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村落文化傳統的歷史考察
世界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者李爾特曾經說過：“地球上人類的每個物質成就，不論是一間房屋、一個農莊或一個城鎮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綜合。”①村落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固有成分，歷史文化的積澱和人文觀念的影響，造就了中國古代獨特的村落文化。
一、古徽州傳統村落的歷史演化
古往今來，人類各種形式的居住場所稱為聚落，它包括房屋建築、或聚落內部的街道、 廣場等人們活動的場地，供居民洗滌飲用的池塘、河溝、井泉，以及聚落內部的空閑地、果園、林地等構成部分。村落和城鎮是聚落的兩大類存在形式。其中村落的形成發展，從客觀因素看，與自然環境（包括氣候條件）有直接的關係；從社會背景看，則賴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促成。
根據不同的標準，村落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在結構上，可以分集居型村落和散居型村落；在成因上，有原始定居型與移民型之分。
一般認為，古代徽州區域聚落經過自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漫長演變，成形於秦漢南北朝時期，從秦（公元前210年）置黟、歙二縣開始，此後歷經中原士族大姓的數次南遷，徽州聚落（先村落後城鎮）也逐漸從原始定居型向移民型變化着，因而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直至北宋，徽州仍是自然經濟統治下的閉塞之地。真正的勃興開始於南宋至明初，並在明中葉至清中葉達到了鼎盛。
古徽州正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移民社會。南遷徽州的中原移民是徽州早期新型村落的主要建造者，最初他們多以始祖或始遷祖為中心集居繁衍。明代程尚寬在《新安名族志》里所列92個“新安名族”，由外入徽的佔去大多數，最顯著的“新安十五姓”就包括有汪、程、吳、黃、胡、王、李、方、洪、余、鮑、戴、曹、江、孫等十五大姓。但是隨着人口的繁衍， 村落與宗族逐漸擴散。
再者，若從經濟動因看，徽州村落的興衰，除了農林經濟外，還與徽商的興衰是緊密聯繫的。南宋至明清，這一時期（明中葉至清中葉）正是徽商走出家門叱咤商場的黃金時代。徽商們雄厚商業資本的反哺式投入及其它條件的提供強有力地助推了徽州村落的繁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村落的形貌。在人口輸出與財富輸入、消費與供應、宗族內斂與文化開放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關係，從而維持了村落一種高水準的動態平衡。財富輸入刺激着村落文化市場的擴大和繁榮，並帶來文化商品的增多和改進。徽商在文化消費、文化商品供應以及經濟支持上均居優勢，又輔之以“好儒”精神，因此，他們對徽州村落的最大貢獻，從根本上說，是在強化宗族整體性和維持村莊穩定性的同時，使徽州村落形成了一種對外開放的氣質。這時的徽州已不是一般的農村聚落可比，“望衡對宇、櫛比千家、雞犬桑麻，村煙殷庶，祈年報本，有社有祠，別墅花軒與梵宮佛利，飛薨於茂林修竹間，一望如綿綃。”②徽州已成為“森然一大都會”，許多村落規模極大，如呈坎村號稱有九十九條街巷，而西遞村則稱有“三千煙灶六千丁”。
注釋：
①轉引自 汪大白 《徽州古村落山水文化解讀——以唐模、靈山為中心》，登載於 《黃山學院學報》 2 005年02 期
②參見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 2001
清咸豐朝之後，徽州村莊在太平軍與清軍的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雖然之後力圖恢復，無奈此時徽商已在鹽制的改革中遭受重創，從此徽州村莊與徽商一起走向衰落。如績溪上川（今上庄）胡氏宗族“嘉道時，人口五六千，居戶鱗次……繼經粵寇，族人逃亡者十之七八，居室大半遭毀。來雖生養經營四五十年於茲……遠不如嘉道時矣。”③對比徽商和徽州村莊各自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兩者有着共同的興衰史，徽商興則徽村興，徽商衰則徽村衰。
中國傳統的人居環境觀向來講究和追求的是 “天人合一” 、崇尚和諧、師法自然、唯變所適、趨吉避凶。“天人合一”是法則，強調親近自然、依偎自然、取材自然、繼承自然，是中國傳統建築的要道和美學所在；努力使“第二自然”與“第一自然”相協調、相一致，是中國傳統建築的基本理念之一。崇尚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理應與自然其他部分和諧相處。師法自然的哲學思想源於老子。老子認為“域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 地大、人亦大”，主張“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古代建築有許多“師法自然”的體現，因地制宜是其中主要表現之一。在建築方位上，中國古代建築崇尚背山、面水、向陽的自然方位。 唯變所適的辨證思想，就是適應實際情況的應變思想。中國傳統建築文化遵循唯變所適的辨證思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代，建造與自然環境相適宜的建築。中國古代建築還講求趨吉避凶的基本原則。中國傳統文化將有利於人的生存發展和身心健康的所有事物看作“吉”，將有害於人的生存發展和身心健康的所有事物看作“凶”，要求人們在創造有利、爭取良好效果的同時，把不利的條件與有害的效果降到最低限度。而上述這些原則在皖南（徽州）傳統村落的建設中都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
古徽州傳統村落的建設及其布局形狀受當地山水環境的影響很大。 在一般山區，多沿河而建的帶狀村落； 在開發很遲的大山深處，村落多呈散居型。平原地區以塊狀集居型為常見。與此同時，村落布局成形也受到居民觀念的強烈作用和影響。徽州村落整體布局往往體現出一種強烈的追求和精神象徵意義，着意模擬一些有意味的圖案，如牛形船樣棋枰八卦等等，反映出古代村落居民的某種心理趨向。
中國古代村落要求有山為依託，依山面水。靠山即“龍脈”所在，稱玄武之山；左右護山分別稱作“青龍”、“白虎”；前方近處之山稱作“朱雀”，遠處之山為朝、拱之山；中間的平地稱作“明堂”，為村基所在；明堂之前有蜿蜒之流水或池塘。這種由山勢圍合形成的空間，利於藏風納氣，是一個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環境的獨立生活空間，這與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環境也不謀而合。當然，中國古代村落無一不受到風水的理想環境模式的影響，在形局方面，中國古代村落選址強調主山龍脈和形局完整，即強調村基的形局和氣場。認為村基形局完整，山環水抱，是上乘的“藏風、聚氣”之地。
徽州村落選址模式主要就有三類：一是理想的村落選址模式； 二是非理想村基環境的完善；三是被動的村落選址。選定的村址須具備以下功能：方便、容納、 安全、美化。選址的方法也各具特色。 最常見的是風水地師框定村址，譬如績溪龍川村在800年前曾經請來江西有名的風水先生賴文正相過地，另外黟縣宏村在明代也請了休寧的風水大師何可達來把過脈。徽州人特別注重聚族而居，崇尚風水的風俗歷史悠久。實際上，風水說常常是傳統人居環境觀的具體體現，主要體現在尋求理想的村落人居環境和對非理想村落人居環境的改造等方面。 風水施加於人居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對基址的選擇，講究聚氣、不耗散、不衝破、不泄漏，追求環境的封閉、完整和均衡，尋求滿足人們生理和心理要求的自然環境。其二，對非理想人居環境的營造，包括對環境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形成一套系統的補救方法，以滿足趨吉避凶的需求理想的聚落環境模式 。
徽州古村落從選址到形成的整個過程中，都與風水觀念有着不可分的內在關係。“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④譬如績溪龍川乃是古徽州一個遠近聞名的船形村落，根據“左青龍，
<2><２>注釋：
③參見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 2001年11月
④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引《稗史》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風水理論，此地的風水極好，以登源水為青龍，龍川河為朱雀，兩河交匯之處，形成藏龍卧虎之坑，從《莊子·天運》“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之義，坑滿必有口出，所以龍川又名坑口。龍川位於績溪縣東北的大瀛鄉，是一個胡氏聚族而居的大村落。障山、七姑山、龍鬚山、石京山在這裡形成一個長長的畚箕形谷地，發源於天目山主峰清涼峰的登源河，在繞過了九十九道彎，彙集了平銀河和卓溪水之後，一收它浩蕩的氣勢，平緩地從龍鬚山下繞村而過。東晉太興元年（公元318年）大將軍胡奮的侄子胡焱以散騎常侍領兵鎮守歙州，後來娶華陽汪氏為妻，愛新安山水清漱，任滿之後在華陽鎮定居。后又看中龍川真是一塊風水寶地！不久，他便帶領全家遷居於此，這便是“徽郡罕有出其右”的世家大族龍川胡氏的始遷祖。
還有績溪縣宅坦村地處蘆昆常盆地，居上庄與旺川兩村之間，地勢相對較高。村莊背靠竹竿尖，東西兩向有土坵環護，但其南向則空曠趨下，沒有屏障，這樣就很難滿足宅坦人的安全感。按照風水理論，宅坦村應在“水口”處設置一道人造屏障，同時還要築起水口中不能或缺的“獅山”和“象山”，只有這樣，宅坦村才能“聚氣藏風”，才能“族旺丁盛”。在風水理念的指導下，宅坦人在村之南向低洼處築起一道長達600米的土石壩，並栽植多種名貴樹種；又在土石壩的兩端模擬“獅、象”培植樹林，形成既有“獅象捍門”，又有綠屏保障的風水格局。⑤
再如戴震故里——休寧縣（今屬屯溪區黎陽鎮）隆阜村是一個有近2000年歷史的古村，地理位置優越，發源於黟縣境內的橫江在此匯入新安江，形成一片衝擊平原。隆阜村不是一個三面環山的所謂“馬蹄形”的地理形態。族譜作者戴天堯稱：“休之四隅，山多崛岉，水多潰渱，至余家所託處，獨衍為廣瀦鉅野。似全舉四隅奔赴之氣以平定收聚於一區,而忠恭公之能相宅阜人也。”⑥選擇這樣一個將四隅之氣“收聚於一區”的地理環境中，是為了達到“相宅阜人”的效果。徽州風水觀以“氣“為根本，在地形上並不拘泥於某種單一形態，《隆阜村居圖》后跋云：“隆阜在縣迤南二十七里，周環皆大陸廣川，形勢壙垠。吾家聚處於此垂七百餘年，……風土得其最勝”。⑦地有生氣，則人文盛、人才出，“相宅阜人”是以人為本的擇地觀。戴震的先祖戴顏篤好風水地理，他覺得隆阜所在是一個利於後代生息繁衍的好地方，“白岳東枝，大盡隆阜；地平闊，勢延長，西溪大會，一望平陽；卜宅其間，縱不能掇巍科，榮家世，而其連連續續，延延綿綿之勢，若舉白岳而論，似不可求其次矣。”⑧。他毅然囑咐其次子戴睿遷居隆阜，後來隆阜戴果然代出名人，成為新安望族。
徽州古代村落的選址還極為注重周遭景觀優美。風水學中認為，好的村落環境應該是好氣場的表現，其景觀上的表現是“山川秀髮”、“綠林陰翳”。而“水口” 在中國古代村落的空間結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謂水口就是村落門戶，一般位於“枕山、 環水、面屏” 封閉、半封閉的村落空間與外部空間的交接處，是村落的入口。 水口的位置大致有兩類：一是村落的入流之處， 一是村落的水流出處，與村落的入口方向一致，這種位置較為普遍。水口的概念具有濃厚的風水色彩。“水口”的本義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風水學中要求“入山先觀水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財源”的象徵，“水環流則氣脈凝聚”，水“左右環抱有情，堆金積玉”⑨。
傳統意義上的古徽州村落文化就其雙相表徵來看主要體現為有形載體和無形表現亦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大塊面，舉凡環境文化、牌坊文化、祠堂文化、屋宇文化、居處文化、營商文化、族譜族規文化、其它民俗文化等等。⑩有形載體中則以徽派古建築為主；無形表現里則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居多。
注釋：
⑤《龍井春秋》, 宅坦村民委員會 胡維平，2000年登記出版
⑥、⑦《隆阜村居圖》
⑧戴顏《遷陽基遺囑》
⑨曾子南《水龍經》
⑩廖奔：《古徽州地區族居古村落考察報告》，《徽學》第二卷第252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首先，就有形載體中的徽派古建築而言，主要包括民居、祠堂、牌坊、寺廟、亭閣、橋塔、書院、戲台等類型
民居是村落最基本的建築細胞，自明代起徽州民居的造型、色彩、布局等都有着比較統一的格調和風貌，形成自己獨特的建築體系。 徽州民居外部造型輪廓比例和諧，尺度近人，一般都是青瓦、白牆，給人淡雅明快的美感。造型上除一般中國古建築的低層、坡頂形式外，着重採用馬頭牆的建築造型。典型代表有黟縣西遞“履福堂”、宏村“承志堂”、休寧縣黃村進士第、祁門縣渚口倪望重宅（“一府六縣”）等。
徽州古村落多為聚族而居，因此祠堂建設相當發達。按《禮記》規定，只有帝王、諸侯、大夫才能自設宗廟祭祀祖宗，平民只能在家中祭祖，直到明朝才開始允許百姓建造家廟，即祠堂。 其功能是通過祭祀祖先，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在鄉村，祠堂一般也是家族聚集議事、進行娛樂慶典的地方。到清代，民間祠堂開始大量出現，幾乎村村設祠堂，有的村甚至有家祠、支祠、宗祠等幾類不同的多達數十處祠堂。從精神空間來看，徽州村莊無論在居住形態、景觀特點還是在文化構成等方面，都有着豐富的特性和內涵。在村莊建築的布局上，一般都存在類似“軸心”的核心結構。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莊，宗祠就是這種類似軸心的節點。許多村莊看似雜亂無章，實際上卻被宗族關係連接為一個感應強烈的心理引力場，祠堂就居於這個場的中心。比較典型的有歙縣北岸潘氏宗祠、徽州區呈坎羅東舒祠、潛口金紫祠、黟縣南屏葉氏宗祠、績溪縣龍川胡氏宗祠等
牌坊也叫牌樓，一般被古徽州人安放在村口前或村鎮中央，用來旌表或紀念某人或某事，它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門洞式建築，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被視為中華文明傳統象徵性標誌之一。徽州的民間牌坊不僅數量多，據地方志等史書記載，整個徽州歷史上曾建有1000餘座牌坊，現尚存百座左右，而且其建築風格獨特、技術精湛。比較典型的有歙縣許國石坊、棠樾牌坊群、鄭村忠烈祠坊、黟縣西遞胡文光石坊、休寧縣古林雙節坊（又稱古林牌坊，當地稱妯娌坊、貞節牌坊，現已移至休寧萬安古城岩）、績溪龍川“奕世尚書坊”等。
寺廟通常有佛廟、道觀（主要集中在黃山齊雲山等地，另有歙縣太平興國寺、雄村小南海等）， 還包括大量敬奉各路神仙的廟堂和神龕，民間自建的寺廟不同於早期的官廟，多建於僻靜的山野。徽州村鎮的廟宇規模較小，主要有汪王廟、觀音廟、龍王廟、土地廟和各種祭祀行業宗神的廟宇，如關帝廟等。
亭閣、橋塔這些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築，徽州各地大量存在，而且頗具自己的風格。比較典型的有歙縣許村大觀亭徽州區西溪南的綠繞亭和老屋閣、歙縣徽城鎮中和街南譙樓與東譙樓、休寧縣海陽鎮鐘鼓樓、徽州區呈坎村寶綸閣、歙縣城南太平橋、屯溪鎮海橋（老大橋）、婺源縣清華鎮彩虹廊橋、歙縣“宋代雙塔”（城關西干山長慶寺塔、徽城鎮北郊新州石塔）、徽州區岩寺文峰塔等。
至於書院建築在古徽州源於北宋，開寶八年（975年），隨家父——績溪縣令胡延政來就讀並定居的龍井人胡忠於景德四年（1007年）在上庄宅坦村創建了桂枝書院，首開安徽全省建立書院之先河，而現存的歙縣雄村竹山書院更是一個典型），歷史上林林總總出現過的書院也達逾百座，其分佈遍及各地。徽州人對讀書入仕有着濃厚的情節，競相樂建書院，稍有才力的家族便會請教書先生，因而立辦私塾也相當普遍。
戲台用以演戲或舉行典禮儀式，在徽州，通常是人們平時娛樂的地方，常設於村鎮、 集市中心，或村口，且大多附着在祠堂當中或近旁，純粹意義上的戲台並不多見。譬如祁門縣新安鄉珠里村餘慶堂古戲台、祁門縣閃里鎮坑口村會源堂古戲台、祁門縣歷口鎮環砂村敘倫堂古戲台、歙縣綿潭村古戲台、歙縣昌溪村太湖祠（吳氏宗祠）側面古戲台、歙縣璜田村敦本堂對面古戲台（現移遷存於徽州區潛口民宅）等等。
其次，皖南（徽州）村落文化在無形表現——精神文化層面則涵括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傳統工藝）、鄉風民俗等領域：1.思想學術方面如 新安理學 （朱熹）、 徽州樸學 （江戴樸學）、胡適新學…2.文學藝術方面如 徽州方言 （徽語） 新安文學（新安竹枝詞、民間歌謠、 徽州楹聯 等）、新安畫派 、 徽派篆刻 、 徽派盆景、 徽派版畫 、 徽州戲曲（儺戲、傀儡戲即木偶戲、目連戲、 徽劇 ）……3.科學技術（傳統工藝）方面如 新安醫學 （徽醫）、程大位珠算學（徽算）、 天文歷算、水利學、工程學、鄭復光物理學（光學）、徽派建築學以及 新安四寶 、 徽派雕刻 、徽州漆器、徽州竹編、徽州刻書、徽菜…4.鄉風民俗方面如包括社會民俗,物質民俗,禮儀民俗,民間藝術（民間樂舞、民間遊藝）,民間信仰以及生活習俗,飲食習俗,時節習俗,民俗遊戲,民歌,民間傳說,建房風俗,居住民俗,行旅民俗等。
總之，原轄一府六縣的皖南古徽州各地徽州文化底蘊深厚，僅黃山市普查確認的地面文物遺存10000多處，其中列入國家級和省、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者各為17處、66處和73處，縣（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五批確定為253處。另據2007-2009年黃山市三區四縣啟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共有登記的項目1305項（屆今已經追加到1325項）。截至2010年底為止，黃山市擁有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各為16個、40個、91個、184個（其中各個數目中都包含了它的上一層級擁有之數）。 又附：截至2009年，原徽州府轄的績溪、婺源二縣尚有……安徽績溪縣現擁有各級文保單位53處、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40個；江西婺源縣現擁有各級文保單位53處（國家級4、省級7、縣級42）、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9個。這些都表明皖南古徽州村落傳統文化資源異常豐富。
綜上可見，作為文化象徵的形象符號，傳統意義上的皖南古徽州村落文化在空間和時間的完美結合中，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人文觀念。凸顯地域性、典型性、代表性的皖南古徽州的傳統村落文化可謂頗具歷史考察的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挖掘整理弘揚的實踐意義。作者：郗延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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