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刚：我感觉中国儒家的思想，似乎是从《易经》开始的，是以《易经》为本的。孔子读易，后世的朱子、邵雍、周敦颐、张载、阳明先生对易都有独到的见解。我是学数学的，所以对易只是从数字方面把玩，对义理方面还没入门，所以请蒋先生指导。
蒋庆：在儒家的经典中，每一部经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点。其实，孔子本人并没有特别强调哪一部经最重要。孔子留下来的言论，只是对各个经的作用进行了说明，指明了不同经的适用方面，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并没有把《易经》放在前面。
从宋儒到现在的学术界，很多人都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将六经分等级，分等级是后儒的事。后儒有自己的理解与偏好，他们遇到的社会历史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孔子传经，有不同的学生，每个学生对经的理解与偏好不同，每个人所传的经也就不同。为什么曾子传《孝经》？因为曾子的性格偏好于守约之学，而孝的最大功能就是约身。
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学数学的，容易对《易经》产生偏好，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是学文学的，也许会对《诗经》更感兴趣。正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人就会认为其所偏好的经比其他经重要。
还有，人们受时代学术的影响，也会对经有所侧重。比如宋儒为什么把《易经》放在六经之首？主要是应对来自佛教的挑战。佛教的挑战主要来自性与天道，而六经中《易经》则多言性与天道。其他经如《春秋》《尚书》言历史与政治更多一些。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宋儒才提高《易经》的地位，把《易经》推崇为群经之首。现在的人受宋儒影响，就会重视《易经》，同宋儒一样认为《易经》是群经之首。
然而，儒学的义理博大精深，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以后产生的学派则更多更复杂，每个学派对经典的重视和解释都不一样。我们不能预定哪部经是群经之首，我们要有更大的胸怀，“六经”都是圣人所作，区别只是功能上和适用上的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病了，捡的中药中有六味药，你能说哪味药更重要吗？都重要，只是具有不同作用而已。“六经”也一样，各自解决的问题不同，比如《诗经》对人的性情进行熏陶，通过“诗教”培养出温文尔雅的人；《书经》可以了解圣王对社会政治的治理，疏通知远，使得心胸开阔；《易经》洁静精微，可以培养知几的智慧，等等。如果你只读《易经》的话，对儒家的经学即六艺的了解就不全面。儒学对人的熏陶是综合性的，是要实现完满的人性。理解了这个道理，就不能讲哪一部经最重要，六部经都同等重要。
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西方文化全方位的挑战。我们要回应西方文化，就必须全方位地回应。西方文化也有抽象的形而上学部分，港台新儒家就是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比如牟宗三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说易的。当然，现在看来这部书是牟先生的习作，是用西方的数理逻辑来解释《易经》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路，即港台新儒家是从抽象的形而上角度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易经》。熊十力先生也是这样，他用形而上学回应佛教，也回应西方，思想资源也主要是《易经》。
如果我们是活在宋代，也许只是从这个形而上学角度回应也就够了，因为在宋代中国文化没有崩溃，只是佛教进来在心性方面造成对儒家文化的挑战。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如果只用《易经》的形而上学系统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就不够了。在现代，我们必须整全地用所有儒家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挑战，来全方位地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
学习《易经》能用来算命从而避祸求福吗？
蒋庆：具体到《易经》的解释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对我来说，比较倾向于“义理派”这一系统，当然，也不否定“象数派”。但是，对中国士大夫影响大的还是义理系统，特别是宋以后。我主张以义理为主，辅以象数，这应该也是孔子赞易的用心。孔子的《易传》是讲义理的，但离不开象数，因为《易传》是建立在象数上的义理，而不像其它经典讲义理的方式。像《诗》就寓情言理，《春秋》则托事明理。
孔子教我们学易的目的，是不要犯大错误，而不是像古希腊哲人，只是满足于抽象思维的快乐。汉以后有易学家沉浸于象数变化的玄妙快乐中，这不是孔子赞易的宗旨。实际上，《易经》并不玄妙，历史上的好多政治家都受《易经》的影响，处理政务时都能运用《易经》的智慧和义理来避免自己犯大错误。所以，古代的皇帝经常和大臣在一起讲习《易经》，并且也不是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而是当作智慧来讲，真正相信《易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指南。
而现在，大学里把《易经》当作学术来讲，没有多大意义。近代以来研究《易经》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来研究《易经》，把《易经》仅仅看作是证明某一西方学说与意识形态正确的文献资料，那更是歧出，更不可取了——这种研究《易经》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解构《易经》，从而毁灭《易经》。像郭沫若，从《易经》中找出许多材料，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周代是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他那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无比正确。所以，以史学派的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易经》，问题非常大，他们一定要在《易经》中找到历史演变的规律与事实，这就与《易经》义理完全不对路了。
古人把《易经》当作人生的智慧指南，因而《易经》是非常神 圣的、神秘的、严肃的、“不可为典要”的。现在，《易经》却变成了学术研究的文本对象与历史考据的文献材料，《易经》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正面价值与伟大作用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回到孔子的智慧，把《易经》当作我们的行动指南，用《易经》的义理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与社会，这才是我们学易的根本目的所在。
郭志刚：谢谢蒋先生的回答，现在我明白了六经同等重要。但我对《易经》感兴趣，并不仅仅是受数学的影响，我认为《易经》在吉凶祸福、阴阳消长的逻辑关系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今年端午节，我看了一遍《离骚》，屈原的出生都是按照卦象来取的，他的一生也是按照礼法来约束自己的，但他的结局却是非常悲哀的。当然，我们凡人不能与圣贤相比，圣贤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按照我们凡人的理解，是否明白了《易经》，结局会好一些呢？
蒋庆：你问如果精通《易经》的话，是否就能避免不好的结果？我想可能《易经》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实与历史相当复杂。孔子赞易，只是教人尽量避免大过，但并不能说精通《易经》就能完全避祸得福。
如果学易完全是为了避祸求福，那么，这就是“小人读易”了。小人读易，总希望把所有的天机都搞清楚，然后追求福报，避免灾祸。这是人类的一种傲慢，因为人没有能力完全知晓天机。然而，小人总是很自大，认为自己学易完全能够掌握天机，故传统易学为了纠正这种人类的傲慢，指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即是说，不能把《易经》看成是纯粹的算命书，而应看成是形而上学的义理书。
孔子也读易，也赞易，但他也没有办法靠《易经》来避祸求福，也没有办法在他所处的时代靠《易经》来避免他“道不行”的命运。君子是不算命的，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如果妄想泄露天机的话，那本身就是狂妄，所以命本身是算不出来的。就算命能算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既然是命，就是不可改变的，算出来也没用。
所以，学易不是为了全面掌握天机，而仅仅是为了“知几”，即为了了解事物的初始状态，采取应有的处理方法，以避免犯重大的错误。《易经》上往往讲到“贞凶”，就算“正固”也不排除凶，并不是说按道的要求做了，一定会是好的结果。
所以避免犯大错误和追求自己的福报是两个概念：小人学易是为追求福报，君子学易是为避免大过。至于结果，泰然处之，吉来不喜，凶至不忧，自己按照《易经》的告诫做就是了。孔子一生战战兢兢，也不能完全避免凶的结果，如困于陈蔡之类。如果按照小人的心理来看，则会认为孔子不应该会有那样的结果，因为孔子精于易道，怎么就算不出好的结果来呢？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我们学易按照易的教诫去做就行了，不要去执著追求一定要有好的结果。（感谢心兰先生提供的录音资料）
【原编者按】蒋庆，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民间书院阳明精舍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儒学的时代价值》、《再论政治儒学》、《广论政治儒学》等。主编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郭志刚，计算机专业硕士，文化传媒从业人员，儒家文化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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