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庆中(1964-)，男，河北省藁城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从《周易》阴阳说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单边主义会因为过度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因此，人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各种矛盾，因时而变，变通趋时，不断调适自我，以顺应历史的变化，谋求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使人类各种文明所蕴涵的生机合理地释放出来，并最终实现整个宇宙的大和谐。这是《周易》阴阳说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意义。
In the perspective of yin and yang in Zhou Yi, human conflicts do not mean that one side is irrational, because unilateralism is incomplete, so people should deal with various conflicts in the light of developing and opportune time, adjusting timely and conforming with the changes so as to seek harmonious living with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thus achieving the universal harmony at last, which are the revelations from yin and yang in Zhou Yi.
【关 键 词】周易/阴阳说/人类文明/大和谐Zhou Yi/yin and yang/human civilization/universal harmony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45-05
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资源的愈益匮乏，环境的日渐恶化等自不必说，笼罩在全球化氛围下的各国家与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于由此导致的恐怖袭击、局部的战争等，也令世人惶恐不安。21世纪人类文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
人类文明的存在形式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一方面，各国家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诸如习俗、价值、信仰等诸多层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类又普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追求着“崇高”、“爱”与“完美”。而这些无一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至上性。因此可以说，虽然诸文明形式之间有差异，但每一种存在形式本身都因其独特性而拥有存在的合理性。诚如《周易》所言：“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系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同归”、“一致”的层面似乎还少人问津，而“殊途”、“百虑”的层面又常遭人误解，乃至有人因“殊途”、“百虑”的缘故而否定“同归”、“一致”的可能性。例如，某些大国政治利益体总喜欢抱着“自我中心”的心态，鼓吹某一种文明存在形式的至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人类各种文明形式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而一味在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上做文章，并试图操纵这种“差异性”，以攫取更大的好处。近些年来，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冲突论”，就属于这样一种忽视“共性”，夸大“差异性”，并把“差异性”诠释为“不可调和性”的一种理论。
人类的前途真的这么暗淡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差异”是否等于“冲突”。笔者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差异性”，不妨用更为中性的“多样性”一词来诠释。“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差异，“多样”—“差异”之间也可以意味着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是矛盾被化解；二是矛盾引发冲突。这样看来，文明形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或许可以引起矛盾进而导致冲突，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冲突；而且即使引起矛盾，也不意味着只有冲突一个路向。不但如此，文明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化解不同民族矛盾，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经验智慧，这些经验智慧内化为古圣先贤的思想，产生了诸如“协和万邦”、“协比其邻”、“万国咸宁”、“和而不同”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政治命题。而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下”一词亦具有全人类的指称意义。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问题时常总能超出一“邦”一“国”的利益而谋求“万邦”、“万国”之间的最大利益，而实现这种最大利益的方法或途径是“和而不同”，即谋求各邦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这在中华文明的元典《周易》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本文拟围绕《周易》的阴阳学说，讨论其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
一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哲学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种相对势力彼此之间互为消长、循环交替，以及互补相济的关系。整部《周易》都是透过对卦爻符号特征的诠释，以揭示阴阳变化之理的。所以，《庄子》一书中才有“《易》以道阴阳”的说法。
阴阳可谓是一对矛盾(contradiction)。但在《周易》看来，其恰恰又是和谐之所以成立、之所以不可或缺的两大基本元素，离开了“阴”的“孤阳”和离开了“阳”的“独阴”，当无和谐可言。就六十四卦中的睽卦和革卦而言，“睽”是背离的意思，“革”是革命的意思，这两卦均由八卦中的“兑”和“离”构成，且都属于阴卦，所以两卦的《彖传》均用“二女同居”这样一句话来象征两卦卦象的结构特点：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1]（《革·彖传》）！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1]（《睽·彖传》）！
革卦的卦象特征是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水能灭火，火能煎水，因而谓之“水火相息”[1](P258)，即水火相灭。睽卦的卦象特征是上离为火，下兑为泽，因而谓之“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即火焰上升，泽水下渗。由于在八卦中，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所以由这两卦构成的革卦和睽卦都被形容为“二女同居”。《周易》认为，“二女同居”的结果，或为“其志不相得”，即二女的志向得不到统一；或为“其志不同行”，即二女的意志不能同步，并因此必将发生革命或出现背离，总之是由于不和谐，而导致存在合理性的丧失。
那么，为什么“二女同居”——没有差异、没有矛盾，反而使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破坏呢？在《周易》看来，只有阴，没有阳，便不能发生彼此之间的交通感应，不能发生交通感应，自然也就无和合、和谐可言了。这就好比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天地之气氤氲而成的一样，如果只有天之气，或只有地之气，而没有天地之气的相互交感，便无法成就春夏秋冬的变化流转。因此，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阴阳之“和”，认为没有差异、矛盾，就没有和谐，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革卦讲革命，正是为了破除“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困穷局面，以顺应“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宇宙规律。睽卦讲背离与对立，也正是为了克服“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的困厄，而实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即在矛盾的差异性中求互补、和谐与发展。
中国古人的这一认识启示人们，独立存在的个体，或性质单一的一类事物之间，是难以讨论和谐的问题的，和谐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矛盾、差异并不可怕，没有矛盾、差异（即没有交感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才真正可怕。按照《周易》的这种理解，也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存在合理性的根据。因此，人们应该正确面对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及矛盾性，并努力在化解、克服和超越矛盾中谋求和谐共处，以求得更大的发展。相反，如果一味坚持自我中心主义或单边主义，必将违背宇宙的本质规律，也根本行不通。所以，谁如果唯我独尊，试图充当世界警察，谁就会因过于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
二
和谐固然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但也只有在矛盾的各个方面合理地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使统一体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时，矛盾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和谐。《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和否卦，都是由八卦中的“干”和“坤”构成的，但象征的意义却截然相反：泰表示通泰，否表示闭塞。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1]（《泰·彖传》）。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1]（《否·彖传》）。
“小往大来”中的“小”指泰卦中的坤，“大”指泰卦中的干，泰卦之所以是“小往大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交”、“上下交”。“交”就是相交，交感。《周易》认为，干为天，坤为地，天地之气能够交感，万物就能亨通；（君臣、君民）上下之志能够交感，万众就能一心。相反，如否卦，其之所以“大往小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不交”、“上下不交”。《周易》认为，天地之气不能交感，万物就不能亨通；上下之志不能交感，邦国就无法存在。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由八卦中的干、坤构成，二卦的结果却是如此不同呢？应该说，主要原因在于两卦的结构不同：泰卦是“干”下“坤”上，天气上升；地气下降，能够形成相交之势；否卦是“坤”上“干”下，天地之气不能形成相交之势。所以，虽然构成二卦的单卦是一样的，但由于结构不同，其结果一个是和谐（泰），一个是不和谐（否）。这表明，不和谐并不意味着构成矛盾体的诸因子（如例子中的“干”和“坤”）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和谐主要是针对着矛盾的关系存在（结构）说的。所以，《周易》特别强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位要“中”、要“正”、要“当”，认为只有居位“中”，居位“正”，居位“当”，才有获得吉利的可能。强调中、正、当，实际上是强调存在（结构）的最佳形式，它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合理性，其本质就是“和”。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婴说：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昭公二十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火、酰、醢、盐、梅、鱼等，可以看作是矛盾体的各个方面，它们以合理的方式被“烹”于一个统一体中，就成为“羹”。而这个“合理的方式”，是透过“宰夫”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来完成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对“水、火、酰、醢、盐、梅、鱼”等在矛盾统一体“羹”中的最佳存在形式的一种追求。
中国古人的这种认识是很有价值的。它表明，当两种文明或多种文明之间因某些原因出现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时，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怪罪某种文明有问题，而应该意识到可能是文明存在形式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把世界的不和谐归罪于矛盾体的某一个方面（如某一个群体），也常常以打压乃至消灭对方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很少有人（或政治团体）从自身寻找问题，其结果，矛盾不但不能得以合理解决，还往往使矛盾加剧。这种认识其实是比较片面的。正像泰卦和否卦的例子一样，存在体的不和谐，往往主要是因为结构不合理，关系不协调，而只要能够理顺各种关系，使矛盾体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有秩序、安分位的合理状态，整个世界就会像一首优美的格律诗，既有规矩可循，又能各尽情怀。
三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对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精神的本质再现。几千年来，人类也正是在不断战胜邪恶、避免灾难的艰苦努力中谋求着合理的存在方式。因此，和谐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的，这个过程最大的特点是《周易》所谓的“与时偕行”。“与时偕行”亦即“因时而变”。“变”，是为了变其“穷”，实现“通”，并进而达到“久”。“穷”是穷途末路，即不和谐；“变”是突破不和谐；“通”是和谐；“久”则是因和谐而持久。在这里，“变”是十分关键的，所以孔子赞美《周易》特别突出一个“变”字，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系辞》）。
“唯变所适”，并非没有条件，“变”的条件是“时”，《周易》称之为“变通趣时”。有了“时”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和谐的相对性，以及和谐构建的阶段性和长期性。例如，《周易》第六十三卦是既济，这一卦是六十四卦中阴阳搭配最合理的一卦，《周易》用它来表示“已经完成”。但《周易》并没有把这样一个象征高度和谐的卦作为《周易》的最后一卦，而是在既济卦之后，又安排了一个未济卦，以预示事物的发展、和谐的建构永远不会停止，“完成”只是相对的，到达新的终点同时也就是新的起点。
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1]（《既济·彖传》）。
既济卦，下离上坎，初九与六四，六二与九五，九三与上六，阴阳的搭配十分合理，但《彖传》却说“其道穷也”。为什么一个阴阳搭配最合理的卦，却是“其道穷”呢？从《彖传》可知，“其道穷”的原因是“终止则乱”。也就是说，如果停止下来则必然大乱。关于这一点，《系辞传》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脚：
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1]（《系辞》）。
对于这段话，已故著名易学家金景芳有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指当乾坤两卦排列在六十四卦之首时，《易》，即六十四卦的变化发展已经存在里边了。而“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则是针对着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两卦既济与未济说的。既济“刚柔正而位当”，指乾坤的变化发展达到了平衡，而一旦达到平衡，也“就等于乾坤毁了”，也就是说，矛盾既已解决，相关的变化发展也就告一段落。而变化发展的停止是很可怕的，所以，《周易》认为，既济之后还必须有一个未济，用《序卦传》的话说就是“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3](P4-5)。未济的卦象与既济正好相反，《周易》以此象征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止期。
中国古人的这一认识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绝对的平衡、和谐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止。因此，“完成”只是相对的，达至终点同时也就是新的起点。其二，和谐是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时变”中不断实现的，没有一劳永逸的和谐。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周易》的这一思想表明，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人类都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因时而变，变通趋时，与时偕行。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自我调适，不断顺应社会历史和自然变化的过程。
四
《易传》讲“变”，首重阴阳相交，如说：“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1]（《屯·彖传》），在《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序中，屯卦紧随干、坤之后，排在第三位。这里的“刚柔”既指乾坤，亦指阴阳。就筮法说，“交”是干、坤之外的其他杂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如《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意思是说，阴与阳（乾坤）互求，阳求阴得三男，阴求阳得三女。这里虽然是讨论八卦的生成，实则道出了六十四卦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原理。而就宇宙的普遍法则说，“交”也可以看作是万事万物生成和存在的基本前提。
阴阳相交，必然相感。《咸·彖传》：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下艮上兑，按照《说卦传》的意思，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所以谓之“男下女”。咸卦的“男下女”与《泰》卦天地相交的道理一样，在相交的基础上，“二气感应以相与”。“相与”即相互亲近，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亲感，交互作用。相交相感，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
刚柔始交而难生[1]（《屯·彖传》）。
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系辞》）。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万物之始生也[1]（《序卦传》）。
在这些材料中，“生”与“变”乃一体之两面，“刚柔始交”而成屯，屯卦是阴阳刚柔摩荡的结果。所以，“刚柔始交而难生”的“生”字，既有变义，又有生义，可以说变就是生，生就是变。“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则更加明显地表明了阴阳、刚柔交感化生的普遍道理。
“生”，实际上也就是《周易》所谓的“变”而“通”，由于“生生”，所以才可以变而通，通而久，此即“生生之谓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偕行、因时而变，蕴涵了生机无限的意思。而和谐的本质，也恰恰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可以说，“生生”最能体现矛盾的和谐统一体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可见，和谐的本质就是“生生”，它表明，和谐不仅能使矛盾各方面在统一体中得到最佳的存在方式，同时还能使矛盾统一体获得保持和释放生命力的最佳结构形式。
《周易》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启示我们，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存在形式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机，使每一种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蕴涵的无限生机都充分释放出来。因此，世界的和谐即意味着人类最佳存在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类的生机无限，意味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五
和谐的本质是“生生”，而宇宙的本质则是和谐，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讲和谐并不单单局限于人类社会，还特别重视宇宙的大和谐。宇宙的大和谐，就是天、地、人的和谐，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类三者之间的和谐。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说卦传》）。
天道、地道、人道，被称为“三才”之道。其中，天道的特点是阴阳，地道的特点是刚柔，人道的特点是仁义。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因为都遵从于“道”，所以在“道”的层面上，三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成互补性，这是宇宙大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周易》把这种宇宙大和谐的构建称之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设位”，是自然的本质；“成能”，是人类的本质。“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就是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亦即“顺乎天而应乎人”。
不难看出，《周易》讲宇宙的大和谐，首先强调的是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念。以此为前提，《周易》一方面重视人要“崇效天，卑法地”，努力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寻求内在同一性，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分别人道与天道的不同，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应积极主动，参赞天地的大化流行；同时又特别重视从中正和谐的立场调适天人关系，追求宇宙的和谐。这样就能真正达到“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天人合一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便可以实现天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干·文言传》）。
“先天”，即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即在天时变化之后行事。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与天地、日月、鬼神的变化相一致，也就能预测天时，顺时而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就是《周易》所谓的“保合太和”。
中国古人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往往是由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而造成的。例如，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每次对外战争几乎都主要是基于其能源战略的考虑，虽然打着推行民主的冠冕堂皇的旗号。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资源的紧张将不言而喻，争夺资源又将成为世界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绞尽脑汁的大问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人类如果不能发忧患之心，防患于未然，其结果将是无法预测的。而《周易》的阴阳说，既重视天人和合，又重视协和万邦，对于人类思考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很有启发意义，其历久弥新的伟大智慧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永续文明的理论基础之一。
总之，《周易》的阴阳说强调，阴阳的矛盾是和谐得以建立的前提，阴阳的和谐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追求，阴阳和谐的实现是一个与时偕行的过程，阴阳和谐的本质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从而天人和，万邦和，最终达到宇宙的大和谐。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反思与前瞻人类文明的走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它表明，文明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单边主义会因为过于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所以，人类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因时而变，变通趋时，不断调适自我，以顺应社会历史和自然的变化，谋求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使人类各种文明存在形式中所蕴涵的无限生机合理地释放出来，并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大和谐。作者：杨庆中
【参考文献】
[1]郭彧.中华经典藏书：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金景芳，吕绍纲.周易诠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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