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 

问永宁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九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来自深圳大学文学院的两位学者问永宁和王兴国，以及文化学者兼主持人王绍培围绕主题“我们今天如何读《周易》”展开了一场深刻细致的对话。《周易》具有怎样的发展史？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占卜之书？站在当代的学术立场上应该如何来看《周易》？针对上述问题，在场学者都作了鞭辟入里的论述。

　　王兴国：想用《周易》把一生都算清楚是迷信

　　“我想站在当代的学术立场上来看《周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一种学术的制高点上怎么来看《周易》？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那么‘如何读《周易》’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当天讲座上，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兴国表示，按照传统的看法，一般要么是把《周易》看成占卜之书，要么是把它看成是义理之书。到了近现代，从严格意义上讲，是进入现代，对《周易》又有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就是所谓的“科学易”。“实际上，我们对‘易’（以《周易》为代表的易学）的理解主要就是有这三种大的走向，或者说三个大的方向，人们从这三种进路及其所代表的方式来看待《周易》。”

　　《周易》里包含着科学的萌芽

　　对于今天怎么看“易”的问题，王兴国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传统的讲法好像把《周易》看成了一个硬币，因为它有两面：一面是象数，一面是义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个看法并不全面。”王兴国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仍按传统的理解，以“二分法”的两面观方法来看《周易》以及易学的发展史，就是单纯从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立场和观点来看，这是不全面的。“如果考虑到易学与科学史的关系，那么我们读《周易》就将会有一个科学的视角。我们今天读《周易》，发现在《周易》里面确实没有科学，要从《周易》里面找出科学，那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又发现《周易》里包含着科学的萌芽，这点是可以肯定的，确实不可以否认。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元观来看《周易》，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周易》看成一个‘三角形’而不是一个‘硬币’，也就是说，《周易》首先是一部占卜之书；其次它是一本义理之书，义理就是讲思想、讲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部思想之书、哲学之书；再次，它还是一部包含科学萌芽的书，但不可以说成是科学之书。从这三方面或角度来看《周易》，我们可以把《周易》的很多内容都讲出来，也可以把与《周易》相关的内容都包含进去。”

　　在王兴国看来，从占卜意义上来看，自古以来，我们都说《周易》是一本占卜之书，这个讲法是不可以否认的。他介绍，中国的占卜乃至世界人类的占卜都是源远流长的，而占卜在《周易》里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保留在《周易》里面的占卜类型与方法，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龟占，一种是蓍占。从中国占卜的历史来看，这是两种最主要、最基本的占卜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占卜的方式和类型，譬如说在《周易》出现以前，占卜早就存在了，这一时期的占卜主要是骨占，尤其是兽骨占，今天发掘出来的卜骨，除了有甲骨文的龟占以外，还发现有虎骨占，还有极少数的人骨占，数量最多的是牛骨占，就是用牛的肩胛骨进行的占卜，古代占卜用的数量最多的还是兽骨。“《周易》跟占卜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周易》就是一部占卜之书，这个说法不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周易》会成为一部卜书，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标准的占卜之书呢？“孟子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孟子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孟子讲的‘祀’是古代的宗教信仰，但这一宗教信仰在古代就包涵了与占卜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占祀，或者我们直接称之为占卜也可以。”王兴国讲到，在远古时代，占卜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国家有大事是一定要占卜的，个人有大事也是要占卜的。按占卜的传统看，“卜以决疑，不疑不卜”。就是当遇到极大的疑惑和困难，靠人谋不能解决的时候，就需要占卜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从人类的理性看，当理性的功能被用到了极致而超出了他的极限，已经无能为力了，就一定会走向理性的反面。就是说，面对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就只有求神问卜了。所以，《周易》这本书虽然是一部占卜之书，但是它跟宗教信仰，——古代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你要占卜，你就要相信超人的力量和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人类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就相信占卜，并依靠占卜的方式来解决。”

　　《周易》并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么，占卜的力量从哪里来呢？王兴国认为，占卜的力量一定跟信仰有关系，一定跟神有关系。他以现在保留在“东巴文经”或东巴文或壮族古语里的一些讲占卜的材料，在云南的壮族和云南的纳西族里都保留下来的鸡骨占，还有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中也保存下来的“雷夫孜”，以及用野兽的骨头占卜等文献考古资料为例，强调占卜既是一种卜算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宗教活动。“它是跟宗教信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不然它不可能有那么神圣。”王兴国说，占卜是一条了解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线索。通过占卜及跟占卜相关的事情，譬如凡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情都会与占卜相关，无论是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都会跟它联系在一起，而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由占卜去了解历史，也可以从历史的进路去看占卜。占卜对历史的影响绝不能低估。“譬如说古代的婚丧喜事都会跟占卜联系在一起，婚丧都要占卜，由于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们今天要做重大的事情或决定，也包括办丧婚之事，依旧还要选择黄道吉日，都是与古代占卜的传统相关的，都是由这个传统传下来的习俗。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把《周易》看成一部占卜之书，但是这种占卜不一定是迷信，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值得研究的，否则它不可能流传几千年。”

　　但是，对于易学的占卜，王兴国则指出在国内学术界内有完全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完全否认占卜具有合理性，认为占卜就是迷信；而另一派说其中有合理的成分，认为合理性的占卜具有科学性，因此占卜仍然可以保留。“我个人比较赞同司马迁的观点，就是又要人谋，又要卜谋，但是必须从多，这就是‘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的原则，我至今还是同意这个原则。”王兴国讲到，对于国家有大事（有了重大疑难不决的事）皇帝要占卜时所依照的原则，即在公开透明的结果中选择与采纳多数一致的结论，而不是独断专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或主张的原则，司马迁称为“明有而不专之道”。

　　“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出司马迁对于占卜的态度，占卜虽然是与宗教信仰或祖先崇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卜人并不一定就完全受神的旨意或祖宗的指示所左右。这正是孔子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态度。所以，司马迁的这个原则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占卜不一定完全都是迷信。因为这个里面非常复杂，涉及到像时间、空间、场地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的变数，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它神秘化，好像《周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也是靠不住的。我希望现在的人不要被误导，比方好像用《周易》可以把一生都算得很清楚，这就是迷信。有人用周易来预测股票或炒股，大概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90%甚至100%的以上的准确率呢，这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问永宁：阴阳、风水、五行并非易学史主流

　　“钱锺书称汉语里的‘易’，一个字就有三个意思，就是《易纬·干凿度》说的‘易一名而含三义’，即‘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问永宁认为，“易为群经首”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这两个结论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不能说《周易》本身一直就是这个状态。

　　问永宁主要从发展史来看《周易》。在他看来，现在一般人认为阴阳、风水、五行这些东西都是“易”，但如果从易学史上讲，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具有一个过程。他表示，从发生学来讲，古代有三易之说，即夏有《连山易》，殷有《归藏易》，周有《周易》。“《连山》和《归藏》是不是在《周易》之前产生的，我们不讨论它。《归藏》和《连山》，在现在传世的文献里还有两种，一种是宋人毛渐编的假书，后来有人以为那是先秦的书，拿来做研究。另一种是古书，比如《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还有像朱彝尊的《经义考》里收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句子。”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大家知道辑佚书里的《归藏》是真的，但是如何得知呢？问永宁介绍，王家台挖到一个秦代竹简，跟传世《归藏》基本上是一样的，至少《归藏·帝母经》这部分内容肯定是真的。“这一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占卜的，和《周易》的结构不太一样，比较简单。”问永宁说，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周易》的影响慢慢就比较大了，大概在孔子前后，特别是孔子之后的一批学者，现在也不能很严格地说他们一定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这一批人来研究解释《周易》，给它作传，就是后来看见的《易传》。《十翼》包括后来出土的《二三子问》等，实际也是《易传》。“这就慢慢把文王、周公的经思想化，不再强调占卜了。故孔子在《易传》里讲到‘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大家都用卦爻辞这些东西来讲问题，但旨归不同。”

　　问永宁指出，原先《左传》时代的人把它归到占祸福，孔子说“吾观其德义”，就是看它能解释出些什么道理，有什么思想内涵。后来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卜”，就是强调懂易的人是不算卦的，这和民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到了汉代时，出了一批人，代表人物是西汉中后期的京房、孟喜。这批人又把易经拉来算卦，算卦时把五行拉进来了。“没有文献证明战国时期的《周易》，甚至汉武帝之前的《周易》，和‘五行’有密切关系，五行是一家，阴阳是阴阳家，易又是一家，各有各的流派。汉代中期以后，主要是京房和孟喜这些人，用纳甲纳支那一套，把八卦、五行扭在一起，形成现在算卦还在用的父母、妻财、官鬼那一套东西，成为了一个易学流派。”问永宁说，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头讲到易学史，有两派六宗，一派是所谓的讲义理、讲思想，一派则是讲象数，言“《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

　　在问永宁看来。事实上，象数那一派也讲思想。六宗就讲到京房、孟喜，称易学在京房、孟喜时期有一变，即入于禨祥，也就是讲算卦，这是对后来民间影响很大的汉易，现在的算卦基本上沿用这一套。到了东汉末年时，魏伯阳拿它讲丹道；三国末年，王弼拿它讲老庄，王弼的方法是扫象。“汉易就是京房、孟喜代表的象数易学，王弼说得意忘象，排斥京房、孟喜。宋代时，陈抟、邵雍开始讲现在哲学或宇宙论的这一套东西，很专业，一般人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是看不懂的，不像《京房易》，学上一段就会了，邵雍的是比较复杂的。到了胡瑗、和大程子、小程子，又把它讲到儒学；再往下，南宋杨万里又是所谓的以史解易，又是一派。实际还有一些流派，比如杨简、王宗传，他们又拿心学来解易，近代则有所谓的‘科学易’。”到了现在，一些算卦的、看风水的、看相的，不少自称是研究易学的，问永宁坦言自己“也不好说都是瞎说”，但他强调，“在易学史上，这些一直不是主流，同时这些也慢慢扯上易学的东西，和《周易》这部书没有关系”。

　　发掘《周易》的智慧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特别重视的应该是《周易》的义理或者思想方面的内容。”在讨论环节中，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兴国表示，从易学史的意义上看，第一个重视《周易》的义理或思想的人是孔子，传统说《易传》是孔子写的，所谓“孔子作《十翼》”，实际上从今天来看，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不成立”之意，不是说所有的《易传》都是出于孔子之手，这是当然不可能的，但是从我们知道的文献或者材料来看，不可否认，孔子是第一个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周易》这部书，并且孔子第一个为《周易》作传。

　　王兴国认为，《易传》不是成于一时或一人之手，它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经过了很多人之手才形成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在孔子手中完成的。但孔子是第一个写《易传》的作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周易》这部书的易学家，故《论语》里有一句在以前也有争议的话，即孔子言：“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态度。“当然，我们后来在帛书《周易》里看到了孔子讲《周易》的文献，以前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不能否认。孔子韦编三绝，不仅表明孔子读易非常勤奋和刻苦，而且孔子可能还对《周易》进行过整理，故他能为《周易》作传，能讲授《周易》。可见，孔子对《周易》的了解非常之深，所以才会讲出‘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样的话来。孔子对易学的这种态度，对后世影响巨大。”荀子有一个易学观点，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间，王兴国认为此跟孔子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实际上，荀子对于易学的看法和态度是受了孔子的影响。之所以‘不占’，这就是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理解和把握《周易》。从儒家理性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出发，可以说：善为易者不占亦占，占亦不占。‘不占’是把所要占的事情以理智的方式来解决，而‘占’的结果也要服从理智。可以说，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是要把占卜及其宗教信仰限制在人类理性的范围之内来进行处理。孔子和荀子就是最好的表率。”王兴国强调，我们面对《周易》的最大问题或者课题，就是要发掘其中的智慧，这是最重要的，要从思想或义理方面去处理。

　　此外，对于有读者问及如何读《周易》，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问永宁则表示，《周易》读起来很复杂，但是讲起来也很简单，一方面是讲阴阳；另一方面是讲变化。问永宁说：“我们读《周易》，如果做学术研究，我会准确强调古人是怎么看的。如果是强调读书的思想收获，可以不用管古人，‘易’本身是就讲变化，所谓的‘变动不居’、‘时义’的一部分，就是需要现在的读者去发现的。《周易》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符号系统的东西。像王兴国老师所讲的，是一个框架，可以填入有时代性的新解释，比如科学易，当然不少研究易学史的人不接受，认为是胡扯。另外一些比如易经的思维方式、《周易》怎么想问题等，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代人也可以看懂。这些当然要花工夫，一切都有代价。”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魏沛娜 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