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學風盛、國學熱的情勢下，作者正本清源挖掘陰陽觀這一富於民族特色概念的內涵及其應用，探索陰陽辯證思維中的和諧之道，從古代先哲的智慧中汲取有益於當今時代的思想營養。
談易學，論陰陽，我們有說不盡的話題。近讀郭君銘博士所著《易學陰陽觀研究》（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3年2月版）一書，頗有感慨。
朱熹曾有詩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如果從中華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理解朱熹的詩句，我們可以說，《周易》是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之一。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中國人理論思維和智慧的提高，與對《周易》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研究中華文化，離不開對易學的發掘。
世界上的諸多文化體系，大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標誌性符號。如果要列舉中華文化的核心概念，陰陽大概應該是首選；中華文化的logo，恐怕也非那渾融一體、黑白相間的“陰陽魚”莫屬。植根於農業文明的沃土，生活在季風氣候環境中的中國先民們，用“陰陽”的特有視角來審視人和自然的關係，從“陰”和“陽”的辯證中窺探人生的哲理與奧秘。故而了解中華文化，不可不知陰陽。
早在《莊子》中就有“易以道陰陽”的說法，但我們從《周易》古經卦爻辭中卻找不到“陰陽”的字樣，到“十翼”傳文中，“陰陽”才作為一個哲學範疇出現，由此人們談“易”便不離“陰陽”，“陰陽”成為易學的核心概念。可以說，陰陽觀是易學哲學的根基，是易學哲學的根本特色所在，也是討論其他易學問題的基礎和依託。郭君銘博士的《易學陰陽觀研究》一書，敢於直面易學哲學的核心問題，其理論勇氣值得嘉許，在當前學風盛、國學熱的情勢下，其現實意義也非同一般。
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的“易學熱”乃至國學熱中，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對《周易》的神秘化。在很多人眼裡，《周易》幾乎成了神秘莫測的代名詞。易學中的“陰陽”，也是時下充滿歧義的觀念之一。看一看充斥坊間的各色讀物和各類媒介光碟，還有社會上冠以《周易》名號的各類組織、社團，乃至市場上以“陰陽”命名的種種藥品和保健器械等等，我們都會感受到對《周易》和“陰陽”的炒作氛圍。針對這種流弊，該書在《導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陰陽觀念是古代中國人認識世界和分析問題特有視角在哲學領域中的體現，雖然陰陽範疇在歷史上被廣泛使用，但對陰陽的各種俚俗曲解與濫用絕非中華文化的主流。作者強調，研究易學陰陽觀的意義，在於挖掘這一富於民族特色概念的內涵及其應用，探索陰陽辯證思維中的和諧之道，從古代先哲的智慧中汲取有益於當今時代的思想營養。這種正本清源的治易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思想史的研究，歷來有“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之爭。兩種理路各有所長，但亦各有其偏頗之處。如果過分糾結於經典的辭章文句，往往易使研究顯得瑣碎、零散；而脫離歷史文本，海闊天空地說理談道，又難免陷於空疏甚至歧誤叢出。通觀《易學陰陽觀研究》一書，作者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在研究方法上表現出了一定的自覺。該書以歷代易學文本中的陰陽變易思想為考察對象，以《周易》經傳和後世易學家的註解演繹為立論依據，既有對不同時期易學文本的分析，又有對易學辯證思維發展軌跡的梳理與勾勒。這種言必有據、史論結合的治學理路顯然是值得提倡的。
《易學陰陽觀研究》以易學中陰陽對待思維的形成及演進路徑為線索，分析了不同歷史時期易學家們對陰陽辯證關係的理解和認識，梳理了陰陽相盪、陰陽對待、陰陽流轉、陰陽協和等命題的發展脈絡，為讀者勾勒出了易學陰陽辯證思維發展的基本線索。在較為系統地借鑒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加以總結提煉的同時，作者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顯示出作者運思獨到之處。對《周易》古經中對待觀念雛形和轉化意識的分析，顯示出作者思維的細緻和敏銳；對京房和揚雄這兩位漢代易學家易學體系架構的勾勒，體現出作者具有一定宏觀建構的能力；對宋代幾位思想家易學觀的辨析，則反映出作者探究各家宗旨的開闊視野。相信本書的出版，對豐富和深化易學哲學研究具有一定價值，可以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研究傳統文化提供有益的參考。（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哲學教研室副主任） 來源：中國政協雜誌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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