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的話，簡單地說，從《周易》開始，一直到清朝，在中國文化幾千年的過程中間，它作為一個群經之首啊，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間，佔據了一個最重要的位置，頭把交椅。為什麼？據說，國家的政策，國家的戰略思想，政策利用它來撥亂反正，轉危為安。現在有一個成語是吧，憂患意識。憂患，居安思危，是不是啊，都是從《周易》來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你要居安思危啊，你要保持一個憂患意識啊，而且你要真在困境啊，確定困境不好辦，不好辦我也要進行一種決策，《周易》呢，就告訴你如何來決策，起了這麼個作用，這個就是一種，關於決策管理的教科書。所以，在古代的時候呢，《周易》是在所有的知識分子中間，所有的大臣、政治家中間，這個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可是呢，到了鴉 片戰爭以後，西方的學問進來以後，《周易》的地位就一下下降了。我們不要再不根據《周易》來決策了，不行了，先進的中國人啊，毛 主席說了，是向哪裡求真理，救國的真理，在西方去找，救國的真理，西方它能幫你中國來救國嗎，確定是能，在西方去尋找救國的真理。因為中國那時候和西方來對比中國是落後的，老是打敗仗，那麼從那時候開始，一百多年來，《周易》就不能夠作為一個決策的依據，中國人要決策，就只能從西方去求真理，就把西方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作為實驗，這個實驗來實驗去有的不太那麼成功，中國是救國的真理在西方找不着，以前學歐美找不到。後面學習蘇聯，不行，探索來探索去，最後終於啊，經過了改革開放，中國人要慢慢地探索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就"四人幫"粉碎以後，1978年，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慢慢的一直走到現在，這個路子找到了。

這找到了一個什麼路，合起來兩個字，和諧。這是哪一年呢，我告訴大家。中國共產黨找這個《周易》的智慧的時候，以2004年十一屆四中全會為標誌，就是那一年，明確地找到了，其實也找到了，可是明確地在用文件形式表示出來，就是在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提出來，這個迴旋是大不一樣了。那我們說，今年新中國成立60年，就有個前30年後30年，1978年以後到現在30年，1978到1949年也是30年，正好，兩段平均。那麼從治國的理念來說，前30年是什麼，后30年是什麼，哪個說的清楚，后30年是什麼，改革開放，治國理念是什麼啊，我告訴大家，這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前30年我們的理念是革命，革命的關鍵是鬥爭，后30年我們的理念是建設，建設的理念是和諧。一個和諧一個鬥爭，就分成兩個方面。我們這30年，能夠在30年的時間中間，取得這麼驚人的成就，全世界在驚嘆啊。簡單地說，就是把鬥爭拋棄了，基於一個以和諧為綱領的理念，而這個東西實際上要回到《周易》。這個地方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很重要的。

從鬥爭到和諧，隨着執政理念的更迭，大易再次成為中國走向文化自覺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國智慧的源頭在那裡？什麼是一分為二、合二為一？什麼是易學思維？

就是六十年代，1963、64年那個時候。在整學界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爭論，這個世界啊，究竟里一分為二，還是合二而一啊，說一分為二呢，就是說，事物都是分裂的，都是對立的，都是鬥爭的。有資產階級就有無產階級，有社會主義就有資本主義。有工人就有資本家，有地主就有農民，堅持這個世界分得是對立的，這叫做一分為二。可是呢，有的說，既然是一分為二，那麼就不能合二為一了嗎？應該說我們這個《周易》的思想既是一分為二，又是合二為一。

世界上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陰和陽絕對是連在一塊的，是不能分離的。所以《周易》這個哲學簡單化就是陰陽哲學，既然是陰和陽是對立的，可是又是統一的。這叫做對立的統一啊，既然是對立的統一啊，那就是既是一分為二，又是合二為一。可是這裡面有大問題了，就是1964年的時候，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還是中央委員很高的地位，他就學習《周易》，他看到《周易》裡面合二為一好。他就說，一分為二，合二為一，這兩個東西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世界裡普遍的辯證法，中國也是這樣，西方也是這樣。可是這個合二為一這個詞是中國《周易》裡面發明的。他把這個一發表以後，講課也講了，他的那些學生，也把這個文章，楊先生的思想，登到《光明日報》去了。結果呢，當時，康生看了，不行，世界上不是合二為一啊，只能一分為二啊。還派他手下的人寫文章，好好的把楊先生批一下，批什麼，不能夠講合二為一，只能夠講一分為二。

為什麼不能夠合二為一，如果合二為一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講階級調和。地主和農民能夠合二為一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能夠合二為一嗎？我們和帝、修、反能夠合二為一嗎？不行，那個極左思潮的思想就是這麼來的。就把那個楊先生就批了，批了以後不久又把楊先生把他關到秦城監獄裡面坐了十年牢。1978年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楊先生才放出來。可見得，在1949年建國以後，我們片面地強調革命，強調鬥爭，把革命和鬥爭強調得過頭以後就來一個極左人啊，不斷地斗不斷地斗。鬥了以後就沒有心思搞建設了。這一來的話，這個前30年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走上一個正軌，后30年以後才慢慢走上一個正軌，就是說，世界上的事情應該兩方面全面的看，不是老是強調這個一分為二，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二者之間是一個并行不悖的事情，我們現在要自覺的話把這個智慧用在各個方面，到了21世紀，中國的《周易》的智慧可以繼續恢復到以前，成為一個國家決策的一個高度的東西，創出一個中國的模式。能夠在全世界裡，起一種示範的作用，為世界作出一種貢。

確實中國人，能夠在三十年時間中間，一代人走過了西方几百年所走過的這個路程，這個文化的奇迹不是那麼簡單的，確實有一個中國的智慧在裡頭，中國的智慧在哪裡呢，和諧。用歷史的很多的事實我們都可以說這個道理。一個革命和一個建設，打天下，或治天下，是兩件不同的事你打天下的時候要革命，強調一分為二。是不是啊，你治天下的時候可不行，應該強調，把這個矛盾怎麼樣子的化解，知道嗎，但是古時候的人很聰明，早就把它總結出一條公式出來了。馮友蘭先生他90多歲了，最後寫了一本書他就總結革命。中國的辯證法，只有四句話。第一句話是，有象斯有對。有象，象是形象是萬象有了這個萬象啊，必然有一個東西和它相對立。第二句話，對必反其為，既然相對，它的行為方式必然不一樣，反其為，求相反啊，是不是。有反斯有仇，既然行為方式相反，必然結成仇了。仇，仇是矛盾衝突，結成仇了。這三句話啊，中國、西方、古代、現代我們都知道。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對不對。中國的聰明勁在哪裡呢？中國的智慧在哪裡？最後一句話，仇必和而解。想想有一個仇必然是和諧，用和諧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要用鬥爭的方式來解決，不要把它打倒，不要用鬥爭，用和諧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矛盾，仇必和而解。這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就是太和。

實際上我們老百姓啊很懂，陰和陽必須相合，家和萬事興，和了以後，才能夠有個生機活力和可持續發展。陰和陽如果離開，拜拜了，那兩敗俱傷。這兩句話，陰陽和則生，世界上為什麼有這個生機勃勃、生生不已啊，是陰陽和則生。社會政治所有的東西陰陽和才生。陰陽離呢，離開，則滅，滅了死亡了，兩敗俱傷了。陰陽錯，這個陰和陽啊千變萬化。則變，世界上非常的豐富多彩，為什麼，都是由不同的陰陽不斷地變來變去，最後一句話很重要的，中國人最懂，誰都懂。陰陽平則佳，相對的平衡，各種各樣的要維持一個相對平衡，使陰和陽不要再鬥爭中間兩敗俱傷。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的一個智慧，這叫文化基因，學了《周易》以後呢，就要把這個東西由自發的變成一個自覺的，可以辦事，處理各種矛盾，做人做事都好，做事業做學問都好。現在啊，到了21世紀了，把這個《周易》的和諧的這個智慧啊，用於我們21世紀面向未來，那就可以看出來是大有希望了，應該是樂觀的吧。

和諧並非和事佬，余敦康認為，大易之中最理想的卦是既濟卦，三易的核心是什麼？元亨利貞蘊藏着怎樣的東方智慧？易學大家余敦康主講易學的現代詮釋。

王魯湘：非常感謝余敦康先生精採的演講。余先生就是幫助我們對於《易學》的核心價值，明確了一個認識，就是說，易學的核心價值就是一個和字，就是一個和諧，但是我們也發現就是在我們現在講和諧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記，一味的為了保持平衡也放棄某種鬥爭，甚至說你一味的和諧變成了和事佬，沒有原則性，沒有鬥爭性，然後你自己利益得不到維護，所以我們現在講和諧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還要考慮到，和諧中間其實還是有對立和鬥爭的。

余敦康：絕對是。革命這個詞，是《周易》提出來的。《周易》講和諧，革命這個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有一個卦叫做革卦，革卦，就是叫革命。該革就革，不該革就千萬別革，要根據各種情況來具體地分析。所以《周易》這個書啊，它既是高度的現實主觀主義，也是高度的理想主義。什麼叫高度的現實主義呢，就是說，它分析問題的時候，非常具體，非常細緻，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個不同的模型，有的是衝突的，有的是和諧的。衝突和諧還可不可以轉化非常具體，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啊，憑想當然那是不行的，而且你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當時的需要，不能錯位。可是另一方面呢，它絕對相信事物朝美好的方向發展的，可以改的，困，不能夠老是困，要脫困。特別重要的是，你們知道嗎，《周易》裡面一句話叫做元亨利貞。元亨利貞相對於春夏秋冬四季，元是春天，亨是夏天，利是秋天，貞是冬天，事物的發展總是按照元亨利貞的方向來發展。那麼了，到了1937年中國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日本人要侵略中國，要滅亡中國，那個時候中國到了什麼時候，貞了，冬天了，可是中國人相信，既然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貞下啟元，就馮友蘭他們貞元四季所之書。這個中國人永遠是個樂觀的。

王魯湘：我們講到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理解這個事物之間的陰陽關係，包括對立方面的關係是一個絕對的平衡，其實在六十四卦中間，這種絕對的卦只有兩個就是乾卦和坤卦。

余敦康：乾坤也不，最好的卦就是既濟卦。

王魯湘：既濟卦。剛才您說道，因為這樣我們總是能看到事物發展的未來，所以我們是個主觀主義者。但是在《周易》裡頭恰恰又說到，文王是一個很有憂患意識的人，他演這個六十四卦是其有憂患乎？是吧，

余敦康：對，這是中國人早就有了，就是機遇機遇，既看到機，又像那個危機危機既看到危又有它的遇啊，挑戰和這個機會轉機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憂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戒驕戒燥，牢記兩個務必是不是。還有另一個，如果現在我們大家都很緊張啊，天天是憂患意識。不，《周易》還教你安身立定。該舒服就舒服，該喝酒就喝酒，該玩就玩，樂天之命，故不憂。樂這個天，知這個命，所以中國人生活得很瀟洒呀。老是那個憂患意識，愁眉苦臉的，那生活得多難受啊。

同學：教授你好，我是鳳凰網網友，我想請問一下您對南懷瑾先生的那個著作怎麼評價的？

余敦康：南懷瑾對《周易》是怎麼評價的是吧，南懷瑾呢，那是我很尊敬的，但是呢搞學問我們不是一條路子。我這個路子是屬於北大傳統的，叫學院派。他呢，他很開放的，各個方面，他的知識面比我廣，思想也比我靈活。我是屬於學院派呢，比較規範，腦子也就死。知道吧，不敢亂說，不敢多說，是這樣的。

同學：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就是說，有人說《周易》中就看到了現代高等數學中的許多知識，我想問一下，就怎麼樣從那麼古老的一本書中，它是怎麼樣洞悉現在的那些精妙的知識的。

余敦康：《周易》啊，不能告訴你任何知識。什麼知識你想《周易》裡面去取得呢，那就錯了，《周易》它告訴你是思路，開放性的思路，知道嗎？知識啊，是沒有的，開放性的思路。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種不同的模型。你在這個六十四種模型中間，你碰到個問題，就能拿一個或者對路，就受到一種啟發。

同學：您剛才說《易經》的既濟卦要比乾坤兩卦還好，我個人表示反對，您對此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余敦康：《易經》乾坤兩卦，根本它乾和坤沒有相交，乾是純陽，坤是純陰，那只是說明兩個基本的原理，懂得《周易》必須懂得乾和坤，陰和陽它的不同的作用。當時世界萬物還沒有產生，一直到第三個卦，陰陽始交，叫屯卦，也叫屯卦，那才是開始了萬物了，從第三個開始後來才生出來其它的一共六十來個卦，所以那個屯卦的那個第三個卦，乾坤始交，剛柔始交，而難生，困難就開始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後來那個困難如何克服，事物是如何發展，發展以後那麼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個陰和陽始交，交了以後配合得比較和諧，大致和諧，不是說完全和諧，大致和諧這是個幾卦，如果凡是那一種不太和諧的關係，或者陰盛，或者陽亢，過頭了，或者不那麼好，這反而是一種困難，困難不斷地調整，事物還在不斷地發展，最後發展了第六十三卦，到既濟卦的時候，最完美，這個最完美不是我說的，整個的漢儒，漢代的易學家，四百年了，就是說，所有事物的發展或者一部《周易》的發展就到了既濟定，事情已經達到最完美的結合了，覺得已經取得成功了。

至於為什麼既濟定呢，兩個關係條件，陰和陽各居其位，這叫正，第二個陰和陽彼此配合，這叫中，既中且正，這個最好了，所有的卦，沒有這個既濟卦好，所以這個既濟卦是最好的。但是特別注意一條，既濟卦是六十三卦，既濟定到了最完美的結合，馬上由最完美就到了不完美，變成未濟了，未濟就是沒成功，一下子好了，馬上又完了，掉下來，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所以《周易》六十四卦啊，最後是未濟，沒有成功啊，我處於高峰，處於高峰的人，一下子摔下來太多了，什麼王永慶、龔如心等等，高峰一下子跌下來了，低谷，未濟。可是這是中國的哲學。

清朝一個大思想家叫龔自珍，他就讀《周易》，寫了四句詩，我都能背了，濟終焉心縹緲，《周易》研究是四卦，未濟是最後一個卦，讀了以後，我的心裏面很失落，縹緲，下面第二句，百事翻從缺陷好，什麼事情不要追求絕對完美，有點缺陷倒好，這就是大成又缺，百事翻從缺陷好，吟道夕陽山外山，唱歌，唱到我八十歲的老年了，是不是，古今誰免余情繞。每一個人一輩子總要留下一種遺憾，沒有事，留下一個不完美就是最大的完美了，這是中國人的思維，西方人是追求絕對完美。未濟中焉心縹緲，百事凡從缺陷好，我想起來啊，真好。

王魯湘：兩千多年以前，孔子曾經說過：易之教，潔凈精微，他告訴我們品讀《周易》，研究《周易》首先要有一顆潔凈之心，一顆追求真理的潔凈之心。那麼余先生的講座也告訴我們，不管是相術也好，易理也好，精英也好，民間也好，易道的核心價值永遠是《周易》研究的大道。(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