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楊慶中(1964-)，男，河北省藁城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內容提要】 從《周易》陰陽說的視角看，人類社會各種文明之間的矛盾或衝突並不意味着衝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單邊主義會因為過度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礎而走向窮途末路。因此，人們應當用發展的眼光對待各種矛盾，因時而變，變通趨時，不斷調適自我，以順應歷史的變化，謀求世界各民族和睦相處，使人類各種文明所蘊涵的生機合理地釋放出來，並最終實現整個宇宙的大和諧。這是《周易》陰陽說對21世紀人類文明走向的啟示意義。
In the perspective of yin and yang in Zhou Yi, human conflicts do not mean that one side is irrational, because unilateralism is incomplete, so people should deal with various conflicts in the light of developing and opportune time, adjusting timely and conforming with the changes so as to seek harmonious living with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thus achieving the universal harmony at last, which are the revelations from yin and yang in Zhou Yi.
【關 鍵 詞】周易/陰陽說/人類文明/大和諧Zhou Yi/yin and yang/human civilization/universal harmony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9)05-0045-05
進入21世紀，人類文明的走向仍然撲朔迷離：資源的愈益匱乏，環境的日漸惡化等自不必說，籠罩在全球化氛圍下的各國家與地區、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乃至於由此導致的恐怖襲擊、局部的戰爭等，也令世人惶恐不安。21世紀人類文明應向什麼方向發展，這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課題。
人類文明的存在形式本來是豐富多彩的。一方面，各國家和地區與民族之間在諸如習俗、價值、信仰等諸多層面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人類又普遍憧憬着美好的未來——追求着“崇高”、“愛”與“完美”。而這些無一不具有宗教意義上的至上性。因此可以說，雖然諸文明形式之間有差異，但每一種存在形式本身都因其獨特性而擁有存在的合理性。誠如《周易》所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1]（《繫辭》）。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同歸”、“一致”的層面似乎還少人問津，而“殊途”、“百慮”的層面又常遭人誤解，乃至有人因“殊途”、“百慮”的緣故而否定“同歸”、“一致”的可能性。例如，某些大國政治利益體總喜歡抱着“自我中心”的心態，鼓吹某一種文明存在形式的至上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或抹煞人類各種文明形式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而一味在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上做文章，並試圖操縱這種“差異性”，以攫取更大的好處。近些年來，頗具影響力的“文明衝突論”，就屬於這樣一種忽視“共性”，誇大“差異性”，並把“差異性”詮釋為“不可調和性”的一種理論。
人類的前途真的這麼暗淡嗎？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說明“差異”是否等於“衝突”。筆者認為，對於人類文明存在形式的“差異性”，不妨用更為中性的“多樣性”一詞來詮釋。“多樣性”本身就意味着差異，“多樣”—“差異”之間也可以意味着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發展方向有兩種可能：一是矛盾被化解；二是矛盾引發衝突。這樣看來，文明形式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或許可以引起矛盾進而導致衝突，但其本身並不意味着必然是衝突；而且即使引起矛盾，也不意味着只有衝突一個路向。不但如此，文明形式的多樣性，恰恰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發展的源頭活水。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經歷過多次民族大融合，留下了十分豐富的化解不同民族矛盾，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經驗智慧，這些經驗智慧內化為古聖先賢的思想，產生了諸如“協和萬邦”、“協比其鄰”、“萬國咸寧”、“和而不同”等一系列光彩奪目的政治命題。而中國古代的知識精英大都自覺地以“天下”為己任，從某種意義上說，“天下”一詞亦具有全人類的指稱意義。因此，中國古代思想家思考問題時常總能超出一“邦”一“國”的利益而謀求“萬邦”、“萬國”之間的最大利益，而實現這種最大利益的方法或途徑是“和而不同”，即謀求各邦國之間的和諧相處與共同發展。這在中華文明的元典《周易》中表現得極為突出，本文擬圍繞《周易》的陰陽學說，討論其對21世紀人類文明走向的啟示。
一
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範疇，其哲學意義主要表現為兩種相對勢力彼此之間互為消長、循環交替，以及互補相濟的關係。整部《周易》都是透過對卦爻符號特徵的詮釋，以揭示陰陽變化之理的。所以，《莊子》一書中才有“《易》以道陰陽”的說法。
陰陽可謂是一對矛盾(contradiction)。但在《周易》看來，其恰恰又是和諧之所以成立、之所以不可或缺的兩大基本元素，離開了“陰”的“孤陽”和離開了“陽”的“獨陰”，當無和諧可言。就六十四卦中的睽卦和革卦而言，“睽”是背離的意思，“革”是革命的意思，這兩卦均由八卦中的“兌”和“離”構成，且都屬於陰卦，所以兩卦的《彖傳》均用“二女同居”這樣一句話來象徵兩卦卦象的結構特點：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1]（《革·彖傳》）！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1]（《睽·彖傳》）！
革卦的卦象特徵是上兌為澤，下離為火。水能滅火，火能煎水，因而謂之“水火相息”[1](P258)，即水火相滅。睽卦的卦象特徵是上離為火，下兌為澤，因而謂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即火焰上升，澤水下滲。由於在八卦中，離為中女，兌為少女，所以由這兩卦構成的革卦和睽卦都被形容為“二女同居”。《周易》認為，“二女同居”的結果，或為“其志不相得”，即二女的志向得不到統一；或為“其志不同行”，即二女的意志不能同步，並因此必將發生革命或出現背離，總之是由於不和諧，而導致存在合理性的喪失。
那麼，為什麼“二女同居”——沒有差異、沒有矛盾，反而使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破壞呢？在《周易》看來，只有陰，沒有陽，便不能發生彼此之間的交通感應，不能發生交通感應，自然也就無和合、和諧可言了。這就好比一年四季的變化是由天地之氣氤氳而成的一樣，如果只有天之氣，或只有地之氣，而沒有天地之氣的相互交感，便無法成就春夏秋冬的變化流轉。因此，中國古人特別重視陰陽之“和”，認為沒有差異、矛盾，就沒有和諧，即“一陰一陽之謂道”。革卦講革命，正是為了破除“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困窮局面，以順應“天地革而四時成”的宇宙規律。睽卦講背離與對立，也正是為了克服“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的困厄，而實現“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即在矛盾的差異性中求互補、和諧與發展。
中國古人的這一認識啟示人們，獨立存在的個體，或性質單一的一類事物之間，是難以討論和諧的問題的，和諧只有在矛盾的關係體中發生，矛盾、差異並不可怕，沒有矛盾、差異（即沒有交感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才真正可怕。按照《周易》的這種理解，也可以認為，人類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樣性，恰恰是人類文明存在合理性的根據。因此，人們應該正確面對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樣性、差異性及矛盾性，並努力在化解、克服和超越矛盾中謀求和諧共處，以求得更大的發展。相反，如果一味堅持自我中心主義或單邊主義，必將違背宇宙的本質規律，也根本行不通。所以，誰如果唯我獨尊，試圖充當世界警察，誰就會因過於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礎而走向窮途末路。
二
和諧固然只有在矛盾的關係體中發生，但也只有在矛盾的各個方面合理地存在於一個統一體中，並使統一體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時，矛盾才有可能真正轉化為和諧。《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和否卦，都是由八卦中的“乾”和“坤”構成的，但象徵的意義卻截然相反：泰表示通泰，否表示閉塞。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1]（《泰·彖傳》）。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1]（《否·彖傳》）。
“小往大來”中的“小”指泰卦中的坤，“大”指泰卦中的乾，泰卦之所以是“小往大來”，其原因在於“天地交”、“上下交”。“交”就是相交，交感。《周易》認為，乾為天，坤為地，天地之氣能夠交感，萬物就能亨通；（君臣、君民）上下之志能夠交感，萬眾就能一心。相反，如否卦，其之所以“大往小來”，其原因在於“天地不交”、“上下不交”。《周易》認為，天地之氣不能交感，萬物就不能亨通；上下之志不能交感，邦國就無法存在。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由八卦中的乾、坤構成，二卦的結果卻是如此不同呢？應該說，主要原因在於兩卦的結構不同：泰卦是“乾”下“坤”上，天氣上升；地氣下降，能夠形成相交之勢；否卦是“坤”上“乾”下，天地之氣不能形成相交之勢。所以，雖然構成二卦的單卦是一樣的，但由於結構不同，其結果一個是和諧（泰），一個是不和諧（否）。這表明，不和諧並不意味着構成矛盾體的諸因子（如例子中的“乾”和“坤”）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和諧主要是針對着矛盾的關係存在（結構）說的。所以，《周易》特彆強調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位要“中”、要“正”、要“當”，認為只有居位“中”，居位“正”，居位“當”，才有獲得吉利的可能。強調中、正、當，實際上是強調存在（結構）的最佳形式，它是對合理性的一種追求。而這種合理性，其本質就是“和”。春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嬰說：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2]（昭公二十年）。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水、火、酰、醢、鹽、梅、魚等，可以看作是矛盾體的各個方面，它們以合理的方式被“烹”於一個統一體中，就成為“羹”。而這個“合理的方式”，是透過“宰夫”的“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來完成的。“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就是對“水、火、酰、醢、鹽、梅、魚”等在矛盾統一體“羹”中的最佳存在形式的一種追求。
中國古人的這種認識是很有價值的。它表明，當兩種文明或多種文明之間因某些原因出現矛盾，甚至發生衝突時，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怪罪某種文明有問題，而應該意識到可能是文明存在形式之間的關係有問題。換句話說，文明的衝突，並不意味着衝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在現實中，人們常常把世界的不和諧歸罪於矛盾體的某一個方面（如某一個群體），也常常以打壓乃至消滅對方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而很少有人（或政治團體）從自身尋找問題，其結果，矛盾不但不能得以合理解決，還往往使矛盾加劇。這種認識其實是比較片面的。正像泰卦和否卦的例子一樣，存在體的不和諧，往往主要是因為結構不合理，關係不協調，而只要能夠理順各種關係，使矛盾體的各個方面都處於有秩序、安分位的合理狀態，整個世界就會像一首優美的格律詩，既有規矩可循，又能各盡情懷。
三
人類文明發展史表明，對合理性的追求是人類精神的本質再現。幾千年來，人類也正是在不斷戰勝邪惡、避免災難的艱苦努力中謀求着合理的存在方式。因此，和諧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實現的，這個過程最大的特點是《周易》所謂的“與時偕行”。“與時偕行”亦即“因時而變”。“變”，是為了變其“窮”，實現“通”，並進而達到“久”。“窮”是窮途末路，即不和諧；“變”是突破不和諧；“通”是和諧；“久”則是因和諧而持久。在這裡，“變”是十分關鍵的，所以孔子讚美《周易》特別突出一個“變”字，認為“《易》之為書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1]（《繫辭》）。
“唯變所適”，並非沒有條件，“變”的條件是“時”，《周易》稱之為“變通趣時”。有了“時”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和諧的相對性，以及和諧構建的階段性和長期性。例如，《周易》第六十三卦是既濟，這一卦是六十四卦中陰陽搭配最合理的一卦，《周易》用它來表示“已經完成”。但《周易》並沒有把這樣一個象徵高度和諧的卦作為《周易》的最後一卦，而是在既濟卦之後，又安排了一個未濟卦，以預示事物的發展、和諧的建構永遠不會停止，“完成”只是相對的，到達新的終點同時也就是新的起點。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1]（《既濟·彖傳》）。
既濟卦，下離上坎，初九與六四，六二與九五，九三與上六，陰陽的搭配十分合理，但《彖傳》卻說“其道窮也”。為什麼一個陰陽搭配最合理的卦，卻是“其道窮”呢？從《彖傳》可知，“其道窮”的原因是“終止則亂”。也就是說，如果停止下來則必然大亂。關於這一點，《繫辭傳》下面的一段話可以說是最好的註腳：
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1]（《繫辭》）。
對於這段話，已故著名易學家金景芳有一個很好的注釋，他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指當乾坤兩卦排列在六十四卦之首時，《易》，即六十四卦的變化發展已經存在裡邊了。而“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則是針對着六十四卦中的最後兩卦既濟與未濟說的。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指乾坤的變化發展達到了平衡，而一旦達到平衡，也“就等於乾坤毀了”，也就是說，矛盾既已解決，相關的變化發展也就告一段落。而變化發展的停止是很可怕的，所以，《周易》認為，既濟之後還必須有一個未濟，用《序卦傳》的話說就是“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3](P4-5)。未濟的卦象與既濟正好相反，《周易》以此象徵事物的發展變化永無止期。
中國古人的這一認識也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它至少給我們兩點啟示：其一，絕對的平衡、和諧就意味着發展的停止。因此，“完成”只是相對的，達至終點同時也就是新的起點。其二，和諧是在適應社會發展的“時變”中不斷實現的，沒有一勞永逸的和諧。就人類文明的發展而言，《周易》的這一思想表明，無論遇到任何問題，人類都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對待，因時而變，變通趨時，與時偕行。這樣一個過程，也是人類不斷自我調適，不斷順應社會歷史和自然變化的過程。
四
《易傳》講“變”，首重陰陽相交，如說：“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1]（《屯·彖傳》），在《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序中，屯卦緊隨乾、坤之後，排在第三位。這裡的“剛柔”既指乾坤，亦指陰陽。就筮法說，“交”是乾、坤之外的其他雜卦產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如《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意思是說，陰與陽（乾坤）互求，陽求陰得三男，陰求陽得三女。這裡雖然是討論八卦的生成，實則道出了六十四卦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原理。而就宇宙的普遍法則說，“交”也可以看作是萬事萬物生成和存在的基本前提。
陰陽相交，必然相感。《咸·彖傳》：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卦下艮上兌，按照《說卦傳》的意思，兌為少女，艮為少男，所以謂之“男下女”。咸卦的“男下女”與《泰》卦天地相交的道理一樣，在相交的基礎上，“二氣感應以相與”。“相與”即相互親近，也就是陰陽二氣交互親感，交互作用。相交相感，就會有變化；有變化，就有“生”：
剛柔始交而難生[1]（《屯·彖傳》）。
天地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1]（《繫辭》）。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萬物之始生也[1]（《序卦傳》）。
在這些材料中，“生”與“變”乃一體之兩面，“剛柔始交”而成屯，屯卦是陰陽剛柔摩盪的結果。所以，“剛柔始交而難生”的“生”字，既有變義，又有生義，可以說變就是生，生就是變。“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更加明顯地表明了陰陽、剛柔交感化生的普遍道理。
“生”，實際上也就是《周易》所謂的“變”而“通”，由於“生生”，所以才可以變而通，通而久，此即“生生之謂易”。從這個意義上說，與時偕行、因時而變，蘊涵了生機無限的意思。而和諧的本質，也恰恰在於使矛盾體中的無限生機得到保持和釋放。可以說，“生生”最能體現矛盾的和諧統一體所具有的本質功能。可見，和諧的本質就是“生生”，它表明，和諧不僅能使矛盾各方面在統一體中得到最佳的存在方式，同時還能使矛盾統一體獲得保持和釋放生命力的最佳結構形式。
《周易》的這一思想是非常有價值的，它啟示我們，構建一個和諧的人類社會生存環境，就是要讓每一種文明存在形式都煥發出其應有的生機，使每一種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蘊涵的無限生機都充分釋放出來。因此，世界的和諧即意味着人類最佳存在方式的實現，意味着人類的生機無限，意味着人類的不斷進步與發展。
五
和諧的本質是“生生”，而宇宙的本質則是和諧，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家講和諧並不單單局限於人類社會，還特別重視宇宙的大和諧。宇宙的大和諧，就是天、地、人的和諧，也就是自然、社會、人類三者之間的和諧。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1]（《說卦傳》）。
天道、地道、人道，被稱為“三才”之道。其中，天道的特點是陰陽，地道的特點是剛柔，人道的特點是仁義。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自身的特點，但因為都遵從於“道”，所以在“道”的層面上，三者又有內在的一致性和相成互補性，這是宇宙大和諧的基礎和前提。《周易》把這種宇宙大和諧的構建稱之為“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設位”，是自然的本質；“成能”，是人類的本質。“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就是順應自然界的法則，參與自然界的變化過程，亦即“順乎天而應乎人”。
不難看出，《周易》講宇宙的大和諧，首先強調的是天、地、人三才統一的整體觀念。以此為前提，《周易》一方面重視人要“崇效天，卑法地”，努力在“天道”與“人道”之間尋求內在同一性，通過認識和效法天道，從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則；另一方面又認為“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分別人道與天道的不同，強調人在自然面前應積極主動，參贊天地的大化流行；同時又特別重視從中正和諧的立場調適天人關係，追求宇宙的和諧。這樣就能真正達到“樂天知命故不憂”的天人合一境界。達到了這種境界，便可以實現天人之間的和諧相處：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1]（《乾·文言傳》）。
“先天”，即先於天時的變化而行事；“後天”，即在天時變化之後行事。也就是說，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與天地、日月、鬼神的變化相一致，也就能預測天時，順時而動，從而達到天、地、人三者之間的整體和諧。這種整體和諧，就是《周易》所謂的“保合太和”。
中國古人這一思想的現實意義非常重大，當今人類所面臨的諸多危機中，最突出的莫過於人與自然之間，以及各種文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也往往是由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矛盾而造成的。例如，20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的每次對外戰爭幾乎都主要是基於其能源戰略的考慮，雖然打着推行民主的冠冕堂皇的旗號。而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不斷崛起，資源的緊張將不言而喻，爭奪資源又將成為世界各個政治利益集團絞盡腦汁的大問題。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人類如果不能發憂患之心，防患於未然，其結果將是無法預測的。而《周易》的陰陽說，既重視天人和合，又重視協和萬邦，對於人類思考當前所面臨的諸多危機很有啟發意義，其歷久彌新的偉大智慧必將成為21世紀人類永續文明的理論基礎之一。
總之，《周易》的陰陽說強調，陰陽的矛盾是和諧得以建立的前提，陰陽的和諧是對合理性的一種追求，陰陽和諧的實現是一個與時偕行的過程，陰陽和諧的本質在於使矛盾體中的無限生機得到保持和釋放，從而天人和，萬邦和，最終達到宇宙的大和諧。這些思想對於今天反思與前瞻人類文明的走向是很有啟示意義的。它表明，文明的衝突並不意味着衝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單邊主義會因為過於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礎而走向窮途末路。所以，人類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對待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因時而變，變通趨時，不斷調適自我，以順應社會歷史和自然的變化，謀求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和諧相處，使人類各種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蘊涵的無限生機合理地釋放出來，並最終實現整個人類社會和宇宙的大和諧。作者：楊慶中
【參考文獻】
[1]郭彧.中華經典藏書：周易[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金景芳，呂紹綱.周易詮解[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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