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丁在复旦中文系的讲座中，梳理了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

　柯马丁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战国晚期时，包括孟子、韩非子、荀子在内的时人，基本上都同意《春秋》是孔子作的。10月3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系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上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他通过对战国到西汉传统典籍和出土文献的文本细读和重新诠释，建构了一条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司马迁。

  对战国文献中孔子作《春秋》存疑

  柯马丁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最多有两种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公羊传》。说最多两种，是因为很难判断文本里的某一段话确实是战国时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讲《春秋》是当时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孟子》中有两个问题没有提及，一个是“孔子作《春秋》”没有具体缘由或任何历史事件细节，不是跟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第二也没有谈孔子任何的个人经验。

  柯马丁指出：“这两个《孟子》没有谈及的‘疑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得到完美补充。”《史记·孔子世家》解释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和缘由——“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因为孔子之道不行于世，所以他根据鲁国国史作《春秋》，又言其读者是“后有王者”。并且，孔子的个人经验也加入进来，他两次自述是为后世而作《春秋》，表达“自现”的欲求，而且要达到别人能“知我”的目的。这些文本是孔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说的这些话，“好像是他的遗嘱，而且以《春秋》来代替他失败的生活。”

  另外一个战国文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对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述是“君子曷为为《春秋》”，一般认为这个君子就是孔子。但是柯马丁认为首先认定君子是孔子的证据来源于《史记》、《淮南子》、《说苑》等汉代文献，但是证明这些汉代文献的又是《公羊传》，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另外，《左传》、《公羊传》中同时出现“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显然作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认为君子就是指孔子。

  而传统以《韩非子·内储说》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在柯马丁那里，恰恰是反例：《韩非子》不是说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释《春秋》；不是在谈孔子自己的《春秋》，而是当时的实录。所以柯马丁认为，战国仅有的两种写明“孔子作《春秋》”文献是存在疑问的，不能作为支持的证据。

  司马迁塑造了孔子《春秋》作者身份

  那么《春秋》的作者被汉人认定为是孔子又是从何而来？柯马丁认为，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中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强调着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史公自序》中那段关于圣贤遭遇困苦之后而有所作为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但里面存在严重有悖史实的地方，一个是吕不韦写《吕氏春秋》是在其任秦国相时，而不是遭遇挫折后；另一个是韩非子完成《说难》、《孤愤》的时间也是在来秦之前，和成为阶下囚而发愤没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孔子颠沛于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而作《春秋》，这个细节并不见于《孟子》中。

  另外，柯马丁提示我们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强调“知”、“知我”对于孔子的意义，如孔子见获麟后，喟然叹曰：“都不了解我啊！（莫知我夫）”又说：“只有天能了解我吧！”而在《论语》中所有提到“知”的文字，从没有强调“知”对于孔子的重要性，二者是矛盾的。

  所以柯马丁认为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作者”身份进行了“创造”。孔子和《春秋》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说孔子编史，孔子是作为最敏感的读者和阐释家存在的，经过司马迁有意的塑造，孔子在汉代被以“作者”的身份而接受下来。司马迁或许不是塑造孔子“作春秋”的最初起源，但肯定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司马迁是出于何种目的来进行这样的“创造”呢？柯马丁告诉早报记者，“这样做对司马迁本人来说非常重要。他根据自己的遭遇，把孔子作为一个样板。”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白而遭受宫刑，《史记》寄托了他全部的追求。在《史记》中只有屈原和孔子得到了司马迁“相见其为人”的待遇，柯马丁认为他们三人都是那种悲剧式的英雄。司马迁极力把孔子塑造成等待了解与承认的作者，并且说“等待的那个人就是我”。在这样的过程中，司马迁也通过《史记》“创造”了他自己——英雄圣人式的角色。

  经过司马迁的塑造，孔子作为《春秋》的身份，在西汉晚期被广泛接受下来。“但这并不是突然的，中间肯定还有其他人的参与，只不过由于传世材料太少，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给出详细的描述。”柯马丁对早报记者说。

  虽然在汉代，建构孔子是《春秋》作者，帮助《春秋》在经典中地位抬升，进入到六艺的序列，但现在把《春秋》，甚至整个六艺和孔子的作品与作者关系剥离开来，并不会影响《春秋》的价值和意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谈到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远不可能讲完（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需要读经典？因为它们对每个时代都能提供一些新的了解、新的思维。经典，在不断地述说它自己的意思，有新的读者，经典也对读者讲新的信息。好像经典本身就是它的作者。所以说，《春秋》没有作者，是《春秋》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柯马丁解释道。 东方早报记者 徐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