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是孔子承傳並且加以詮釋的重要古代典籍。流傳下來的《周易》由卜筮之書《易經》和解讀《易經》的《易傳》（又稱《十翼》）組成。《易傳》記載了儒宗孔子對宇宙人生奧秘（即天地人之道）的哲學認識。

　　孔子晚年時，對卜筮之書《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論語?述而》記載孔子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皆稱孔子晚年喜好研讀《易》並作《易傳》：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中記載：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

　　為什麼孔子晚年對《易》產生了如此大的興趣？因為他從這部卜筮之書中能夠解讀出天地人三者的奧妙。孔子認為：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地道、人道”（《易傳·繫辭》）。

　　孔子的學生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據此，可見孔子不輕易跟學生講論關於宇宙人生奧秘的哲學。不過，孔子對性和天道的認識，確有學生“得而聞”，並將之付諸文字而流傳了下來。孔子關於“性”與“天道”的思想，不僅集中反映在《易傳》中，還反映在《禮記》中的“禮運”、“祭義”、“樂記”、“大學”、“中庸”、“表記”等篇章中。

　　《論語·為政》記載，孔子稱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對“天命”的理解認識，以及他晚年對天命的自覺遵循實踐，與他鑽研《易》的心得密不可分。

　　《易》本是卜筮之書。卜筮的目的是徵求天意，預測決定人事，趨吉避凶。卜筮本身就是對天意的敬畏和遵從，孔子從《易經》中讀出了天道。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禮記·表記》）

　　“龜為卜，策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禮記·曲禮下》）

　　孔子指出，三代以來的明王通過卜筮來徵求和尊重天意。“不違卜筮”、“不違龜筮”表明了上古時代有明德的帝王們對天地神明和上帝的敬畏順從。按照卜筮結果去行動，是為了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相信確有天命鬼神的存在和法令的莊嚴。帝王們在行動前徵求天意，也是要向人民表明，他們的行為和法令符合天意，並非一意孤行。所以，儘管經文中論“天”的文字很少，《易》本身就是一部有關天人之際的“玄”書，正因為這樣，孔子和其後學才能對其進行哲學的詮釋，才會有《易傳》儒家哲學思想的產生。

　　在孔子看來，《易》中蘊含的天道的奧秘在於“德”。

　　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要》篇記錄了孔子跟子贛談他對《易》的研究心得：

　　“夫子曰：“《易》之要，德之謂也。”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循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樂其辭也。’”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存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儒家的政治大典《尚書》的核心觀念在於以德受天命，以德配天命。孔子聯繫《尚書》來研究《易》，指出“察其要者，不詭其德”，他用《尚書》的“德治”政治文化理念來解讀《易》，認為《易》也蘊含著“德”的思想，故說“《尚書》多於矣，《周易》未失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存者而義行之耳”。

　　在孔子看來，“德”，也就是《尚書》中所體現的仁義道德價值才是《周易》書中蘊含的精華和最深奧的道理。這種對《周易》的新看法，是個重大的文化突破，所以孔子指出“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周易》本是卜筮之書，“祝卜”，即預測人事的吉凶，是其功用所在。孔子與傳統的做法不同，對於《周易》，他“非安其用也”，而是“樂其辭也”，他“后其祝卜”，“觀其德義”。這並不是說孔子不關心人事的吉凶禍福，不想求福避禍，趨吉避凶，而是他從對歷史經驗的學習研究中，特別是從《尚書》和《詩經》的政治智慧中，深刻認識到了“德行”與人生禍福的內在關聯，這就是“知天命”。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他所認識的天命是什麼？就是“仁義道德”：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祭祀和卜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祈福和趨吉避凶。孔子看到，“德義”，即實踐仁義道德是“君子”人生幸福的根本保障。認識到這一點，自然就超越了祭祀和卜筮。“祝巫卜筮其後乎”——一旦認識到人的命運和幸福依賴於仁義道德實踐，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因此，祭祀祈福和卜筮預測吉凶的重要性就相應減少了。

　　應該指出的是，孔子並不反對祭祀和卜筮，在敬畏天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祖先，表達人對生存環境和生身父母祖先的崇敬感恩之情的意義上，他是傳統祭祀和卜筮文化的積極繼承者，前文中已經引述了孔子對卜筮的看法，他認為卜筮是對天意和天地間神明的尊重，是神聖的。孔子也是非常重視祭祀的，《論語》和《禮記》中有大量材料可以證明。

　　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張要用虔敬的心態來對待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禮記·中庸》）

　　他崇敬上古的聖王禹，“禹，吾無間然矣”，原因之一是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論語·泰伯》），禹不講究自己的飲食，祭享供奉鬼神卻極為鄭重用心。只是在“祈福和趨吉避凶”的意義上，孔子認為可以“祭祀而寡也”，“卜筮而希也”，因為他認識到，與其通過祭祀和卜筮來祈福求吉，還不如自覺實踐仁義道德以“自求多福”，因而就能夠理解《論語·述而》中的這條記錄：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

　　重病折磨下的孔子，並不祈求通過向“上下神祗”禱告來趨吉避凶，他聽天由命，精神坦然樂觀，因為他相信自己長期的德行培養和仁義道德實踐，是對天命的順應，是對天道的遵循，是對神祗最好的長期禱告。

　　孔子發現，天道的核心是“德”，體現為人生價值就是“仁義”，這就是孔子研讀《易》所發現的天地奧秘與人生真理。儒家語境中的“道德”、“義理”、“性命”的根本內涵都是“仁義”。仁義是為人之道，“仁”是理性與良知，“義”是在父系宗族家庭與君臣等級社會中本着理性與良知去履行自己的人生職責。“仁義”的具體要求是“孝悌忠信”，“仁義”價值在人際道德上體現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主仁臣忠，朋友有信。

　　人生的意義就在於“仁以為己任”，在於重視德行的培養，在於仁人愛物，在於推己及人，在於“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於實踐“孝悌忠信”。仁義之道，是人生幸福安寧之道。能行仁義之道的人，內心安然，精神愉快，生活幸福，坦蕩磊落，挫折不憂，困苦不懼。

　　對於“仁義”的實踐，應當生命不止，踐履不休，“仁義之道也，雖弗身能，豈能已哉! 日夜不休，終身不倦，日日載載必成而後止。”（馬王堆帛書《易傳》之《繆和、昭力》）

　　五十歲的階段，孔子通過對“極深研幾”的《易》的悉心鑽研而得以“知天命”，從此自覺順應天命，實踐仁義價值，以德配天，他“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因而，“六十而耳順”（“耳”字當為衍字），“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達到天人合一，精神愉快，情緒穩定，樂觀豁達，不為挫折所困，不為疾病憂慮，不為老年所苦，不為死亡所懼。

　　孔子說，“朝聞道，夕可死也”（《論語·里仁》），此“道”即“仁義之道”。他指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八佾》），此語後來演變為“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仁義價值高於肉體生命。仁義價值是人生真理，在知識的追求上，如果能得悉宇宙人生真知與為人的真實道理，就不虛此生，這正是“朝聞道，夕可死”的含義所在。

　　總體來看，孔子是以《尚書》和《詩經》“雅”“頌”部分的“德治”政治文化為基本框架來解讀《周易》的，因此，他讀出來的是仁義價值，是君子德行，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易傳》中揭明的“德義”即是後來《禮記》中“大學”和“中庸”篇所總結的修齊治平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弘揚道德、實踐“仁義”價值的道路。

　　“德治”是上古政治文化的中心思想，“仁義道德”是其核心價值。 “述而不作”的孔子晚年通過對《周易》的解讀，在哲學層面總結了他繼承的古代文化，使得《易》這部卜筮之書成為了儒家理解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學大典。  來源：中華讀書報　楊丹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