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生为易”是《周易》的核心内涵，包括阴阳太极为万物生命之源、生命产生于天地阴阳相交、宇宙万物都有生命并表现为生命环链等思想；同时描绘了古代人“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基本生存状态、“保合大和”、“阴柔之美”的中国古典审美形态、以卦象为表征的古代诗性思维以及古人对“利贞”、“休归”等诗意栖居的追求；这种审美智慧不仅直接被《文心雕龙》所继承，而且影响了中国历代以“诗言志”与“气韵生动”为特点的审美观。

　　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形成与特点，甚至对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美学，历来都有不同的意见。黑格尔曾经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学称作是“艺术前的艺术”[1]。鲍桑葵则明确地将中国与日本的古代艺术看作是“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2]。审视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不仅没有西方那种“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的美学理论，而且对“美学”这个经过日文翻译过来的学术概念的直接论述也付之胭如。从这个角度说似乎中国古代就没有美学。这个结论对于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结合我国的现实，从审美是情感经验的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美学的话，中国古代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审美智慧。这种审美智慧被宗白华等老一代理论家概括为生命的哲学与美学[3]。《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源头之一，就包含着我国古代先民特有的以“生生为易”为内涵的诗性思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态审美智慧，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念与艺术形态。

 

　　现在，我们来论述作为《周易》核心内容的“生生为易”之生态智慧。《周易·系辞上》指出：“生生之为‘易’，成象之谓干，效法之为坤。”《系辞下》也指出：“天地之大德日生。”可见，“生生”或“生”，也就是对万物生长、生命力量与人的生存的阐述，这是《周易》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精神。蒙培元指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又说：“‘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非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4]《周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阐述了中国古代的生存论和生命论的生态哲学与美学智慧。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谱系中，这种生存论与生命论哲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种美学的哲思，真善美以及哲学与诗学在中国古代其实是难以分开的。

　　“生生为易”之古代生态存在论哲思。《周易》所言“生生之为易”，实际上是以最简洁的语言阐释了中国古代的一种生态存在论哲思。所谓“生生”是指活的个体生命的生活与生存。“易”则指发展变化，所谓“易”者变也。“生生为易”即指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生长与生存发展之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就是认为古人作“易”主要是用以阐释一种人的生命与生存产生与变化的道理。那就是“天地氦氯，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就说明，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不是对立的，而是与天地自然万物一体，人只有在天地自然万物之中才能繁衍诞育，生长生存。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里的所谓“太极”就是作为生命诞育本源的“道”，而“两仪”即为“天地”、“阴阳”。正是在这种天地阴阳密不可分施受交汇之中，人的生命与生存才得以可能，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上经·乾卦》）以及“天地变化，草木蕃”（《上经·坤卦》）等等。在这里，“生生为易”与“天人合一”、“天人之际”、“致中和”与天地人“三才说”等一样是一种中国的古典形态的生态存在论哲思，与西方古代以“理念论”、“模仿说”为代表的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生态存在论哲思中人与自然相合并构成整体。蒙培元认为：“客观地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观地说，自然界又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在一定层面上虽有内外、主客之分，但从整体上，则是内外、主客合一的。，[5]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构成整体的生态存在论哲思中才产生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以《周易》之“生生为易”为代表的生态审美智慧。“乾坤”、“阴阳”与“太极”是万物生命之源的理论观念。正是在这种古代生态存在论哲思的基础上，《周易》才进一步阐述了万物生命之源的理论观念。所谓《周易》，顾名思义是周代对于“易”的秘密的揭示，而“易”在甲骨文中从日从勿，日下一横，下有三划，寓意为“日在天上，光芒四射”。日为阳，为干也，表明乾坤阴阳运行中干阳之上升，故曰“开也”[6]。也就是说《周易》阐述的是阴阳运行中干阳之上升，成为生命万物之源。《周易·干·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将干、阳看作是世界之“元”、万物的起始。对于与“干”对应的“坤”，《周易》也认为它是万物的根源之一。《周易·坤·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乘天。”也将其作为万物“资生”之源。但万物与生命产生的最后根源还是阴阳乾坤混沌的“太极”。这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将万物之源归结为乾坤阴阳交混施合、混沌难分的“太极”，不同于西方将“物质”与“理念”作为万物之源。而且《周易》所说的生命是包括地球上所有物体的“万物”。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均由乾坤、阴阳与天地所生，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与西方现代生命论哲学将生命局限在有机物、植物、动物特别是人类是有区别的。西方的这种生命论哲学与美学可以说还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遗存，而《周易》中的生命论则更加具有生态的意义。当然，《周易》也没有忽视人，著名的“三才说”仍然将人放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周易》的“天地人三才”说中，除天地之外人是重要的一维，但人却与天地乾坤须臾难离，人是在天地乾坤的交互施受中才得以诞育繁衍生存的。《周易》包含了中国古代素朴的包含生态内涵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古典形态的人文精神，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共存。

　　万物生命产生于乾坤、阴阳与天地之相交的理念。《周易》对万物与生命的产生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那是一幅乾坤、阴阳与天地相交的图画。《周易·泰·象》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也就是说，天地阴阳之气相交，生成万物，所以叫“泰”。相反，“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外”（《周易·否·象》），这就是“否”，是一种阻滞万物生长的卦象。《周易·咸·象》）又进一步指出：“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生也”。“咸卦，为良上兑下，良为刚为天，兑为柔为地，故柔上而刚下，地上而天下，刚柔天地相交而万物生焉”。在这里，《周易》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典的生态存在论的哲学图景。这里，有天人相和的“泰”，也有天人不和的“否”。这里所谓的“泰”与“否”都是人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人是在“天人之际”，即天与人的紧密关系中得以生存的，天地相交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会给人带来美好的生存，而天地不交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则会使人处于不好的生存状态。自然生态与本的生存息息相关。宇宙万物是一个有圭命环链的理论。《周易》本身构建了一个天人、一、乾坤、阴阳、刚柔、仁义循环往复的宇宙环链。而且这种环链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无尽的循环往复。《周易·干》“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用“干”的卦象比喻自然界的有机相联循环往复。因为“乾卦”是六爻皆阳，象征着群龙飞舞盘旋，循环往复，不见其首。这才合于天之德（规律），合于自然界环环相联的情状与规律。而所谓诞育万物的“太极”实际上也是一幅阴阳乾坤交互施受环环相联的“太极图”。所谓易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两相叠，成六十四卦，阴阳相继，循环往复，从而构成一个天地人、宇宙万物发展演变的环链。这实际上在一定的程度上描述了宇宙万物与人的生命的循环，是一种物质能量与事物运行规律交替变换的过程，是生命的特征之一。

　　“坤厚载物”之古代大地伦理学。《周易》对于大地母亲的伟大贡献与高尚道德进行了热烈而高度的歌颂，将大地歌颂为“至哉坤元”、“德合无疆”。非常重要的是它对于大地的高贵的母性品格进行了极为具体细致的描述与歌颂。首先，指出大地养育万物的巨大贡献，所谓“万物资生”.其次，歌颂了大地安于“天”之辅位，克尽妻道臣道的高贵品德，所谓“乃顺承天”，“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再次，歌颂了大地自敛含蓄的修养，所谓“含弘广大，品物咸亨”，“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等等。最后，歌颂了大地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也，故日致役乎坤”。在人类早期对于大地母性品格的这种充分的描述与歌颂，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有的，我们所熟知的西方著名的“该亚定则，的提出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了。而这种“坤厚载物”的大地伦理观念即便在现代的大地伦理学中也是有其极高的价值的，应该成为建设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的宝贵财富与资源。

　　上面，我们论述了《周易》的“生生为易”所包含的古代生态智慧。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论述，由它所生发的生态审美智慧。事实证明，《周易》的“生生为易”作为一种古代生态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思维”，包含丰富的美学内涵。描述了艺术与审美作为中国古代先民的生存方式之一。《周易》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主要讲古人的占卜生活，但古人的占卜生活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包括巫、礼、舞、诗等各种活动，也就是说这种占卜生活是与艺术与审美活动相伴而存在的。《周易·系辞上》借用孔子的话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讲到立象、设卦、系辞、变通以及鼓、舞、神等“占卜”活动的全过程，意味深刻，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的审美与艺术活动有着重要价值。而所谓“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我国先民诗、舞、乐、巫、礼结合的基本生存方式。甲骨文的“舞”字就是一个巫者手里拿着两根牛尾在翩翩起舞，说明艺术与审美活动是古代先民的与生命生存紧密相联的生活方式。我国古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紧密相联，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礼乐教化”。乐与礼紧相联系，密不可分，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不仅在乐中获得娱乐，所谓“乐者乐也”，同时也在礼乐活动中获得与天地的沟通及生活社会的和谐。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艺术与审美活动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肯定是我国古代生态的生命的审美活动的特点。

　表述了中国古典的“保合大和”、“阴柔之美”的基本美学形态。《周易·干·象》提出了“保合大和，乃利贞”的论断。所谓“大和”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哲学与美学形态，是一种乾坤、阴阳、仁义各得其位的“天人之和”、“致中和”的状态。诚如《礼记·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节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美的形态，是以“天人之和”为核心的整体之美、生命之美、柔顺之美、阴性之美。《周易·坤》）：“六五：黄裳元吉”，着重阐释了这种阴性的“中和之美”。《坤·文言》在解释这种阴性之美时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明确地阐述了这种阴性之美是一种内含之美，是一种安于辅助之位的以社会道德的传承为指归的美。接着，《坤·文言》又进一步对于这种“黄裳元吉”的阴性之美作了阐释，指出“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从字面上看是说君子里面穿着黄色的裙子外加罩衫，这种穿法既符合身份摆正了位置，也使美蕴涵在内里，因而可以使之顺畅地渗透于四肢的每一部分，并表现于各项事业之中，从而使美达到极至。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这段关键性的话则是对于“坤卦”的阐释。“坤卦”之卦辞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吉贞”。也就是说“黄中通理，正位居体”这段话是用来阐释“元亨”与“安吉贞”的。主要说明，阴阳乾坤各在其位，各尽其职，这样即使一度迷失道路最后也会迷途知返受到主人接待而大为有利；即使一时失去朋友最后也会失而复得而平安吉祥。与前面的“阴虽有美”相应，实际上是说阴阳乾坤“正位居体”，因而“上下交而万物通”，“天地变化，草木蕃”，人与万物生命力蓬勃生长，这才是“美之至也”。这就与上文所提到的《礼记·中庸》所说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致中和”是完全一致。这里的“正位居体”就是阴阳乾坤各在其位从而万物生长繁育的“中和之美”，是天人协调之美，也是以大地的母性品格为其特征的阴柔之美，生命之美、中国古代的传统之美，影响深远。阐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立象以尽意”的“诗比思维”。《周易》通过象、数、辞等多种渠道来阐释“易”之理。所谓“象”即“卦象”，是一种表现易理的图象，属于中国古代特有的“诗性思维”的范畴。《周易·系辞下》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也就是说，所谓“易”的根本就是卦象，而卦象也就是呈现出的物之图像，借以寄寓“易”之道理。如.“观”卦为坤下翼上，坤为地为顺，龚为风为入，表现风在地上对万物吹拂，既吹去尘埃使之干净可观，又在吹拂中遍观万物使之无一物可隐。其卦象为两阳艾高高在上被下面的四阴艾所仰视。《周易》“观”卦就以这样的卦象来寄寓深邃敏锐观察之易理。再如“震”卦为震上震下之重卦，有力地强调了震动的强烈。程颐《伊川易传》说：“震之为卦，一阴生于二阳之下，动而上者也，故为震。震，动也。一震有动而奋发、震惊之意。”又说：“其象则为雷。其义则为动。雷有振奋之象，动为惊惧之义”[7]。《周易》所有的卦象都是以天地之文而喻人之文，也就是以自然之象而喻人文之象。这与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中的“比兴”手法是相通的。所谓“比”，按《说文》的解释，是“比者，双人也，密也”[8]。这说明我国古代的“比兴”诗法，是以自然为友的，具有生态友好内涵的。但这种观念主要就是来自于《周易》。《周易》“比”卦就阐述了相比双方亲密无间的内涵。《周易·比·象》曰：“比，吉也。比，辅也”，道出了“比”的亲密无间之意。《周易·比·象》云：“地上有水，比。”也就是说，比卦为坤下坎上，坤为地坎为水，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地与水亲密无间，这就是“比”的内涵所在，与《诗经》中的“比兴”其义同也，均为亲和之意，引申为人与自然之亲和关系。而《周易》所阐发的“象”与“意”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以“象”（符号）暗喻着某种天地运转、生命变迁的神性之“意”，与尧典之“诗言志”，刘勰《神思》篇之“意象”都是一脉相承的，暗喻某种天人关系的生命之“意”。这是与西方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艺术典型说”内涵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