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國 

問永寧 

　　“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十九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南書房舉行。來自深圳大學文學院的兩位學者問永寧和王興國，以及文化學者兼主持人王紹培圍繞主題“我們今天如何讀《周易》”展開了一場深刻細緻的對話。《周易》具有怎樣的發展史？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占卜之書？站在當代的學術立場上應該如何來看《周易》？針對上述問題，在場學者都作了鞭辟入裡的論述。

　　王興國：想用《周易》把一生都算清楚是迷信

　　“我想站在當代的學術立場上來看《周易》，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從一種學術的制高點上怎麼來看《周易》？如果這一問題解決了，那麼‘如何讀《周易》’的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當天講座上，深圳大學哲學系教授王興國表示，按照傳統的看法，一般要麼是把《周易》看成占卜之書，要麼是把它看成是義理之書。到了近現代，從嚴格意義上講，是進入現代，對《周易》又有了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就是所謂的“科學易”。“實際上，我們對‘易’（以《周易》為代表的易學）的理解主要就是有這三種大的走向，或者說三個大的方向，人們從這三種進路及其所代表的方式來看待《周易》。”

　　《周易》里包含着科學的萌芽

　　對於今天怎麼看“易”的問題，王興國有一個基本的想法。“傳統的講法好像把《周易》看成了一個硬幣，因為它有兩面：一面是象數，一面是義理。但是，嚴格意義上講，這個看法並不全面。”王興國認為，如果我們今天仍按傳統的理解，以“二分法”的兩面觀方法來看《周易》以及易學的發展史，就是單純從象數派和義理派的立場和觀點來看，這是不全面的。“如果考慮到易學與科學史的關係，那麼我們讀《周易》就將會有一個科學的視角。我們今天讀《周易》，發現在《周易》裡面確實沒有科學，要從《周易》裡面找出科學，那是天方夜譚。但是，我們又發現《周易》里包含着科學的萌芽，這點是可以肯定的，確實不可以否認。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從三元觀來看《周易》，或者說我們可以把《周易》看成一個‘三角形’而不是一個‘硬幣’，也就是說，《周易》首先是一部占卜之書；其次它是一本義理之書，義理就是講思想、講哲學，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一部思想之書、哲學之書；再次，它還是一部包含科學萌芽的書，但不可以說成是科學之書。從這三方面或角度來看《周易》，我們可以把《周易》的很多內容都講出來，也可以把與《周易》相關的內容都包含進去。”

　　在王興國看來，從占卜意義上來看，自古以來，我們都說《周易》是一本占卜之書，這個講法是不可以否認的。他介紹，中國的占卜乃至世界人類的占卜都是源遠流長的，而占卜在《周易》裡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現。保留在《周易》裡面的占卜類型與方法，最主要的是兩種：一種是龜占，一種是蓍占。從中國占卜的歷史來看，這是兩種最主要、最基本的占卜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佔卜的方式和類型，譬如說在《周易》出現以前，占卜早就存在了，這一時期的占卜主要是骨占，尤其是獸骨占，今天發掘出來的卜骨，除了有甲骨文的龜占以外，還發現有虎骨占，還有極少數的人骨占，數量最多的是牛骨占，就是用牛的肩胛骨進行的占卜，古代占卜用的數量最多的還是獸骨。“《周易》跟占卜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周易》就是一部占卜之書，這個說法不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毫無疑問的。”

　　為什麼《周易》會成為一部卜書，甚至我們可以稱它為標準的占卜之書呢？“孟子講過一句話，非常重要。孟子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孟子講的‘祀’是古代的宗教信仰，但這一宗教信仰在古代就包涵了與占卜聯繫在一起的宗教活動，我們可以稱之為占祀，或者我們直接稱之為占卜也可以。”王興國講到，在遠古時代，占卜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國家有大事是一定要占卜的，個人有大事也是要占卜的。按占卜的傳統看，“卜以決疑，不疑不卜”。就是當遇到極大的疑惑和困難，靠人謀不能解決的時候，就需要占卜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從人類的理性看，當理性的功能被用到了極致而超出了他的極限，已經無能為力了，就一定會走向理性的反面。就是說，面對理性解決不了的問題應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就只有求神問卜了。所以，《周易》這本書雖然是一部占卜之書，但是它跟宗教信仰，——古代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你要占卜，你就要相信超人的力量和超自然的力量。我們人類都解決不了的事情，我們就相信占卜，並依靠占卜的方式來解決。”

　　《周易》並非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那麼，占卜的力量從哪裡來呢？王興國認為，占卜的力量一定跟信仰有關係，一定跟神有關係。他以現在保留在“東巴文經”或東巴文或壯族古語里的一些講占卜的材料，在雲南的壯族和雲南的納西族裡都保留下來的雞骨占，還有四川涼山地區的彝族中也保存下來的“雷夫孜”，以及用野獸的骨頭占卜等文獻考古資料為例，強調占卜既是一種卜算活動，同時又是一種宗教活動。“它是跟宗教信仰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不然它不可能有那麼神聖。”王興國說，占卜是一條了解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線索。通過占卜及跟占卜相關的事情，譬如凡是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情都會與占卜相關，無論是個人的、家族的、國家的都會跟它聯繫在一起，而所有的這些事情的發生就是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由占卜去了解歷史，也可以從歷史的進路去看占卜。占卜對歷史的影響絕不能低估。“譬如說古代的婚喪喜事都會跟占卜聯繫在一起，婚喪都要占卜，由於受這種傳統的影響，我們今天要做重大的事情或決定，也包括辦喪婚之事，依舊還要選擇黃道吉日，都是與古代占卜的傳統相關的，都是由這個傳統傳下來的習俗。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把《周易》看成一部占卜之書，但是這種占卜不一定是迷信，這裡面有很多內容是值得研究的，否則它不可能流傳幾千年。”

　　但是，對於易學的占卜，王興國則指出在國內學術界內有完全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是完全否認占卜具有合理性，認為占卜就是迷信；而另一派說其中有合理的成分，認為合理性的占卜具有科學性，因此占卜仍然可以保留。“我個人比較贊同司馬遷的觀點，就是又要人謀，又要卜謀，但是必須從多，這就是‘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的原則，我至今還是同意這個原則。”王興國講到，對於國家有大事（有了重大疑難不決的事）皇帝要占卜時所依照的原則，即在公開透明的結果中選擇與採納多數一致的結論，而不是獨斷專從皇帝一個人的意志或主張的原則，司馬遷稱為“明有而不專之道”。

　　“我們不難清楚地看出司馬遷對於占卜的態度，占卜雖然是與宗教信仰或祖先崇拜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但是卜人並不一定就完全受神的旨意或祖宗的指示所左右。這正是孔子所倡導的理性主義態度。所以，司馬遷的這個原則我覺得還是比較實用，占卜不一定完全都是迷信。因為這個裡面非常複雜，涉及到像時間、空間、場地的問題，這裡面有很多的變數，但是我們也不可以把它神秘化，好像《周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也是靠不住的。我希望現在的人不要被誤導，比方好像用《周易》可以把一生都算得很清楚，這就是迷信。有人用周易來預測股票或炒股，大概還沒有成功的先例，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90%甚至100%的以上的準確率呢，這都是有很大問題的。”

　　問永寧：陰陽、風水、五行並非易學史主流

　　“錢鍾書稱漢語里的‘易’，一個字就有三個意思，就是《易緯·乾鑿度》說的‘易一名而含三義’，即‘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深圳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哲學系教授問永寧認為，“易為群經首”和“易道廣大，無所不包”這兩個結論都有一個形成過程，不能說《周易》本身一直就是這個狀態。

　　問永寧主要從發展史來看《周易》。在他看來，現在一般人認為陰陽、風水、五行這些東西都是“易”，但如果從易學史上講，它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而是具有一個過程。他表示，從發生學來講，古代有三易之說，即夏有《連山易》，殷有《歸藏易》，周有《周易》。“《連山》和《歸藏》是不是在《周易》之前產生的，我們不討論它。《歸藏》和《連山》，在現在傳世的文獻里還有兩種，一種是宋人毛漸編的假書，後來有人以為那是先秦的書，拿來做研究。另一種是古書，比如《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學堂叢書》，還有像朱彝尊的《經義考》里收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句子。”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大家知道輯佚書里的《歸藏》是真的，但是如何得知呢？問永寧介紹，王家台挖到一個秦代竹簡，跟傳世《歸藏》基本上是一樣的，至少《歸藏·帝母經》這部分內容肯定是真的。“這一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占卜的，和《周易》的結構不太一樣，比較簡單。”問永寧說，大概從春秋戰國開始，《周易》的影響慢慢就比較大了，大概在孔子前後，特別是孔子之後的一批學者，現在也不能很嚴格地說他們一定是儒家還是道家的這一批人來研究解釋《周易》，給它作傳，就是後來看見的《易傳》。《十翼》包括後來出土的《二三子問》等，實際也是《易傳》。“這就慢慢把文王、周公的經思想化，不再強調占卜了。故孔子在《易傳》里講到‘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大家都用卦爻辭這些東西來講問題，但旨歸不同。”

　　問永寧指出，原先《左傳》時代的人把它歸到占禍福，孔子說“吾觀其德義”，就是看它能解釋出些什麼道理，有什麼思想內涵。後來荀子說“善為易者不卜”，就是強調懂易的人是不算卦的，這和民間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到了漢代時，出了一批人，代表人物是西漢中後期的京房、孟喜。這批人又把易經拉來算卦，算卦時把五行拉進來了。“沒有文獻證明戰國時期的《周易》，甚至漢武帝之前的《周易》，和‘五行’有密切關係，五行是一家，陰陽是陰陽家，易又是一家，各有各的流派。漢代中期以後，主要是京房和孟喜這些人，用納甲納支那一套，把八卦、五行扭在一起，形成現在算卦還在用的父母、妻財、官鬼那一套東西，成為了一個易學流派。”問永寧說，後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頭講到易學史，有兩派六宗，一派是所謂的講義理、講思想，一派則是講象數，言“《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

　　在問永寧看來。事實上，象數那一派也講思想。六宗就講到京房、孟喜，稱易學在京房、孟喜時期有一變，即入於禨祥，也就是講算卦，這是對後來民間影響很大的漢易，現在的算卦基本上沿用這一套。到了東漢末年時，魏伯陽拿它講丹道；三國末年，王弼拿它講老莊，王弼的方法是掃象。“漢易就是京房、孟喜代表的象數易學，王弼說得意忘象，排斥京房、孟喜。宋代時，陳摶、邵雍開始講現在哲學或宇宙論的這一套東西，很專業，一般人沒有經過很長時間的培訓是看不懂的，不像《京房易》，學上一段就會了，邵雍的是比較複雜的。到了胡瑗、和大程子、小程子，又把它講到儒學；再往下，南宋楊萬里又是所謂的以史解易，又是一派。實際還有一些流派，比如楊簡、王宗傳，他們又拿心學來解易，近代則有所謂的‘科學易’。”到了現在，一些算卦的、看風水的、看相的，不少自稱是研究易學的，問永寧坦言自己“也不好說都是瞎說”，但他強調，“在易學史上，這些一直不是主流，同時這些也慢慢扯上易學的東西，和《周易》這部書沒有關係”。

　　發掘《周易》的智慧是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要特別重視的應該是《周易》的義理或者思想方面的內容。”在討論環節中，深圳大學哲學系教授王興國表示，從易學史的意義上看，第一個重視《周易》的義理或思想的人是孔子，傳統說《易傳》是孔子寫的，所謂“孔子作《十翼》”，實際上從今天來看，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但是“不成立”之意，不是說所有的《易傳》都是出於孔子之手，這是當然不可能的，但是從我們知道的文獻或者材料來看，不可否認，孔子是第一個用理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周易》這部書，並且孔子第一個為《周易》作傳。

　　王興國認為，《易傳》不是成於一時或一人之手，它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經過了很多人之手才形成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在孔子手中完成的。但孔子是第一個寫《易傳》的作者，也是第一個用理性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周易》這部書的易學家，故《論語》里有一句在以前也有爭議的話，即孔子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就是典型的理性主義的態度。“當然，我們後來在帛書《周易》里看到了孔子講《周易》的文獻，以前一直有一種說法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事實證明這個說法是完全真實的，不能否認。孔子韋編三絕，不僅表明孔子讀易非常勤奮和刻苦，而且孔子可能還對《周易》進行過整理，故他能為《周易》作傳，能講授《周易》。可見，孔子對《周易》的了解非常之深，所以才會講出‘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樣的話來。孔子對易學的這種態度，對後世影響巨大。”荀子有一個易學觀點，所謂“善為易者不佔”之間，王興國認為此跟孔子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實際上，荀子對於易學的看法和態度是受了孔子的影響。之所以‘不佔’，這就是用理性主義的態度來看待、理解和把握《周易》。從儒家理性主義的觀點和態度出發，可以說：善為易者不佔亦占，占亦不佔。‘不佔’是把所要佔的事情以理智的方式來解決，而‘占’的結果也要服從理智。可以說，以孔子和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是要把占卜及其宗教信仰限制在人類理性的範圍之內來進行處理。孔子和荀子就是最好的表率。”王興國強調，我們面對《周易》的最大問題或者課題，就是要發掘其中的智慧，這是最重要的，要從思想或義理方面去處理。

　　此外，對於有讀者問及如何讀《周易》，深圳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問永寧則表示，《周易》讀起來很複雜，但是講起來也很簡單，一方面是講陰陽；另一方面是講變化。問永寧說：“我們讀《周易》，如果做學術研究，我會準確強調古人是怎麼看的。如果是強調讀書的思想收穫，可以不用管古人，‘易’本身是就講變化，所謂的‘變動不居’、‘時義’的一部分，就是需要現在的讀者去發現的。《周易》里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符號系統的東西。像王興國老師所講的，是一個框架，可以填入有時代性的新解釋，比如科學易，當然不少研究易學史的人不接受，認為是胡扯。另外一些比如易經的思維方式、《周易》怎麼想問題等，這都是值得注意的，現代人也可以看懂。這些當然要花工夫，一切都有代價。” 來源：深圳商報　作者：魏沛娜 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