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剛：我感覺中國儒家的思想，似乎是從《易經》開始的，是以《易經》為本的。孔子讀易，後世的朱子、邵雍、周敦頤、張載、陽明先生對易都有獨到的見解。我是學數學的，所以對易只是從數字方面把玩，對義理方面還沒入門，所以請蔣先生指導。
蔣慶：在儒家的經典中，每一部經都不一樣，都有各自的特點。其實，孔子本人並沒有特彆強調哪一部經最重要。孔子留下來的言論，只是對各個經的作用進行了說明，指明了不同經的適用方面，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並沒有把《易經》放在前面。
從宋儒到現在的學術界，很多人都把《易經》放在六經之首。但孔子本人並沒有將六經分等級，分等級是后儒的事。后儒有自己的理解與偏好，他們遇到的社會歷史問題也不一樣。比如孔子傳經，有不同的學生，每個學生對經的理解與偏好不同，每個人所傳的經也就不同。為什麼曾子傳《孝經》？因為曾子的性格偏好於守約之學，而孝的最大功能就是約身。
你生活在這個時代，而且是學數學的，容易對《易經》產生偏好，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如果是學文學的，也許會對《詩經》更感興趣。正是因為不同的人對不同的經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人就會認為其所偏好的經比其他經重要。
還有，人們受時代學術的影響，也會對經有所側重。比如宋儒為什麼把《易經》放在六經之首？主要是應對來自佛教的挑戰。佛教的挑戰主要來自性與天道，而六經中《易經》則多言性與天道。其他經如《春秋》《尚書》言歷史與政治更多一些。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宋儒才提高《易經》的地位，把《易經》推崇為群經之首。現在的人受宋儒影響，就會重視《易經》，同宋儒一樣認為《易經》是群經之首。
然而，儒學的義理博大精深，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以後產生的學派則更多更複雜，每個學派對經典的重視和解釋都不一樣。我們不能預定哪部經是群經之首，我們要有更大的胸懷，“六經”都是聖人所作，區別只是功能上和適用上的不同。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病了，撿的中藥中有六味葯，你能說哪味葯更重要嗎？都重要，只是具有不同作用而已。“六經”也一樣，各自解決的問題不同，比如《詩經》對人的性情進行熏陶，通過“詩教”培養出溫文爾雅的人；《書經》可以了解聖王對社會政治的治理，疏通知遠，使得心胸開闊；《易經》潔靜精微，可以培養知幾的智慧，等等。如果你只讀《易經》的話，對儒家的經學即六藝的了解就不全面。儒學對人的熏陶是綜合性的，是要實現完滿的人性。理解了這個道理，就不能講哪一部經最重要，六部經都同等重要。
我們現在遇到的挑戰，是西方文化全方位的挑戰。我們要回應西方文化，就必須全方位地回應。西方文化也有抽象的形而上學部分，港台新儒家就是從抽象的形而上學角度來回應西方文化的，比如牟宗三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說易的。當然，現在看來這部書是牟先生的習作，是用西方的數理邏輯來解釋《易經》的。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理路，即港台新儒家是從抽象的形而上角度來回應西方文化的，所以他們的思想資源主要是《易經》。熊十力先生也是這樣，他用形而上學回應佛教，也回應西方，思想資源也主要是《易經》。
如果我們是活在宋代，也許只是從這個形而上學角度回應也就夠了，因為在宋代中國文化沒有崩潰，只是佛教進來在心性方面造成對儒家文化的挑戰。但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如果只用《易經》的形而上學系統來回應時代的挑戰，就不夠了。在現代，我們必須整全地用所有儒家經典來回應時代的挑戰，來全方位地解決時代面臨的問題。
學習《易經》能用來算命從而避禍求福嗎？
蔣慶：具體到《易經》的解釋系統，是非常複雜的。對我來說，比較傾向於“義理派”這一系統，當然，也不否定“象數派”。但是，對中國士大夫影響大的還是義理系統，特別是宋以後。我主張以義理為主，輔以象數，這應該也是孔子贊易的用心。孔子的《易傳》是講義理的，但離不開象數，因為《易傳》是建立在象數上的義理，而不像其它經典講義理的方式。像《詩》就寓情言理，《春秋》則託事明理。
孔子教我們學易的目的，是不要犯大錯誤，而不是像古希臘哲人，只是滿足於抽象思維的快樂。漢以後有易學家沉浸於象數變化的玄妙快樂中，這不是孔子贊易的宗旨。實際上，《易經》並不玄妙，歷史上的好多政治家都受《易經》的影響，處理政務時都能運用《易經》的智慧和義理來避免自己犯大錯誤。所以，古代的皇帝經常和大臣在一起講習《易經》，並且也不是把《易經》當作學術來講，而是當作智慧來講，真正相信《易經》是指導他們行動的指南。
而現在，大學裡把《易經》當作學術來講，沒有多大意義。近代以來研究《易經》受西方學說的影響，從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神話學以及意識形態方面來研究《易經》，把《易經》僅僅看作是證明某一西方學說與意識形態正確的文獻資料，那更是歧出，更不可取了——這種研究《易經》的方法實際上就是解構《易經》，從而毀滅《易經》。像郭沫若，從《易經》中找出許多材料，目的只是為了證明周代是奴隸社會，從而證明他那一套關於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理論無比正確。所以，以史學派的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易經》，問題非常大，他們一定要在《易經》中找到歷史演變的規律與事實，這就與《易經》義理完全不對路了。
古人把《易經》當作人生的智慧指南，因而《易經》是非常神 聖的、神秘的、嚴肅的、“不可為典要”的。現在，《易經》卻變成了學術研究的文本對象與歷史考據的文獻材料，《易經》在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正麵價值與偉大作用已經蕩然無存了。因此，現在我們應該回到孔子的智慧，把《易經》當作我們的行動指南，用《易經》的義理來指導我們的人生與社會，這才是我們學易的根本目的所在。
郭志剛：謝謝蔣先生的回答，現在我明白了六經同等重要。但我對《易經》感興趣，並不僅僅是受數學的影響，我認為《易經》在吉凶禍福、陰陽消長的邏輯關係上，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今年端午節，我看了一遍《離騷》，屈原的出生都是按照卦象來取的，他的一生也是按照禮法來約束自己的，但他的結局卻是非常悲哀的。當然，我們凡人不能與聖賢相比，聖賢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按照我們凡人的理解，是否明白了《易經》，結局會好一些呢？
蔣慶：你問如果精通《易經》的話，是否就能避免不好的結果？我想可能《易經》沒有這個功能。因為現實與歷史相當複雜。孔子贊易，只是教人盡量避免大過，但並不能說精通《易經》就能完全避禍得福。
如果學易完全是為了避禍求福，那麼，這就是“小人讀易”了。小人讀易，總希望把所有的天機都搞清楚，然後追求福報，避免災禍。這是人類的一種傲慢，因為人沒有能力完全知曉天機。然而，小人總是很自大，認為自己學易完全能夠掌握天機，故傳統易學為了糾正這種人類的傲慢，指出“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這即是說，不能把《易經》看成是純粹的算命書，而應看成是形而上學的義理書。
孔子也讀易，也贊易，但他也沒有辦法靠《易經》來避禍求福，也沒有辦法在他所處的時代靠《易經》來避免他“道不行”的命運。君子是不算命的，天機是不可泄露的，如果妄想泄露天機的話，那本身就是狂妄，所以命本身是算不出來的。就算命能算出來，又有什麼意義呢？因為既然是命，就是不可改變的，算出來也沒用。
所以，學易不是為了全面掌握天機，而僅僅是為了“知幾”，即為了了解事物的初始狀態，採取應有的處理方法，以避免犯重大的錯誤。《易經》上往往講到“貞凶”，就算“正固”也不排除凶，並不是說按道的要求做了，一定會是好的結果。
所以避免犯大錯誤和追求自己的福報是兩個概念：小人學易是為追求福報，君子學易是為避免大過。至於結果，泰然處之，吉來不喜，凶至不憂，自己按照《易經》的告誡做就是了。孔子一生戰戰兢兢，也不能完全避免凶的結果，如困於陳蔡之類。如果按照小人的心理來看，則會認為孔子不應該會有那樣的結果，因為孔子精於易道，怎麼就算不出好的結果來呢？所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我們學易按照易的教誡去做就行了，不要去執著追求一定要有好的結果。（感謝心蘭先生提供的錄音資料）
【原編者按】蔣慶，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民間書院陽明精舍山長。著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儒學的時代價值》、《再論政治儒學》、《廣論政治儒學》等。主編有《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郭志剛，計算機專業碩士，文化傳媒從業人員，儒家文化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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