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生生為易”是《周易》的核心內涵，包括陰陽太極為萬物生命之源、生命產生於天地陰陽相交、宇宙萬物都有生命並表現為生命環鏈等思想；同時描繪了古代人“鼓之舞之以盡神”的基本生存狀態、“保合大和”、“陰柔之美”的中國古典審美形態、以卦象為表徵的古代詩性思維以及古人對“利貞”、“休歸”等詩意棲居的追求；這種審美智慧不僅直接被《文心雕龍》所繼承，而且影響了中國歷代以“詩言志”與“氣韻生動”為特點的審美觀。

　　對於中國古代美學的形成與特點，甚至對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美學，歷來都有不同的意見。黑格爾曾經將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美學稱作是“藝術前的藝術”[1]。鮑桑葵則明確地將中國與日本的古代藝術看作是“審美意識還沒有達到上升為思辨理論的地步，[2]。審視一下中國古代歷史，不僅沒有西方那種“美是感性認識的完善”的美學理論，而且對“美學”這個經過日文翻譯過來的學術概念的直接論述也付之胭如。從這個角度說似乎中國古代就沒有美學。這個結論對於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來說真的是不可思議的。但如果結合我國的現實，從審美是情感經驗的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美學的話，中國古代卻有着極為豐富的審美智慧。這種審美智慧被宗白華等老一代理論家概括為生命的哲學與美學[3]。《周易》作為中國古代哲學與美學的源頭之一，就包含着我國古代先民特有的以“生生為易”為內涵的詩性思維，是一種東方式的生態審美智慧，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的審美觀念與藝術形態。

 

　　現在，我們來論述作為《周易》核心內容的“生生為易”之生態智慧。《周易·繫辭上》指出：“生生之為‘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繫辭下》也指出：“天地之大德日生。”可見，“生生”或“生”，也就是對萬物生長、生命力量與人的生存的闡述，這是《周易》的核心內涵，也是中國古代哲學與美學的基本精神。蒙培元指出：“生的問題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無論道家還是儒家，都沒有例外。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哲學就是‘生’的哲學。”又說：“‘生’的哲學是生成論哲學而非西方式的本體論哲學。[4]《周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闡述了中國古代的生存論和生命論的生態哲學與美學智慧。應該說在中國古代哲學的譜系中，這種生存論與生命論哲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種美學的哲思，真善美以及哲學與詩學在中國古代其實是難以分開的。

　　“生生為易”之古代生態存在論哲思。《周易》所言“生生之為易”，實際上是以最簡潔的語言闡釋了中國古代的一種生態存在論哲思。所謂“生生”是指活的個體生命的生活與生存。“易”則指發展變化，所謂“易”者變也。“生生為易”即指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的生長與生存發展之理。《周易·說卦傳》指出“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就是認為古人作“易”主要是用以闡釋一種人的生命與生存產生與變化的道理。那就是“天地氦氯，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下》）。這就說明，人與天地自然萬物不是對立的，而是與天地自然萬物一體，人只有在天地自然萬物之中才能繁衍誕育，生長生存。正如《周易·繫辭下》所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這裡的所謂“太極”就是作為生命誕育本源的“道”，而“兩儀”即為“天地”、“陰陽”。正是在這種天地陰陽密不可分施受交匯之中，人的生命與生存才得以可能，所謂“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上經·乾卦》）以及“天地變化，草木蕃”（《上經·坤卦》）等等。在這裡，“生生為易”與“天人合一”、“天人之際”、“致中和”與天地人“三才說”等一樣是一種中國的古典形態的生態存在論哲思，與西方古代以“理念論”、“模仿說”為代表的人與世界的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哲學是不一樣的。在這種生態存在論哲思中人與自然相合併構成整體。蒙培元認為：“客觀地說，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觀地說，自然界又是人的生命的組成部分。在一定層面上雖有內外、主客之分，但從整體上，則是內外、主客合一的。，[5]正是在這種人與自然構成整體的生態存在論哲思中才產生了中國古代特有的以《周易》之“生生為易”為代表的生態審美智慧。“乾坤”、“陰陽”與“太極”是萬物生命之源的理論觀念。正是在這種古代生態存在論哲思的基礎上，《周易》才進一步闡述了萬物生命之源的理論觀念。所謂《周易》，顧名思義是周代對於“易”的秘密的揭示，而“易”在甲骨文中從日從勿，日下一橫，下有三划，寓意為“日在天上，光芒四射”。日為陽，為乾也，表明乾坤陰陽運行中乾陽之上升，故曰“開也”[6]。也就是說《周易》闡述的是陰陽運行中乾陽之上升，成為生命萬物之源。《周易·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將乾、陽看作是世界之“元”、萬物的起始。對於與“乾”對應的“坤”，《周易》也認為它是萬物的根源之一。《周易·坤·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乘天。”也將其作為萬物“資生”之源。但萬物與生命產生的最後根源還是陰陽乾坤混沌的“太極”。這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將萬物之源歸結為乾坤陰陽交混施合、混沌難分的“太極”，不同於西方將“物質”與“理念”作為萬物之源。而且《周易》所說的生命是包括地球上所有物體的“萬物”。無論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均由乾坤、陰陽與天地所生，都是有生命力的。這與西方現代生命論哲學將生命局限在有機物、植物、動物特別是人類是有區別的。西方的這種生命論哲學與美學可以說還有某種人類中心主義的遺存，而《周易》中的生命論則更加具有生態的意義。當然，《周易》也沒有忽視人，著名的“三才說”仍然將人放在“萬物”中的重要地位。《周易》的“天地人三才”說中，除天地之外人是重要的一維，但人卻與天地乾坤須臾難離，人是在天地乾坤的交互施受中才得以誕育繁衍生存的。《周易》包含了中國古代素樸的包含生態內涵的人文精神，這是一種古典形態的人文精神，是人與自然萬物的共生共存。

　　萬物生命產生於乾坤、陰陽與天地之相交的理念。《周易》對萬物與生命的產生過程進行了具體描述，那是一幅乾坤、陰陽與天地相交的圖畫。《周易·泰·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也就是說，天地陰陽之氣相交，生成萬物，所以叫“泰”。相反，“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外”（《周易·否·象》），這就是“否”，是一種阻滯萬物生長的卦象。《周易·咸·象》）又進一步指出：“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生也”。“咸卦，為良上兌下，良為剛為天，兌為柔為地，故柔上而剛下，地上而天下，剛柔天地相交而萬物生焉”。在這裡，《周易》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古典的生態存在論的哲學圖景。這裡，有天人相和的“泰”，也有天人不和的“否”。這裡所謂的“泰”與“否”都是人的生存狀態，也就是說人是在“天人之際”，即天與人的緊密關係中得以生存的，天地相交的良好的生態環境會給人帶來美好的生存，而天地不交的惡劣的生態環境則會使人處於不好的生存狀態。自然生態與本的生存息息相關。宇宙萬物是一個有圭命環鏈的理論。《周易》本身構建了一個天人、一、乾坤、陰陽、剛柔、仁義循環往複的宇宙環鏈。而且這種環鏈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無盡的循環往複。《周易·乾》“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就用“乾”的卦象比喻自然界的有機相聯循環往複。因為“乾卦”是六爻皆陽，象徵著群龍飛舞盤旋，循環往複，不見其首。這才合於天之德（規律），合於自然界環環相聯的情狀與規律。而所謂誕育萬物的“太極”實際上也是一幅陰陽乾坤交互施受環環相聯的“太極圖”。所謂易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兩相疊，成六十四卦，陰陽相繼，循環往複，從而構成一個天地人、宇宙萬物發展演變的環鏈。這實際上在一定的程度上描述了宇宙萬物與人的生命的循環，是一種物質能量與事物運行規律交替變換的過程，是生命的特徵之一。

　　“坤厚載物”之古代大地倫理學。《周易》對於大地母親的偉大貢獻與高尚道德進行了熱烈而高度的歌頌，將大地歌頌為“至哉坤元”、“德合無疆”。非常重要的是它對於大地的高貴的母性品格進行了極為具體細緻的描述與歌頌。首先，指出大地養育萬物的巨大貢獻，所謂“萬物資生”.其次，歌頌了大地安於“天”之輔位，克盡妻道臣道的高貴品德，所謂“乃順承天”，“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再次，歌頌了大地自斂含蓄的修養，所謂“含弘廣大，品物咸亨”，“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等等。最後，歌頌了大地無私奉獻的高貴品格，所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也，故日致役乎坤”。在人類早期對於大地母性品格的這種充分的描述與歌頌，在世界上也是極為少有的，我們所熟知的西方著名的“該亞定則，的提出已經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了。而這種“坤厚載物”的大地倫理觀念即便在現代的大地倫理學中也是有其極高的價值的，應該成為建設當代包括生態美學在內的生態理論的寶貴財富與資源。

　　上面，我們論述了《周易》的“生生為易”所包含的古代生態智慧。現在，我們再來進一步論述，由它所生髮的生態審美智慧。事實證明，《周易》的“生生為易”作為一種古代生態智慧本身就是一種“詩性的思維”，包含豐富的美學內涵。描述了藝術與審美作為中國古代先民的生存方式之一。《周易》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卜筮之書，主要講古人的占卜生活，但古人的占卜生活是人的一種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包括巫、禮、舞、詩等各種活動，也就是說這種占卜生活是與藝術與審美活動相伴而存在的。《周易·繫辭上》借用孔子的話說：“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這裡講到立象、設卦、繫辭、變通以及鼓、舞、神等“占卜”活動的全過程，意味深刻，對於我們理解古代的審美與藝術活動有着重要價值。而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就是我國先民詩、舞、樂、巫、禮結合的基本生存方式。甲骨文的“舞”字就是一個巫者手裡拿着兩根牛尾在翩翩起舞，說明藝術與審美活動是古代先民的與生命生存緊密相聯的生活方式。我國古代審美與藝術活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與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緊密相聯，這就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禮樂教化”。樂與禮緊相聯繫，密不可分，滲透於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不僅在樂中獲得娛樂，所謂“樂者樂也”，同時也在禮樂活動中獲得與天地的溝通及生活社會的和諧。正如《禮記·樂記》所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所謂“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藝術與審美活動滲透於生活的各個方面，這肯定是我國古代生態的生命的審美活動的特點。

　表述了中國古典的“保合大和”、“陰柔之美”的基本美學形態。《周易·乾·象》提出了“保合大和，乃利貞”的論斷。所謂“大和”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哲學與美學形態，是一種乾坤、陰陽、仁義各得其位的“天人之和”、“致中和”的狀態。誠如《禮記·中庸》所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節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的“中和”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美的形態，是以“天人之和”為核心的整體之美、生命之美、柔順之美、陰性之美。《周易·坤》）：“六五：黃裳元吉”，着重闡釋了這種陰性的“中和之美”。《坤·文言》在解釋這種陰性之美時說：“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明確地闡述了這種陰性之美是一種內含之美，是一種安於輔助之位的以社會道德的傳承為指歸的美。接着，《坤·文言》又進一步對於這種“黃裳元吉”的陰性之美作了闡釋，指出“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從字面上看是說君子裡面穿着黃色的裙子外加罩衫，這種穿法既符合身份擺正了位置，也使美蘊涵在內里，因而可以使之順暢地滲透於四肢的每一部分，並表現於各項事業之中，從而使美達到極至。但從更深的意義上看這段關鍵性的話則是對於“坤卦”的闡釋。“坤卦”之卦辭說“‘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吉貞”。也就是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這段話是用來闡釋“元亨”與“安吉貞”的。主要說明，陰陽乾坤各在其位，各盡其職，這樣即使一度迷失道路最後也會迷途知返受到主人接待而大為有利；即使一時失去朋友最後也會失而復得而平安吉祥。與前面的“陰雖有美”相應，實際上是說陰陽乾坤“正位居體”，因而“上下交而萬物通”，“天地變化，草木蕃”，人與萬物生命力蓬勃生長，這才是“美之至也”。這就與上文所提到的《禮記·中庸》所說的“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致中和”是完全一致。這裡的“正位居體”就是陰陽乾坤各在其位從而萬物生長繁育的“中和之美”，是天人協調之美，也是以大地的母性品格為其特徵的陰柔之美，生命之美、中國古代的傳統之美，影響深遠。闡述了中國古代特有的“立象以盡意”的“詩比思維”。《周易》通過象、數、辭等多種渠道來闡釋“易”之理。所謂“象”即“卦象”，是一種表現易理的圖象，屬於中國古代特有的“詩性思維”的範疇。《周易·繫辭下》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也就是說，所謂“易”的根本就是卦象，而卦象也就是呈現出的物之圖像，藉以寄寓“易”之道理。如.“觀”卦為坤下翼上，坤為地為順，龔為風為入，表現風在地上對萬物吹拂，既吹去塵埃使之乾淨可觀，又在吹拂中遍觀萬物使之無一物可隱。其卦象為兩陽艾高高在上被下面的四陰艾所仰視。《周易》“觀”卦就以這樣的卦象來寄寓深邃敏銳觀察之易理。再如“震”卦為震上震下之重卦，有力地強調了震動的強烈。程頤《伊川易傳》說：“震之為卦，一陰生於二陽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一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意。”又說：“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振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7]。《周易》所有的卦象都是以天地之文而喻人之文，也就是以自然之象而喻人文之象。這與中國古代文藝創作中的“比興”手法是相通的。所謂“比”，按《說文》的解釋，是“比者，雙人也，密也”[8]。這說明我國古代的“比興”詩法，是以自然為友的，具有生態友好內涵的。但這種觀念主要就是來自於《周易》。《周易》“比”卦就闡述了相比雙方親密無間的內涵。《周易·比·象》曰：“比，吉也。比，輔也”，道出了“比”的親密無間之意。《周易·比·象》云：“地上有水，比。”也就是說，比卦為坤下坎上，坤為地坎為水，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地與水親密無間，這就是“比”的內涵所在，與《詩經》中的“比興”其義同也，均為親和之意，引申為人與自然之親和關係。而《周易》所闡發的“象”與“意”的關係實際上也是一種以“象”（符號）暗喻着某種天地運轉、生命變遷的神性之“意”，與堯典之“詩言志”，劉勰《神思》篇之“意象”都是一脈相承的，暗喻某種天人關係的生命之“意”。這是與西方的共性與個性統一的“藝術典型說”內涵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