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是孔子承传并且加以诠释的重要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周易》由卜筮之书《易经》和解读《易经》的《易传》（又称《十翼》）组成。《易传》记载了儒宗孔子对宇宙人生奥秘（即天地人之道）的哲学认识。

　　孔子晚年时，对卜筮之书《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皆称孔子晚年喜好研读《易》并作《易传》：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中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为什么孔子晚年对《易》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因为他从这部卜筮之书中能够解读出天地人三者的奥妙。孔子认为：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也。”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地道、人道”（《易传·系辞》）。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据此，可见孔子不轻易跟学生讲论关于宇宙人生奥秘的哲学。不过，孔子对性和天道的认识，确有学生“得而闻”，并将之付诸文字而流传了下来。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不仅集中反映在《易传》中，还反映在《礼记》中的“礼运”、“祭义”、“乐记”、“大学”、“中庸”、“表记”等篇章中。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称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天命”的理解认识，以及他晚年对天命的自觉遵循实践，与他钻研《易》的心得密不可分。

　　《易》本是卜筮之书。卜筮的目的是征求天意，预测决定人事，趋吉避凶。卜筮本身就是对天意的敬畏和遵从，孔子从《易经》中读出了天道。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礼记·表记》）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礼记·曲礼下》）

　　孔子指出，三代以来的明王通过卜筮来征求和尊重天意。“不违卜筮”、“不违龟筮”表明了上古时代有明德的帝王们对天地神明和上帝的敬畏顺从。按照卜筮结果去行动，是为了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相信确有天命鬼神的存在和法令的庄严。帝王们在行动前征求天意，也是要向人民表明，他们的行为和法令符合天意，并非一意孤行。所以，尽管经文中论“天”的文字很少，《易》本身就是一部有关天人之际的“玄”书，正因为这样，孔子和其后学才能对其进行哲学的诠释，才会有《易传》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

　　在孔子看来，《易》中蕴含的天道的奥秘在于“德”。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要》篇记录了孔子跟子赣谈他对《易》的研究心得：

　　“夫子曰：“《易》之要，德之谓也。”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循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儒家的政治大典《尚书》的核心观念在于以德受天命，以德配天命。孔子联系《尚书》来研究《易》，指出“察其要者，不诡其德”，他用《尚书》的“德治”政治文化理念来解读《易》，认为《易》也蕴含着“德”的思想，故说“《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

　　在孔子看来，“德”，也就是《尚书》中所体现的仁义道德价值才是《周易》书中蕴含的精华和最深奥的道理。这种对《周易》的新看法，是个重大的文化突破，所以孔子指出“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周易》本是卜筮之书，“祝卜”，即预测人事的吉凶，是其功用所在。孔子与传统的做法不同，对于《周易》，他“非安其用也”，而是“乐其辞也”，他“后其祝卜”，“观其德义”。这并不是说孔子不关心人事的吉凶祸福，不想求福避祸，趋吉避凶，而是他从对历史经验的学习研究中，特别是从《尚书》和《诗经》的政治智慧中，深刻认识到了“德行”与人生祸福的内在关联，这就是“知天命”。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所认识的天命是什么？就是“仁义道德”：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祭祀和卜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和趋吉避凶。孔子看到，“德义”，即实践仁义道德是“君子”人生幸福的根本保障。认识到这一点，自然就超越了祭祀和卜筮。“祝巫卜筮其后乎”——一旦认识到人的命运和幸福依赖于仁义道德实践，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因此，祭祀祈福和卜筮预测吉凶的重要性就相应减少了。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并不反对祭祀和卜筮，在敬畏天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祖先，表达人对生存环境和生身父母祖先的崇敬感恩之情的意义上，他是传统祭祀和卜筮文化的积极继承者，前文中已经引述了孔子对卜筮的看法，他认为卜筮是对天意和天地间神明的尊重，是神圣的。孔子也是非常重视祭祀的，《论语》和《礼记》中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

　　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要用虔敬的心态来对待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礼记·中庸》）

　　他崇敬上古的圣王禹，“禹，吾无间然矣”，原因之一是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禹不讲究自己的饮食，祭享供奉鬼神却极为郑重用心。只是在“祈福和趋吉避凶”的意义上，孔子认为可以“祭祀而寡也”，“卜筮而希也”，因为他认识到，与其通过祭祀和卜筮来祈福求吉，还不如自觉实践仁义道德以“自求多福”，因而就能够理解《论语·述而》中的这条记录：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重病折磨下的孔子，并不祈求通过向“上下神祗”祷告来趋吉避凶，他听天由命，精神坦然乐观，因为他相信自己长期的德行培养和仁义道德实践，是对天命的顺应，是对天道的遵循，是对神祗最好的长期祷告。

　　孔子发现，天道的核心是“德”，体现为人生价值就是“仁义”，这就是孔子研读《易》所发现的天地奥秘与人生真理。儒家语境中的“道德”、“义理”、“性命”的根本内涵都是“仁义”。仁义是为人之道，“仁”是理性与良知，“义”是在父系宗族家庭与君臣等级社会中本着理性与良知去履行自己的人生职责。“仁义”的具体要求是“孝悌忠信”，“仁义”价值在人际道德上体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主仁臣忠，朋友有信。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仁以为己任”，在于重视德行的培养，在于仁人爱物，在于推己及人，在于“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于实践“孝悌忠信”。仁义之道，是人生幸福安宁之道。能行仁义之道的人，内心安然，精神愉快，生活幸福，坦荡磊落，挫折不忧，困苦不惧。

　　对于“仁义”的实践，应当生命不止，践履不休，“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哉! 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马王堆帛书《易传》之《缪和、昭力》）

　　五十岁的阶段，孔子通过对“极深研几”的《易》的悉心钻研而得以“知天命”，从此自觉顺应天命，实践仁义价值，以德配天，他“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而，“六十而耳顺”（“耳”字当为衍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天人合一，精神愉快，情绪稳定，乐观豁达，不为挫折所困，不为疾病忧虑，不为老年所苦，不为死亡所惧。

　　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也”（《论语·里仁》），此“道”即“仁义之道”。他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八佾》），此语后来演变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价值高于肉体生命。仁义价值是人生真理，在知识的追求上，如果能得悉宇宙人生真知与为人的真实道理，就不虚此生，这正是“朝闻道，夕可死”的含义所在。

　　总体来看，孔子是以《尚书》和《诗经》“雅”“颂”部分的“德治”政治文化为基本框架来解读《周易》的，因此，他读出来的是仁义价值，是君子德行，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易传》中揭明的“德义”即是后来《礼记》中“大学”和“中庸”篇所总结的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弘扬道德、实践“仁义”价值的道路。

　　“德治”是上古政治文化的中心思想，“仁义道德”是其核心价值。 “述而不作”的孔子晚年通过对《周易》的解读，在哲学层面总结了他继承的古代文化，使得《易》这部卜筮之书成为了儒家理解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大典。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丹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