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的话，简单地说，从《周易》开始，一直到清朝，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过程中间，它作为一个群经之首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头把交椅。为什么？据说，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战略思想，政策利用它来拨乱反正，转危为安。现在有一个成语是吧，忧患意识。忧患，居安思危，是不是啊，都是从《周易》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你要居安思危啊，你要保持一个忧患意识啊，而且你要真在困境啊，确定困境不好办，不好办我也要进行一种决策，《周易》呢，就告诉你如何来决策，起了这么个作用，这个就是一种，关于决策管理的教科书。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周易》是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中间，所有的大臣、政治家中间，这个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可是呢，到了鸦 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学问进来以后，《周易》的地位就一下下降了。我们不要再不根据《周易》来决策了，不行了，先进的中国人啊，毛 主席说了，是向哪里求真理，救国的真理，在西方去找，救国的真理，西方它能帮你中国来救国吗，确定是能，在西方去寻找救国的真理。因为中国那时候和西方来对比中国是落后的，老是打败仗，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一百多年来，《周易》就不能够作为一个决策的依据，中国人要决策，就只能从西方去求真理，就把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作为实验，这个实验来实验去有的不太那么成功，中国是救国的真理在西方找不着，以前学欧美找不到。后面学习苏联，不行，探索来探索去，最后终于啊，经过了改革开放，中国人要慢慢地探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就"四人帮"粉碎以后，1978年，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慢慢的一直走到现在，这个路子找到了。

这找到了一个什么路，合起来两个字，和谐。这是哪一年呢，我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找这个《周易》的智慧的时候，以2004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为标志，就是那一年，明确地找到了，其实也找到了，可是明确地在用文件形式表示出来，就是在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提出来，这个回旋是大不一样了。那我们说，今年新中国成立60年，就有个前30年后30年，1978年以后到现在30年，1978到1949年也是30年，正好，两段平均。那么从治国的理念来说，前30年是什么，后30年是什么，哪个说的清楚，后30年是什么，改革开放，治国理念是什么啊，我告诉大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前30年我们的理念是革命，革命的关键是斗争，后30年我们的理念是建设，建设的理念是和谐。一个和谐一个斗争，就分成两个方面。我们这30年，能够在30年的时间中间，取得这么惊人的成就，全世界在惊叹啊。简单地说，就是把斗争抛弃了，基于一个以和谐为纲领的理念，而这个东西实际上要回到《周易》。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很重要的。

从斗争到和谐，随着执政理念的更迭，大易再次成为中国走向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智慧的源头在那里？什么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什么是易学思维？

就是六十年代，1963、64年那个时候。在整学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论，这个世界啊，究竟里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啊，说一分为二呢，就是说，事物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都是斗争的。有资产阶级就有无产阶级，有社会主义就有资本主义。有工人就有资本家，有地主就有农民，坚持这个世界分得是对立的，这叫做一分为二。可是呢，有的说，既然是一分为二，那么就不能合二为一了吗？应该说我们这个《周易》的思想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

世界上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阴和阳绝对是连在一块的，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周易》这个哲学简单化就是阴阳哲学，既然是阴和阳是对立的，可是又是统一的。这叫做对立的统一啊，既然是对立的统一啊，那就是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可是这里面有大问题了，就是1964年的时候，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还是中央委员很高的地位，他就学习《周易》，他看到《周易》里面合二为一好。他就说，一分为二，合二为一，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世界里普遍的辩证法，中国也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可是这个合二为一这个词是中国《周易》里面发明的。他把这个一发表以后，讲课也讲了，他的那些学生，也把这个文章，杨先生的思想，登到《光明日报》去了。结果呢，当时，康生看了，不行，世界上不是合二为一啊，只能一分为二啊。还派他手下的人写文章，好好的把杨先生批一下，批什么，不能够讲合二为一，只能够讲一分为二。

为什么不能够合二为一，如果合二为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讲阶级调和。地主和农民能够合二为一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合二为一吗？我们和帝、修、反能够合二为一吗？不行，那个极左思潮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就把那个杨先生就批了，批了以后不久又把杨先生把他关到秦城监狱里面坐了十年牢。1978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先生才放出来。可见得，在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片面地强调革命，强调斗争，把革命和斗争强调得过头以后就来一个极左人啊，不断地斗不断地斗。斗了以后就没有心思搞建设了。这一来的话，这个前30年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走上一个正轨，后30年以后才慢慢走上一个正轨，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应该两方面全面的看，不是老是强调这个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二者之间是一个并行不悖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自觉的话把这个智慧用在各个方面，到了21世纪，中国的《周易》的智慧可以继续恢复到以前，成为一个国家决策的一个高度的东西，创出一个中国的模式。能够在全世界里，起一种示范的作用，为世界作出一种贡。

确实中国人，能够在三十年时间中间，一代人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这个路程，这个文化的奇迹不是那么简单的，确实有一个中国的智慧在里头，中国的智慧在哪里呢，和谐。用历史的很多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这个道理。一个革命和一个建设，打天下，或治天下，是两件不同的事你打天下的时候要革命，强调一分为二。是不是啊，你治天下的时候可不行，应该强调，把这个矛盾怎么样子的化解，知道吗，但是古时候的人很聪明，早就把它总结出一条公式出来了。冯友兰先生他90多岁了，最后写了一本书他就总结革命。中国的辩证法，只有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有象斯有对。有象，象是形象是万象有了这个万象啊，必然有一个东西和它相对立。第二句话，对必反其为，既然相对，它的行为方式必然不一样，反其为，求相反啊，是不是。有反斯有仇，既然行为方式相反，必然结成仇了。仇，仇是矛盾冲突，结成仇了。这三句话啊，中国、西方、古代、现代我们都知道。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对不对。中国的聪明劲在哪里呢？中国的智慧在哪里？最后一句话，仇必和而解。想想有一个仇必然是和谐，用和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要把它打倒，不要用斗争，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就是太和。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啊很懂，阴和阳必须相合，家和万事兴，和了以后，才能够有个生机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阴和阳如果离开，拜拜了，那两败俱伤。这两句话，阴阳和则生，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个生机勃勃、生生不已啊，是阴阳和则生。社会政治所有的东西阴阳和才生。阴阳离呢，离开，则灭，灭了死亡了，两败俱伤了。阴阳错，这个阴和阳啊千变万化。则变，世界上非常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都是由不同的阴阳不断地变来变去，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中国人最懂，谁都懂。阴阳平则佳，相对的平衡，各种各样的要维持一个相对平衡，使阴和阳不要再斗争中间两败俱伤。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的一个智慧，这叫文化基因，学了《周易》以后呢，就要把这个东西由自发的变成一个自觉的，可以办事，处理各种矛盾，做人做事都好，做事业做学问都好。现在啊，到了21世纪了，把这个《周易》的和谐的这个智慧啊，用于我们21世纪面向未来，那就可以看出来是大有希望了，应该是乐观的吧。

和谐并非和事佬，余敦康认为，大易之中最理想的卦是既济卦，三易的核心是什么？元亨利贞蕴藏着怎样的东方智慧？易学大家余敦康主讲易学的现代诠释。

王鲁湘：非常感谢余敦康先生精采的演讲。余先生就是帮助我们对于《易学》的核心价值，明确了一个认识，就是说，易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和字，就是一个和谐，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在我们现在讲和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一味的为了保持平衡也放弃某种斗争，甚至说你一味的和谐变成了和事佬，没有原则性，没有斗争性，然后你自己利益得不到维护，所以我们现在讲和谐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还要考虑到，和谐中间其实还是有对立和斗争的。

余敦康：绝对是。革命这个词，是《周易》提出来的。《周易》讲和谐，革命这个词，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有一个卦叫做革卦，革卦，就是叫革命。该革就革，不该革就千万别革，要根据各种情况来具体地分析。所以《周易》这个书啊，它既是高度的现实主观主义，也是高度的理想主义。什么叫高度的现实主义呢，就是说，它分析问题的时候，非常具体，非常细致，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个不同的模型，有的是冲突的，有的是和谐的。冲突和谐还可不可以转化非常具体，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凭想当然那是不行的，而且你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当时的需要，不能错位。可是另一方面呢，它绝对相信事物朝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可以改的，困，不能够老是困，要脱困。特别重要的是，你们知道吗，《周易》里面一句话叫做元亨利贞。元亨利贞相对于春夏秋冬四季，元是春天，亨是夏天，利是秋天，贞是冬天，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元亨利贞的方向来发展。那么了，到了1937年中国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人要侵略中国，要灭亡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到了什么时候，贞了，冬天了，可是中国人相信，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贞下启元，就冯友兰他们贞元四季所之书。这个中国人永远是个乐观的。

王鲁湘：我们讲到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理解这个事物之间的阴阳关系，包括对立方面的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平衡，其实在六十四卦中间，这种绝对的卦只有两个就是乾卦和坤卦。

余敦康：乾坤也不，最好的卦就是既济卦。

王鲁湘：既济卦。刚才您说道，因为这样我们总是能看到事物发展的未来，所以我们是个主观主义者。但是在《周易》里头恰恰又说到，文王是一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演这个六十四卦是其有忧患乎？是吧，

余敦康：对，这是中国人早就有了，就是机遇机遇，既看到机，又像那个危机危机既看到危又有它的遇啊，挑战和这个机会转机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忧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戒骄戒燥，牢记两个务必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如果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啊，天天是忧患意识。不，《周易》还教你安身立定。该舒服就舒服，该喝酒就喝酒，该玩就玩，乐天之命，故不忧。乐这个天，知这个命，所以中国人生活得很潇洒呀。老是那个忧患意识，愁眉苦脸的，那生活得多难受啊。

同学：教授你好，我是凤凰网网友，我想请问一下您对南怀瑾先生的那个著作怎么评价的？

余敦康：南怀瑾对《周易》是怎么评价的是吧，南怀瑾呢，那是我很尊敬的，但是呢搞学问我们不是一条路子。我这个路子是属于北大传统的，叫学院派。他呢，他很开放的，各个方面，他的知识面比我广，思想也比我灵活。我是属于学院派呢，比较规范，脑子也就死。知道吧，不敢乱说，不敢多说，是这样的。

同学：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人说《周易》中就看到了现代高等数学中的许多知识，我想问一下，就怎么样从那么古老的一本书中，它是怎么样洞悉现在的那些精妙的知识的。

余敦康：《周易》啊，不能告诉你任何知识。什么知识你想《周易》里面去取得呢，那就错了，《周易》它告诉你是思路，开放性的思路，知道吗？知识啊，是没有的，开放性的思路。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不同的模型。你在这个六十四种模型中间，你碰到个问题，就能拿一个或者对路，就受到一种启发。

同学：您刚才说《易经》的既济卦要比乾坤两卦还好，我个人表示反对，您对此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余敦康：《易经》乾坤两卦，根本它乾和坤没有相交，干是纯阳，坤是纯阴，那只是说明两个基本的原理，懂得《周易》必须懂得乾和坤，阴和阳它的不同的作用。当时世界万物还没有产生，一直到第三个卦，阴阳始交，叫屯卦，也叫屯卦，那才是开始了万物了，从第三个开始后来才生出来其它的一共六十来个卦，所以那个屯卦的那个第三个卦，乾坤始交，刚柔始交，而难生，困难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后来那个困难如何克服，事物是如何发展，发展以后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阴和阳始交，交了以后配合得比较和谐，大致和谐，不是说完全和谐，大致和谐这是个几卦，如果凡是那一种不太和谐的关系，或者阴盛，或者阳亢，过头了，或者不那么好，这反而是一种困难，困难不断地调整，事物还在不断地发展，最后发展了第六十三卦，到既济卦的时候，最完美，这个最完美不是我说的，整个的汉儒，汉代的易学家，四百年了，就是说，所有事物的发展或者一部《周易》的发展就到了既济定，事情已经达到最完美的结合了，觉得已经取得成功了。

至于为什么既济定呢，两个关系条件，阴和阳各居其位，这叫正，第二个阴和阳彼此配合，这叫中，既中且正，这个最好了，所有的卦，没有这个既济卦好，所以这个既济卦是最好的。但是特别注意一条，既济卦是六十三卦，既济定到了最完美的结合，马上由最完美就到了不完美，变成未济了，未济就是没成功，一下子好了，马上又完了，掉下来，掉到冰窟窿里去了，所以《周易》六十四卦啊，最后是未济，没有成功啊，我处于高峰，处于高峰的人，一下子摔下来太多了，什么王永庆、龚如心等等，高峰一下子跌下来了，低谷，未济。可是这是中国的哲学。

清朝一个大思想家叫龚自珍，他就读《周易》，写了四句诗，我都能背了，济终焉心缥缈，《周易》研究是四卦，未济是最后一个卦，读了以后，我的心里面很失落，缥缈，下面第二句，百事翻从缺陷好，什么事情不要追求绝对完美，有点缺陷倒好，这就是大成又缺，百事翻从缺陷好，吟道夕阳山外山，唱歌，唱到我八十岁的老年了，是不是，古今谁免余情绕。每一个人一辈子总要留下一种遗憾，没有事，留下一个不完美就是最大的完美了，这是中国人的思维，西方人是追求绝对完美。未济中焉心缥缈，百事凡从缺陷好，我想起来啊，真好。

王鲁湘：两千多年以前，孔子曾经说过：易之教，洁净精微，他告诉我们品读《周易》，研究《周易》首先要有一颗洁净之心，一颗追求真理的洁净之心。那么余先生的讲座也告诉我们，不管是相术也好，易理也好，精英也好，民间也好，易道的核心价值永远是《周易》研究的大道。(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