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村落文化传统的历史考察
世界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者李尔特曾经说过：“地球上人类的每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①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固有成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观念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村落文化。
一、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化
古往今来，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称为聚落，它包括房屋建筑、或聚落内部的街道、 广场等人们活动的场地，供居民洗涤饮用的池塘、河沟、井泉，以及聚落内部的空闲地、果园、林地等构成部分。村落和城镇是聚落的两大类存在形式。其中村落的形成发展，从客观因素看，与自然环境（包括气候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从社会背景看，则赖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促成。
根据不同的标准，村落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在结构上，可以分集居型村落和散居型村落；在成因上，有原始定居型与移民型之分。
一般认为，古代徽州区域聚落经过自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漫长演变，成形于秦汉南北朝时期，从秦（公元前210年）置黟、歙二县开始，此后历经中原士族大姓的数次南迁，徽州聚落（先村落后城镇）也逐渐从原始定居型向移民型变化着，因而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直至北宋，徽州仍是自然经济统治下的闭塞之地。真正的勃兴开始于南宋至明初，并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达到了鼎盛。
古徽州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移民社会。南迁徽州的中原移民是徽州早期新型村落的主要建造者，最初他们多以始祖或始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明代程尚宽在《新安名族志》里所列92个“新安名族”，由外入徽的占去大多数，最显著的“新安十五姓”就包括有汪、程、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等十五大姓。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 村落与宗族逐渐扩散。
再者，若从经济动因看，徽州村落的兴衰，除了农林经济外，还与徽商的兴衰是紧密联系的。南宋至明清，这一时期（明中叶至清中叶）正是徽商走出家门叱咤商场的黄金时代。徽商们雄厚商业资本的反哺式投入及其它条件的提供强有力地助推了徽州村落的繁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形貌。在人口输出与财富输入、消费与供应、宗族内敛与文化开放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维持了村落一种高水准的动态平衡。财富输入刺激着村落文化市场的扩大和繁荣，并带来文化商品的增多和改进。徽商在文化消费、文化商品供应以及经济支持上均居优势，又辅之以“好儒”精神，因此，他们对徽州村落的最大贡献，从根本上说，是在强化宗族整体性和维持村庄稳定性的同时，使徽州村落形成了一种对外开放的气质。这时的徽州已不是一般的农村聚落可比，“望衡对宇、栉比千家、鸡犬桑麻，村烟殷庶，祈年报本，有社有祠，别墅花轩与梵宫佛利，飞薨于茂林修竹间，一望如绵绡。”②徽州已成为“森然一大都会”，许多村落规模极大，如呈坎村号称有九十九条街巷，而西递村则称有“三千烟灶六千丁”。
注释：
①转引自 汪大白 《徽州古村落山水文化解读——以唐模、灵山为中心》，登载于 《黄山学院学报》 2 005年02 期
②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 2001
清咸丰朝之后，徽州村庄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之后力图恢复，无奈此时徽商已在盐制的改革中遭受重创，从此徽州村庄与徽商一起走向衰落。如绩溪上川（今上庄）胡氏宗族“嘉道时，人口五六千，居户鳞次……继经粤寇，族人逃亡者十之七八，居室大半遭毁。来虽生养经营四五十年于兹……远不如嘉道时矣。”③对比徽商和徽州村庄各自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两者有着共同的兴衰史，徽商兴则徽村兴，徽商衰则徽村衰。
中国传统的人居环境观向来讲究和追求的是 “天人合一” 、崇尚和谐、师法自然、唯变所适、趋吉避凶。“天人合一”是法则，强调亲近自然、依偎自然、取材自然、继承自然，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要道和美学所在；努力使“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相协调、相一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理念之一。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理应与自然其他部分和谐相处。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老子认为“域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 地大、人亦大”，主张“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建筑有许多“师法自然”的体现，因地制宜是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在建筑方位上，中国古代建筑崇尚背山、面水、向阳的自然方位。 唯变所适的辨证思想，就是适应实际情况的应变思想。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遵循唯变所适的辨证思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建造与自然环境相适宜的建筑。中国古代建筑还讲求趋吉避凶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所有事物看作“吉”，将有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所有事物看作“凶”，要求人们在创造有利、争取良好效果的同时，把不利的条件与有害的效果降到最低限度。而上述这些原则在皖南（徽州）传统村落的建设中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建设及其布局形状受当地山水环境的影响很大。 在一般山区，多沿河而建的带状村落； 在开发很迟的大山深处，村落多呈散居型。平原地区以块状集居型为常见。与此同时，村落布局成形也受到居民观念的强烈作用和影响。徽州村落整体布局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追求和精神象征意义，着意模拟一些有意味的图案，如牛形船样棋枰八卦等等，反映出古代村落居民的某种心理趋向。
中国古代村落要求有山为依托，依山面水。靠山即“龙脉”所在，称玄武之山；左右护山分别称作“青龙”、“白虎”；前方近处之山称作“朱雀”，远处之山为朝、拱之山；中间的平地称作“明堂”，为村基所在；明堂之前有蜿蜒之流水或池塘。这种由山势围合形成的空间，利于藏风纳气，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环境的独立生活空间，这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环境也不谋而合。当然，中国古代村落无一不受到风水的理想环境模式的影响，在形局方面，中国古代村落选址强调主山龙脉和形局完整，即强调村基的形局和气场。认为村基形局完整，山环水抱，是上乘的“藏风、聚气”之地。
徽州村落选址模式主要就有三类：一是理想的村落选址模式； 二是非理想村基环境的完善；三是被动的村落选址。选定的村址须具备以下功能：方便、容纳、 安全、美化。选址的方法也各具特色。 最常见的是风水地师框定村址，譬如绩溪龙川村在800年前曾经请来江西有名的风水先生赖文正相过地，另外黟县宏村在明代也请了休宁的风水大师何可达来把过脉。徽州人特别注重聚族而居，崇尚风水的风俗历史悠久。实际上，风水说常常是传统人居环境观的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寻求理想的村落人居环境和对非理想村落人居环境的改造等方面。 风水施加于人居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基址的选择，讲究聚气、不耗散、不冲破、不泄漏，追求环境的封闭、完整和均衡，寻求满足人们生理和心理要求的自然环境。其二，对非理想人居环境的营造，包括对环境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形成一套系统的补救方法，以满足趋吉避凶的需求理想的聚落环境模式 。
徽州古村落从选址到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都与风水观念有着不可分的内在关系。“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④譬如绩溪龙川乃是古徽州一个远近闻名的船形村落，根据“左青龙，
<2><２>注释：
③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11月
④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引《稗史》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理论，此地的风水极好，以登源水为青龙，龙川河为朱雀，两河交汇之处，形成藏龙卧虎之坑，从《庄子·天运》“在谷满谷，在坑满坑”之义，坑满必有口出，所以龙川又名坑口。龙川位于绩溪县东北的大瀛乡，是一个胡氏聚族而居的大村落。障山、七姑山、龙须山、石京山在这里形成一个长长的畚箕形谷地，发源于天目山主峰清凉峰的登源河，在绕过了九十九道弯，汇集了平银河和卓溪水之后，一收它浩荡的气势，平缓地从龙须山下绕村而过。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大将军胡奋的侄子胡焱以散骑常侍领兵镇守歙州，后来娶华阳汪氏为妻，爱新安山水清漱，任满之后在华阳镇定居。后又看中龙川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不久，他便带领全家迁居于此，这便是“徽郡罕有出其右”的世家大族龙川胡氏的始迁祖。
还有绩溪县宅坦村地处芦昆常盆地，居上庄与旺川两村之间，地势相对较高。村庄背靠竹竿尖，东西两向有土坵环护，但其南向则空旷趋下，没有屏障，这样就很难满足宅坦人的安全感。按照风水理论，宅坦村应在“水口”处设置一道人造屏障，同时还要筑起水口中不能或缺的“狮山”和“象山”，只有这样，宅坦村才能“聚气藏风”，才能“族旺丁盛”。在风水理念的指导下，宅坦人在村之南向低洼处筑起一道长达600米的土石坝，并栽植多种名贵树种；又在土石坝的两端模拟“狮、象”培植树林，形成既有“狮象捍门”，又有绿屏保障的风水格局。⑤
再如戴震故里——休宁县（今属屯溪区黎阳镇）隆阜村是一个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村，地理位置优越，发源于黟县境内的横江在此汇入新安江，形成一片冲击平原。隆阜村不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所谓“马蹄形”的地理形态。族谱作者戴天尧称：“休之四隅，山多崛岉，水多溃渱，至余家所托处，独衍为广潴钜野。似全举四隅奔赴之气以平定收聚于一区,而忠恭公之能相宅阜人也。”⑥选择这样一个将四隅之气“收聚于一区”的地理环境中，是为了达到“相宅阜人”的效果。徽州风水观以“气“为根本，在地形上并不拘泥于某种单一形态，《隆阜村居图》后跋云：“隆阜在县迤南二十七里，周环皆大陆广川，形势圹垠。吾家聚处于此垂七百余年，……风土得其最胜”。⑦地有生气，则人文盛、人才出，“相宅阜人”是以人为本的择地观。戴震的先祖戴颜笃好风水地理，他觉得隆阜所在是一个利于后代生息繁衍的好地方，“白岳东枝，大尽隆阜；地平阔，势延长，西溪大会，一望平阳；卜宅其间，纵不能掇巍科，荣家世，而其连连续续，延延绵绵之势，若举白岳而论，似不可求其次矣。”⑧。他毅然嘱咐其次子戴睿迁居隆阜，后来隆阜戴果然代出名人，成为新安望族。
徽州古代村落的选址还极为注重周遭景观优美。风水学中认为，好的村落环境应该是好气场的表现，其景观上的表现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而“水口” 在中国古代村落的空间结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谓水口就是村落门户，一般位于“枕山、 环水、面屏” 封闭、半封闭的村落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交接处，是村落的入口。 水口的位置大致有两类：一是村落的入流之处， 一是村落的水流出处，与村落的入口方向一致，这种位置较为普遍。水口的概念具有浓厚的风水色彩。“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风水学中要求“入山先观水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水环流则气脉凝聚”，水“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⑨。
传统意义上的古徽州村落文化就其双相表征来看主要体现为有形载体和无形表现亦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块面，举凡环境文化、牌坊文化、祠堂文化、屋宇文化、居处文化、营商文化、族谱族规文化、其它民俗文化等等。⑩有形载体中则以徽派古建筑为主；无形表现里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多。
注释：
⑤《龙井春秋》, 宅坦村民委员会 胡维平，2000年登记出版
⑥、⑦《隆阜村居图》
⑧戴颜《迁阳基遗嘱》
⑨曾子南《水龙经》
⑩廖奔：《古徽州地区族居古村落考察报告》，《徽学》第二卷第25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首先，就有形载体中的徽派古建筑而言，主要包括民居、祠堂、牌坊、寺庙、亭阁、桥塔、书院、戏台等类型
民居是村落最基本的建筑细胞，自明代起徽州民居的造型、色彩、布局等都有着比较统一的格调和风貌，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体系。 徽州民居外部造型轮廓比例和谐，尺度近人，一般都是青瓦、白墙，给人淡雅明快的美感。造型上除一般中国古建筑的低层、坡顶形式外，着重采用马头墙的建筑造型。典型代表有黟县西递“履福堂”、宏村“承志堂”、休宁县黄村进士第、祁门县渚口倪望重宅（“一府六县”）等。
徽州古村落多为聚族而居，因此祠堂建设相当发达。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能自设宗庙祭祀祖宗，平民只能在家中祭祖，直到明朝才开始允许百姓建造家庙，即祠堂。 其功能是通过祭祀祖先，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在乡村，祠堂一般也是家族聚集议事、进行娱乐庆典的地方。到清代，民间祠堂开始大量出现，几乎村村设祠堂，有的村甚至有家祠、支祠、宗祠等几类不同的多达数十处祠堂。从精神空间来看，徽州村庄无论在居住形态、景观特点还是在文化构成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特性和内涵。在村庄建筑的布局上，一般都存在类似“轴心”的核心结构。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庄，宗祠就是这种类似轴心的节点。许多村庄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却被宗族关系连接为一个感应强烈的心理引力场，祠堂就居于这个场的中心。比较典型的有歙县北岸潘氏宗祠、徽州区呈坎罗东舒祠、潜口金紫祠、黟县南屏叶氏宗祠、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等
牌坊也叫牌楼，一般被古徽州人安放在村口前或村镇中央，用来旌表或纪念某人或某事，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门洞式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被视为中华文明传统象征性标志之一。徽州的民间牌坊不仅数量多，据地方志等史书记载，整个徽州历史上曾建有1000余座牌坊，现尚存百座左右，而且其建筑风格独特、技术精湛。比较典型的有歙县许国石坊、棠樾牌坊群、郑村忠烈祠坊、黟县西递胡文光石坊、休宁县古林双节坊（又称古林牌坊，当地称妯娌坊、贞节牌坊，现已移至休宁万安古城岩）、绩溪龙川“奕世尚书坊”等。
寺庙通常有佛庙、道观（主要集中在黄山齐云山等地，另有歙县太平兴国寺、雄村小南海等）， 还包括大量敬奉各路神仙的庙堂和神龛，民间自建的寺庙不同于早期的官庙，多建于僻静的山野。徽州村镇的庙宇规模较小，主要有汪王庙、观音庙、龙王庙、土地庙和各种祭祀行业宗神的庙宇，如关帝庙等。
亭阁、桥塔这些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徽州各地大量存在，而且颇具自己的风格。比较典型的有歙县许村大观亭徽州区西溪南的绿绕亭和老屋阁、歙县徽城镇中和街南谯楼与东谯楼、休宁县海阳镇钟鼓楼、徽州区呈坎村宝纶阁、歙县城南太平桥、屯溪镇海桥（老大桥）、婺源县清华镇彩虹廊桥、歙县“宋代双塔”（城关西干山长庆寺塔、徽城镇北郊新州石塔）、徽州区岩寺文峰塔等。
至于书院建筑在古徽州源于北宋，开宝八年（975年），随家父——绩溪县令胡延政来就读并定居的龙井人胡忠于景德四年（1007年）在上庄宅坦村创建了桂枝书院，首开安徽全省建立书院之先河，而现存的歙县雄村竹山书院更是一个典型），历史上林林总总出现过的书院也达逾百座，其分布遍及各地。徽州人对读书入仕有着浓厚的情节，竞相乐建书院，稍有才力的家族便会请教书先生，因而立办私塾也相当普遍。
戏台用以演戏或举行典礼仪式，在徽州，通常是人们平时娱乐的地方，常设于村镇、 集市中心，或村口，且大多附着在祠堂当中或近旁，纯粹意义上的戏台并不多见。譬如祁门县新安乡珠里村馀庆堂古戏台、祁门县闪里镇坑口村会源堂古戏台、祁门县历口镇环砂村叙伦堂古戏台、歙县绵潭村古戏台、歙县昌溪村太湖祠（吴氏宗祠）侧面古戏台、歙县璜田村敦本堂对面古戏台（现移迁存于徽州区潜口民宅）等等。
其次，皖南（徽州）村落文化在无形表现——精神文化层面则涵括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传统工艺）、乡风民俗等领域：1.思想学术方面如 新安理学 （朱熹）、 徽州朴学 （江戴朴学）、胡适新学…2.文学艺术方面如 徽州方言 （徽语） 新安文学（新安竹枝词、民间歌谣、 徽州楹联 等）、新安画派 、 徽派篆刻 、 徽派盆景、 徽派版画 、 徽州戏曲（傩戏、傀儡戏即木偶戏、目连戏、 徽剧 ）……3.科学技术（传统工艺）方面如 新安医学 （徽医）、程大位珠算学（徽算）、 天文历算、水利学、工程学、郑复光物理学（光学）、徽派建筑学以及 新安四宝 、 徽派雕刻 、徽州漆器、徽州竹编、徽州刻书、徽菜…4.乡风民俗方面如包括社会民俗,物质民俗,礼仪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乐舞、民间游艺）,民间信仰以及生活习俗,饮食习俗,时节习俗,民俗游戏,民歌,民间传说,建房风俗,居住民俗,行旅民俗等。
总之，原辖一府六县的皖南古徽州各地徽州文化底蕴深厚，仅黄山市普查确认的地面文物遗存10000多处，其中列入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各为17处、66处和73处，县（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五批确定为253处。另据2007-2009年黄山市三区四县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共有登记的项目1305项（届今已经追加到1325项）。截至2010年底为止，黄山市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各为16个、40个、91个、184个（其中各个数目中都包含了它的上一层级拥有之数）。 又附：截至2009年，原徽州府辖的绩溪、婺源二县尚有……安徽绩溪县现拥有各级文保单位5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0个；江西婺源县现拥有各级文保单位53处（国家级4、省级7、县级42）、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个。这些都表明皖南古徽州村落传统文化资源异常丰富。
综上可见，作为文化象征的形象符号，传统意义上的皖南古徽州村落文化在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文观念。凸显地域性、典型性、代表性的皖南古徽州的传统村落文化可谓颇具历史考察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挖掘整理弘扬的实践意义。作者：郗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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