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馬丁在復旦中文系的講座中，梳理了孔子由“經典解釋者”到“經典作者”的脈絡。

　柯馬丁上世紀80年代在北大學習漢語，之後在科隆大學取得漢學博士學位，后長期任教於美國。 
 

  有一種普遍的看法：戰國晚期時，包括孟子、韓非子、荀子在內的時人，基本上都同意《春秋》是孔子作的。10月30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系系主任柯馬丁（Martin Kern）教授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講座上完全否定了這種觀點，他通過對戰國到西漢傳統典籍和出土文獻的文本細讀和重新詮釋，建構了一條孔子由“經典解釋者”到“經典作者”的脈絡，而其中的一個關鍵是司馬遷。

  對戰國文獻中孔子作《春秋》存疑

  柯馬丁稱，戰國時代的文獻中最多有兩種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個是《孟子》，一個是《公羊傳》。說最多兩種，是因為很難判斷文本里的某一段話確實是戰國時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講《春秋》是當時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孟子》中有兩個問題沒有提及，一個是“孔子作《春秋》”沒有具體緣由或任何歷史事件細節，不是跟某一個具體的事情聯繫起來，第二也沒有談孔子任何的個人經驗。

  柯馬丁指出：“這兩個《孟子》沒有談及的‘疑點’，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得到完美補充。”《史記·孔子世家》解釋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和緣由——“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因為孔子之道不行於世，所以他根據魯國國史作《春秋》，又言其讀者是“後有王者”。並且，孔子的個人經驗也加入進來，他兩次自述是為後世而作《春秋》，表達“自現”的欲求，而且要達到別人能“知我”的目的。這些文本是孔子在生命最後時刻說的這些話，“好像是他的遺囑，而且以《春秋》來代替他失敗的生活。”

  另外一個戰國文本《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中對於“孔子作《春秋》”的記述是“君子曷為為《春秋》”，一般認為這個君子就是孔子。但是柯馬丁認為首先認定君子是孔子的證據來源於《史記》、《淮南子》、《說苑》等漢代文獻，但是證明這些漢代文獻的又是《公羊傳》，這是一種循環論證。另外，《左傳》、《公羊傳》中同時出現“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顯然作者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不認為君子就是指孔子。

  而傳統以《韓非子·內儲說》為孔子作《春秋》的證據，在柯馬丁那裡，恰恰是反例：《韓非子》不是說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釋《春秋》；不是在談孔子自己的《春秋》，而是當時的實錄。所以柯馬丁認為，戰國僅有的兩種寫明“孔子作《春秋》”文獻是存在疑問的，不能作為支持的證據。

  司馬遷塑造了孔子《春秋》作者身份

  那麼《春秋》的作者被漢人認定為是孔子又是從何而來？柯馬丁認為，這裡面的關鍵人物是司馬遷。太史公在《史記》中從各個方面豐富和強調着孔子和《春秋》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史公自序》中那段關於聖賢遭遇困苦之後而有所作為的論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但裡面存在嚴重有悖史實的地方，一個是呂不韋寫《呂氏春秋》是在其任秦國相時，而不是遭遇挫折后；另一個是韓非子完成《說難》、《孤憤》的時間也是在來秦之前，和成為階下囚而發憤沒關係。更為關鍵的是，孔子顛沛於列國，困於陳、蔡之間而作《春秋》，這個細節並不見於《孟子》中。

  另外，柯馬丁提示我們注意司馬遷在《史記》中，特彆強調“知”、“知我”對於孔子的意義，如孔子見獲麟后，喟然嘆曰：“都不了解我啊！（莫知我夫）”又說：“只有天能了解我吧！”而在《論語》中所有提到“知”的文字，從沒有強調“知”對於孔子的重要性，二者是矛盾的。

  所以柯馬丁認為司馬遷對於孔子的“作者”身份進行了“創造”。孔子和《春秋》是有關係的，但不是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在先秦時代沒有人說孔子編史，孔子是作為最敏感的讀者和闡釋家存在的，經過司馬遷有意的塑造，孔子在漢代被以“作者”的身份而接受下來。司馬遷或許不是塑造孔子“作春秋”的最初起源，但肯定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那麼司馬遷是出於何種目的來進行這樣的“創造”呢？柯馬丁告訴早報記者，“這樣做對司馬遷本人來說非常重要。他根據自己的遭遇，把孔子作為一個樣板。”眾所周知，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白而遭受宮刑，《史記》寄託了他全部的追求。在《史記》中只有屈原和孔子得到了司馬遷“相見其為人”的待遇，柯馬丁認為他們三人都是那種悲劇式的英雄。司馬遷極力把孔子塑造成等待了解與承認的作者，並且說“等待的那個人就是我”。在這樣的過程中，司馬遷也通過《史記》“創造”了他自己——英雄聖人式的角色。

  經過司馬遷的塑造，孔子作為《春秋》的身份，在西漢晚期被廣泛接受下來。“但這並不是突然的，中間肯定還有其他人的參與，只不過由於傳世材料太少，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給出詳細的描述。”柯馬丁對早報記者說。

  雖然在漢代，建構孔子是《春秋》作者，幫助《春秋》在經典中地位抬升，進入到六藝的序列，但現在把《春秋》，甚至整個六藝和孔子的作品與作者關係剝離開來，並不會影響《春秋》的價值和意義。“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談到經典是什麼，經典就是永遠不可能講完（的作品）。為什麼我們現在仍然需要讀經典？因為它們對每個時代都能提供一些新的了解、新的思維。經典，在不斷地述說它自己的意思，有新的讀者，經典也對讀者講新的信息。好像經典本身就是它的作者。所以說，《春秋》沒有作者，是《春秋》的優點，而不是缺點。”柯馬丁解釋道。 東方早報記者 徐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