生了这个事件，在世界的范围内就形成了中国、印度、希腊三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形态和文化模式，作为一个辐射源向周围其他地区扩散。轴心期的哲学创造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人类的精神开始觉醒，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代。我们把中国的《易传》哲学置于世界史的范围内进行宏观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不仅具有本民族的特殊意义，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是中华民族的哲学创造对世界哲学所做的贡献。
就《易传》哲学本身的性质来说，由于它是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的转化，按照《易经》原来的八八六十四卦的框架结构和预测吉凶祸福的思维模式作出新的解释，所以形成一种卜筮巫术和哲学理性的奇妙结合。有人只看到卜筮的一面，把它归结为一部算命之书，卜筮之书，这固然不对，但是有人只强调其中哲学的一面，把它看做如同《老子》和《论语》。那种纯粹讲哲学思想的书，这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照古人看来，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周易》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经传不分，有机的结合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既然《易经》是一部指导人们行为实践和决策的参考书，《易传》也是同样，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性质。问题在于，《易经》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它的决策思想蒙昧幼稚，迷信神灵，在实践中往往出错，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易传》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哲学的改造，把宇宙、社会、人生看做是一个由阴阳规律支配的大系统，强调不能迷信巫术的算卦，应该根据对阴阳规律的理性认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南蒯的故事，说明“易不为小人而谋“，如过去干不道德的事，违反了客观规律的事，既使占了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其实卦没有好坏的，只是反应当时你所处的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易传》就是在轴心期的这种人文理性的背景下，一方面继承了《易经》的用于指导决策实践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其中的原始蒙昧的巫术，因而既不是简单的卜筮之书，也不是简单的哲学之书，而是一部以阴阳哲学为基础的决策管理之书。
大家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情况的确是这样，理论和实践脱节，光说不做，因而马克思表示极端的不满，但是中国的《易传》哲学却是十分重视改变世界，发挥它的实践功能。比如在《易传》和《系辞》中就强调指出，“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开物”即开达物理，也就是解释世界，“成物”即成就事务，也就是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些很经典的说法，比如“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拿《易传》和《易经》来比较，《易经》的实践功能主要是通过算卦解答婚姻、争讼之类，属于微观的层面，而《易传》则是上升到宏观的层面，为了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务，解答有关国家大事的战略决策的问题，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这个层次是相当之高的。
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中，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学的面貌就己经确定了。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开始了一个长达二千多年的易学传统，可以传说大致区分为汉代易学、魏晋易学、唐代易学，宋元易学、明清易学。这个过程相当地长，涉及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不可能都讲到，但是为了对易史有一个全面达标了解，必须对其中的基本的发展线索作一个简单的提示。
前面说过，《周易》这部分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先秦时期，简称为《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又叫做《易经》，实际上经传不分，指的是《周易》，也包括了《易传》的内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的五部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春秋经》，作为基本教材，培养士人，儒学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经过反复的比较，在这五部经典中，唯有《易经》地位最为重要，称之为“群经之首”。东汉时期的矿固把这种认识写进官方的正史《汉书艺文志》中，正式确立了《易经》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汉代四百年，是易学发展的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易学大师。从汉代到清代，《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魏晋时期，兴起了玄学思潮，尊奉《老子》、《庄子》、《周易》三部经典，称之为“三玄”。王弼的《周易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其中所讲的变化之道是决定管理所必须遵循的规律，“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到了唐代，唐太宗命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周易正义》用五弼的注，位居首位，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孔颖达在序中指出，《周易》以卦爻之象信效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因而是一部圣帝明王致太平之书，有关国家的最高的决策和战略管理。这种认识是和汉代易学、魏晋易学完全一致的。
宋代也是易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北宋年间，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改革运动，一次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改革运动都是以《周易》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对易学有很深的研究，胡瑗、孙复、石介三人是他门下的智囊人物，都是易学大师，写了重要的易学著作。他们共同认为，《周易》是一部明全达用之书，可以用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重建正常秩序。王安石也写了易学著作，于《诗》、《书》、《周礼》三部新义相配合，作为熙宁变法的理论基础。熙宁以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一套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到了南宋，朱熹写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把易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元明时期，易学受到更大的重视，影响广泛地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文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援引易学的原理作为其理论的根据，于是易学就成为中华文化和学术的轴心。就其对政治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举张居正的例子来说明。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改革家，他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深刻体会到《周易》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认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所谓“涉世妙用”，指的是蕴涵在《周易》中的政治智慧，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开物所务”、“极深研几”的决策管理思想。
清代康熙皇帝也是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来研读《周易》的。他在晚年命令大臣李光地编了一本《周易折中》，并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朕自弱龄留心经义，十十余年未尝少辍”，意思是说，康熙自己从童年到晚年，五十多年一直在认真研读《周易》，从来没有停止。这种情况说明，《周易》这部书，作为“群经之首”，受到历史的重视，上至天子、大臣下至普通士人，都在认真研读。乾隆时期，编了一套《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列为经部首位的就是《易》类。据学者们研究，历代关于《周易》的著作，共有三千多种，真是洋洋大观，这就形成了一个易学的宝库，也就是中国智慧的宝库。所以我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是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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