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吉林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博導、EMBA教育中心主任張向先教授）：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中國傳統文化與管理系列講座，本次講座由吉林大學管理學院EMBA教育中心舉辦、由長春漢邦企業管理培訓中心協辦。在此我向長春漢邦管理培訓中心總經理趙天華先生及其員工表示衷心感謝。 今天參加此次講座的除了我們學院MBA和EMBA學員以外，還有長春市文化企業聯合會的趙天華先生，以及吉林省孔子學會的各位同仁。在此對大家的到會表示歡迎。

本次講座，我們非常榮幸的請到了長白山書院山長鞠曦先生.。鞠先生是長白山書院山長、安陽周易學院教授、安陽市周易研究會顧問、全球華人聯合會《易經》文化委員會委員、吉林省周易學會常務理事。自1987年起，鞠先生一直在山中隱居修學，致力於人類哲學的建構與儒學文化的復興，出版有《中國之科學精神》、《易道元貞》、《<中國儒教史>批判》、《段正元語要》等著作。曾先後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受到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關注，創刊並主編《恆道》期刊 。鞠先生精通易學，根據孔子的儒學的理論，鞠先生提出了現代儒學思想。在中國儒學界，鞠先生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和威望。不僅如此，鞠先生本“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之訓，對許多領域的知識均有所涉獵，並精通多門學科。鞠先生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易經》與企業家人格修養” ，下面有請鞠曦先生，大家歡迎！

鞠曦資料圖片
 

鞠 曦：

吉林大學管理學院的領導、各位學者、到會的企業家、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吉林大學提供這樣的一個學術交流平台。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這種交流是令人非常高興的事情。但是作為今天的話題，卻又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因為從《易經》角度談 企 業 家 人 格修 養需要一種小學上的、從訓詁學上的思想轉換。因為大家知道，這個題目本身，其表明了我們的時代特徵，反思一百年來的西學東漸將走向何處？“企業家”這個概念本身表明了中西兩種文化的衝突。從中國文化元典《易經》來講，能否把現代性的問題加以解決，比如說我們今天的這個話題，即是檢驗我們老祖宗創造《易》這個思想體系的可操作性及正確性。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在現在復興的意義何在， 都承諾了其具有正確性，所以才有復興這樣一個事情。這樣一來，由“企”的意義所決定，我講的這個題目比較沉重，因為這裡邊需要做概念的價值轉換工作。

所以說，通過今天和大家的學術交流，希望大家在我的談論中，如果發現有什麼問題或錯誤，請在座各位指正。希望我們能夠共同把今天所談論的問題，對其歷史與現實性問題，以及我們企業家所面臨的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夠有一個比較妥善的解決方案。按照思想理路承諾與推定的表達方式，只要我們在談論“企業家”的某些問題，它必然承諾了其是現代社會實踐中發生的問題。就是說他有了問題了我們才講這個。如果沒有問題了，也就不用講了。所以說，所謂“企業家的人格修養”，已經承諾了自身存在的問題，因此企業家才需要人格修養，進而言之，談論人格修養承諾了解決其中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企業家需要提升自己的人格，或者說人格修養能升華企業家的企業。、

然而，以傳統文化經典《易》經關聯“企業家人格修養”，我們會發現這個題目本身在概念上的非統一性，因為在《易經》的文本中沒有“企”字，也沒有“企業”這個概念。由“企”字表明了兩種文化的不同內涵，這就關聯中西文化的本質性了，“企”字表明了兩種文化價值觀的衝突。從《易經》的角度談論這個問題，那麼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在中西文化兩個方面理順“企業家”這個概念範疇，從訓詁學的角度解釋“企”，再以《易》進行“和順”，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首先說明一下今天談論這個話題的思想理路，主要有以下三點。其一是關於“企業家”的定義問題，這是解決“企業家”與《易經》的“命題”聯繫即概念範疇的內涵統一性問題，否則，我們的思想交流在概念範疇上就沒有了基石，就沒有了對話的邏輯起點。我對“企業家”給出了一個定義，當然做出這個定義有個與歷史的統一性要求，即遵循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我對“企業家”的定義進行了一個簡單梳理，從“企業家”人格的本質性，即這個問題產生於什麼原因，然後從《易》經的角度進行“和順”。這個和順工作，將回到《易》本身的思想及邏輯範疇，由此闡明孔子本身在作《易》的時候，進行以傳解經的時候，他的思路是就是一個“和順”，“和順”這個詞作為《易》的思想綱領，寫在《說卦傳》里。“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在前一段中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其已經進行的“和順”又回到當中的文本結構和邏輯結構當中。“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關鍵在“幽贊”二字，“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是說過去的聖人所做的《易》，其用“幽贊”的方式即“幽”而“贊”“蓍”之“神明”，以用來卜筮即“算卦”，即然聖人是“幽贊”，沒講明白，我孔子也是“幽贊”，我也不講，把“幽贊神明”“和順”為“參天兩地”，只依據其“數”即六十四卦與三百八十四爻進行“和順”。所以，下一句話說的即是，“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兩個字出來了，對聖人作《易》之“數”進行“和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和順”的結果，最終就是要賦於“義”，“義”者，宜也，正相宜，即它可以指導人們的行動。“義”或“宜”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要“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顯然，按照西方哲學的承諾與推定，用這句話可以推定西方哲學的理路，西方哲學不過就是這句話的“窮理”，無限的“窮理”是西方哲學的目標，這是其整體目標，它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過程，從古希臘到現在不過就是一個“窮理”的過程。它還沒有談得上“盡性”，更談不上“以致於命”。西方哲學在“窮理”的過程中，不但沒有“盡性以至於命”，由於其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西方哲學反而終結了。至到現在，西方哲學也沒有回答“是”是“什麼”即“存在”何以為存在的問題，“存在”怎樣存在？“是”本身是什麼？西方哲學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作為“企業家”這個概念範疇及企業家自身也是這樣，它也需要解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問題，所以它的邏輯起點與思想結構應當也是窮理。下面我來講，那麼這個和順，怎麼和順？就是說要把我們企業家的目前的狀態，中國企業家目前的狀態，所發生的問題，要和順到《易經》裡面去。那麼從這個窮理來講就是真理，還要“盡性”，達到一種極致狀態。在這個“盡性”的範疇上，在企業家的性情上達到統一。 那麼，最後承諾的一點上，就是“命”的問題。當然命的問題有兩個層次，一是當我言說的時候，我所有給出的命題，必須是要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基礎之上才能言說；二是在結果上，因為是我在言說，是我以我的命在言說，那麼即承諾了所說之理與我的生命或生存的統一，即理之宜必須是自身的生命上。簡單講，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類所從事的一切，無非還是人自身的生命，如此而已。如果理論不落實到我們的主體生命上，不落實到企業家的主體生命上，它不但離開了歷史的邏輯，也脫離了現實邏輯。 全球經濟一體化也好，無非還是一個整個人類的命運問題，包括企業家的命運，這是統一性的問題。我們按照這個理路去“和順”到《易經》裡面，就會發現，《易》不是用一種簡單的方法，用一種卜筮的方法談論和解決問題。它是用一種學理結構，是一種文化結構，它是一種哲學的理路。

下面，就是其二，即人格修養的本質性。這個問題作為一種現象，就是我們的企業家到吉林大學的EMBA課堂來學習，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它希望提升人格，加強修養。但是，這裡邊隱含着一種擔憂。否則的話，它不會來學習。這種擔憂是什麼呢，就是通過對問題的理解，通過學習，解決問題，不但使企業越來越好，而且通過企業使自己的生命也能安頓好，即“以致於命”。那麼為什麼現在的人格問題是邏輯的后否定式，按理說是企業家的人格造就了企業家的事業，此時已沒有人格修養問題。這恰恰說明國際經濟的大氣候，以及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氣候，是個整體理順的過程中出現了人格問題。比如政策呀，國有資產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呀，企業家運作的方式呀等等。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了呀，等等。這都表現出企業家的人格問題。這也就出現了企業家本身所擔憂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從企業的內在矛盾性來看，從小學的角度來講，它是個矛盾啊。後面我再講它為什麼是矛盾的，現在講怎樣進行人格修養問題。從《易》而論之，人格即“利貞”之修養。“利貞”這個概念首出於乾卦，即“元亨利貞”。“利貞”是什麼意思，只有正，才能利。只有利才能貞。從孔子的角度來講，“貞”訓為正，出於《師》卦。貞的本意為卜筮，但是孔子之訓承諾了卜筮之貞乃為其正，這即是說，自己進行卜筮也好，通過別人為你卜筮也好，通過其它算卦的形式也好，起一卦得到了答案，告訴你了結果，然後按照結果去做事，可見從卜筮的角度得到答案，是為了正，以卜筮修正自己的行為。這是貞之內涵，所以“貞”本身也就承諾了正。不從卜筮的角度，從《易經》“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的角度得到正，通過訓詁對“貞”進行“正”的“和順”之後，則會發現孔子纂《易》非常有道理，是非常深刻的窮理。貞者正也，利者，義之和也。什麼是利呢？正相宜才能夠有利。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企業家要使企業相宜。企業家賺了多少錢，企業家成就了多大的企業，要用生命之修養，一定要相宜，一定要回到規律本身，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生命才相宜，企業才相宜，否則不叫相宜。所以，第三點要談生命修養，企業家是一個生命活動過程，企業家的生命活動造就了企業。企業以後的發展與企業家個人的關係，應當從那個角度進行正確的生命修養，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其是企業家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就是說，把人格修養落實到命上，落實到企業家的生命上。

下面，我們就回到前提性的問題，用《易經》來“和順”企業家人格修養。作為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如果說我們企業家的人格發生了問題 ，由於它是從現代人性的角度考量企業家的人格，則表明我們現在的文明、文化架構等等，出現了問題。這是個現代性的問題，不僅包括我們中國，也包括西方。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學術界討論也很多。有的傾向於從宗教倫理學角度，有的從加強企業建設角度，有的從企業家道德修養角度，還有從社會倫理建設的角度，但這些方法都是西化的方法。當然也有些學者如北大的MBA課程呀，中山大學等等呀，他們也有用《易經》來解決管理問題，但都是外在性的牽強附會。鮮有內在理路的承諾與推定的統一。這種外在性的描述或者外在性的《易》經管理學架構，是嫁接式的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即不能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角度去解決相關問題。

上述西化的理路只所以解決不了相關問題，因為這是一個悖論。大家知道，目前我們面臨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它的起因表面是西方的次貸危機，但其根本原因卻是源於西方文明的整個經濟學理論及其生成它的西方文明與文化架結構，在基礎性上即是其基督教倫理，美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有本書叫《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對資本主義經濟有個基礎性推定，他認為基督教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督教作為倫理學的基礎，作為經濟哲學的基礎，對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顯然，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再以西方宗教倫理解決中國現代存在的問題，這就是悖論，因為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就是西化進路中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首先在西方產生了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以，更深層次的問題，不但是經濟學原理問題，而且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理路與價值取向出了問題。例如，現在西方的提前消費理論，再如，凱恩斯稅收調整理論，我們的房產投資與消費政策，也體現了提前消費理論。這個理論雖然能夠促進市場經濟，但是也使每個參與其中的人變為房奴，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活着是非常累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這種悖謬是反人性的。所以，我們必須探討西方文明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具體論之，即是從《易經》角度能不能解決問題。

問題本身表明，當代文明的方向性與整體架構出現了難以克服的問題。毫無疑問，我們的現當代文明的屬於西方式的文明，其是百餘年來西化的結果。西方的文化進路表明，它有三種理論架構支撐着整個文明，第一種是哲學， 第二種是科學， 第三種是宗教。現代任何一種知識形式都可以歸屬到這三種知識體系當中的某一種。包括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企業家問題，它是屬於經濟類的，但是經濟科學本身的理論支柱仍然是哲學。西方文明產生及歷史進程表明，西方文明的知識結構和它的文化生成，從理性的角度講，其都是產生於哲學。正像它們自己的哲學家所表述的，哲學是大樹的根，其它都是樹榦和枝葉，這是笛卡爾的表述。從胡塞爾現象學的角度來講，歷代的哲學家都要把樹根刨出來，看一看哲學之根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可是樹根刨出來以後，這個哲學就死了。既然哲學出現了問題，被挖掉樹根而死亡了，怎麼辦？只有重建哲學。這就是西方哲學的理路。這就是西方哲學家一代一代不斷進行的哲學構建，從而形成西方龐大的哲學體系與浩如煙海的哲學文獻。西方哲學就是這麼一個歷史與邏輯過程，最終發現對是其所是的理論建構都是自以為是，也就是說，關於“是”的問題，亦即“存在”的問題解決不了，哲學因此終結。而哲學的終結，必然帶來其它學科的終結，即科學的終結與宗教的終結。大家知道，科學的終結也是西方自己提出來的問題，物理學的建構本身，從宏觀物理學到微觀物理學，低速運動與高速運動及其與絕對時空到相對時空的統一，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從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從夸克緊閉問題，使西方科學家們認為，對於世界的本體 ，物質世界的本源性的問題，科學無法找到。典型的例子是愛因斯坦在創立相對論之後用三十幾年的時間去研究統一場論，企圖把物理學中的四種相互作用統一到一個數學模型中，以發現宇宙的本體及能量的本原，但是愛因斯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物理科學無法解決這個最重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在理論物理學上，已經有一百年的時間沒有發展了，我們所看到的所謂發展是在技術層面，應用方面。基礎理論的研究現處於假說階段。大爆炸學說呀，包括現在出現的反大爆 炸學說呀，各種宇宙模型啊，玄理論啊，多維時空理論等等。其在最基本的點上出現的問題，就是哲學和科學的兩元性的問題，在以往的能被人類可操作的標明人類能動性即可驗證的物理活動中，它遵循時空的平移不變性，可操作性，可還原性。科學在哲學元理論上，必須遵循還原論。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你這個大爆炸學說，或者其它學說，並沒有遵循還原論，根本無法還原。這樣一來，說明在哲學上出現了問題。所以說，西方各種文化現象，表明現代西方面臨着更大的問題。作為政治家的邏輯，是保持所謂的社會發展。但是作為思想家的邏輯，就在我們上世紀的五四運動時期，當我們在瘋狂的學習西方、否定我們自己文化傳統的時候，西方具有前瞻性的理論家思想家已經在否定它們自己的理論了。可是那時候，我們的文化精英們卻沒有引進這些，西方那時已經在反思哲學終結與科學終結的問題了。這是很嚴峻的問題。再來看看宗教，大家知道兩個非常熟悉的詞，即上帝死了與人也死了，所以宗教也沒有辦法解決西方的問題。可見，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作為我們中國的學者，中國的企業家怎麼能夠避免這場危機，已不能依靠西方的思想。在更深刻意義上則是，我們中國文化能否引領人類文明。這個問題本身表明了其自在的意義，它承諾的是國學復興、儒學復興、道學復興或者說中國文化復興的本真意義。如果不能承諾這一點，所有的復興則都沒有意義。僅僅是民族性的價值取向不具有本體論意義，其無法支撐中國文化復興。只有把只所以要復興的文化思想體系建立在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基礎之上，中國文化才具有復興的資格。我想在這裡引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恩格斯的話，他說如果一個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不能沒有自己的理論思維，而提高自己的理論思維，到現在還沒有其它辦法，只有學習以往的哲學。作為我們中國人來講，只有學習以往的經典。顯然，最高的經典就是我們的《易經》。回到我們的話題當中，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在談論《易經》的時候，我們的思想背景就已經承諾了站在人類主體上思考哲學問題、科學問題和宗教問題。回到我們今天的話題上，就是對整個世界的企業界、經濟潮流以及文明所發生的問題，這些你可以不談具體，但是你在整個推定之中，你必須承諾要解決這些問題，由此才能把你的理論思考推向最前沿，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所有理論就不具有歷史價值，僅僅是權宜之計，而這是非常危險的，無論對於思想家本人還是對於所產生的後果，都將受到歷史審判。

所以，面臨我們當前的所有問題，需要從哲學的角度，承諾解決所有問題的角度，從學術理路與進路的角度，把概念、範疇、邏輯與形式，用“和順”的辦法，通過對《易》的解讀，達到對問題的“窮理”，推定問題的本質，然後“盡性”。 這要求我們從義理角度從新解讀生存的本質問題，找出一條正確的可行之路。所以，對產生問題的本源需要給出一個判定，最根本的本源問題產生於什麼呢？雖然表現為科學問題、哲學的問題和宗教的問題，但在其本質上是產生的對世界本源、或者是對存在的認識，即關於“是”的問題，“是”什麼而不是什麼，當我說是什麼的時候，則承諾了其正確性，此時需要給出一個證明，這有一個思辨的過程。可是西方證明了幾千年，產生了這麼多的哲學思想體系，證明了這個“是”並不是本源，原來是主體干預的結果。其都是物理模型、數學模型、幾何模型等等，這些都是先驗的假設。形成主體干預的框架，然後在這個框架中進行我們的論證，這些都是主體性自為。從哲學角度，我們去融通中西，這個概念本身既是對哲學問題的判定。也是對思想理路的判定，又是對哲學承諾的判定，既然這些都是主體干預的結果，那麼，所認為的世界不過是主體的建構。既然本體無法證實，哲學給出的本體論依據不過是主體性前提，從而證明以往的哲學是自以為是。從反思自以為是的角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避免自以為是是一切哲學家的思想前提，是哲學承諾的理論基點。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給出哲學的定義，即哲學是什麼？哲學不是世界觀方法論，應當是什麼？哲學要證明世界觀方法論何以是正確的，這種邏輯結構非常簡單，即“是”的問題，或者不“是”的問題。所以，對自以為是的自覺與反思的思想理論學說，是哲學的基本定義。

這樣一來，對於幾年前學術界討論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哲學合不合法？哲學是外來語，我們知道，胡適先生、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等，都是用西方哲學的邏輯框架概念範疇來解讀中國的思想，從而在哲學理路上表明中國沒有哲學。從哲學的上述定義出發，表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假問題，它構不成問題。因為我們的《易經》哲學已經解決了自以為是問題。它用中道的辦法，和順的辦法，把本體建構，主體建構和順到卦上，用卦推定了本體論、主體論和價值論的中和統一。所以，由於避免了自以為是，《易》哲學的思想原理就內化了。哲學是一種思想工具，是通過自為達到自在從而消亡自身的理論形式。當我們還要進行某種哲學思考的時候，說明我們還存在某種問題。不論存在什麼問題，只要還在思考，哲學判定我們的思想何以正確。當我們思考的非常正確了，而且達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就不需要進行哲學推導。哲學被內化了，哲學以內化的方式消亡自身，哲學的思維形式就不存在了。當然這經歷了非常漫長而自在的歷史進程，顯然，西方歷代哲學家的不斷努力，卻沒有達到這一目標。然而，通過對《易》及《說卦傳》思想原理的解讀，以人類遵循的承諾與推定的思想方法進行中西哲學的中和貫通，大家可以發現，中國的《易》經是如何解決了自以為是的哲學問題。

下面討論關於企業家的概念問題。首先，按照我們的理解，企業家的定義來源於他的存在方式，由他的存在價值決定的主體性，主流學界比較流行的定義是：根據社會需要和盈利原則，通過生產經營和貿易流通，取得了顯著成就得管理者，這就是企業家。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企業家尚存在某些擔憂，因為“企”字本身，從詞源學角度，說文解字曰： “企，舉踵也”。“企”字的象形，是一個人蹺起腳跟，在進行觀察。《說文》的這一解讀，符合甲骨文“企”字的本意。甲骨文“企”的字型就是一個人形，上邊是人的上部，下邊為人蹺起腳跟的足形，這叫“企”。“企”的這種形體，它承諾了什麼呢？它承諾了一種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產生於對某種不確定性的思考。人們祈望、擔憂、才有“企”的形體。所以，從企業的角度講，其自為創業到社會需要，盈利呀，經營活動呀、生產形式呀等等，這些都可以對企業進行定義。但是對“企”字本身，卻是一種遺忘。這種遺忘是什麼呢？是對“企”字本義的異化。對“企業家”進行解讀，發現對企業家的這個概念的界定，根據不同的經濟學原理，會給出不同的定義。比方說技術經濟學呀，古典經濟學呀，等等。由此表明企業家概念的歧義性。歧義性產生於什麼原因呢？產生於經濟哲學的不完備性。到目前為止，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學說——所有的經濟學，都沒有一個可靠的哲學支撐。經濟哲學需要還原到元哲學，元哲學怎麼樣了？其對“是”的判定已經終結了。可見，一個有本體論支撐的符合人性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經濟學，必須解決哲學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不解決哲學根本問題，經濟學上所有問題則不能解決。但是，現在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家以及北大光華學院的理論大家們，他們都只是在經濟學的領域做工作，失缺哲學的支持。他們建立自己的理論，卻沒有元哲學為根據。僅僅根據當時需要的價值取向產生的經濟學，不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拒斥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必然給當代企業家帶來困惑與擔憂。這是從社會存在的角度來反思問題，說明它符合“企”字本義。中國的當代社會標明，企業家本身就是在擔憂中管理企業，以解決困惑與擔憂為前提，從而更好地把握企業的命運。

從“企業家”這個詞本義來講，它不是中國文化固有的詞彙，它是外來詞。它的母語是法語。它的本意就是從事冒險，是冒險家。引申為敢於冒險從事經營，以取得利潤。可見，“企業家”字的冒險性，符合“企”的漢語本意，因為人在“企”的時候就是在擔憂，從事一件有所擔憂的工作，則是冒險行為。所以，漢字“企”本身就是一種冒險。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企業家是怎樣的人呢？企業家富有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通過對生產要素進行一種有效的組合與管理，並取得顯著成就的人，當然這也符合企業家的定義，但不全面。企業家這個詞是在十六世紀出現在法語中，當時是指冒險，指稱遠征軍的那些人。遠征軍被稱為企業家，後來被經濟學家引用到了經濟學領域，敢於承擔不確定風險的經營者，叫做企業家。企業家就是因其具有冒險精神被引用到經濟學領域了。這樣一來，既然冒險，何以要冒險？可見，冒險本身說明了企業家於存在論上的危機意識。

所以，要對“創新”有所反思。創新這個詞，在當下的文化氛圍中，這個詞用的很多。不過，我對創新這個詞的使用卻非常謹慎，一般情況下，我不敢用這個詞，為什麼？從哲學角度來看，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沒有創新可言。人的思想活動不過是接近本質，是儘可能正確的發現本質，而本質是沒有創新的。從人類整個認識世界的過程當中，在不斷接近原點的時候，即接近本體的時候，把不斷的花樣翻新，叫做創新。從人類活動接進本質上來看，好象是在創新，在人類社會的實踐領域，理論上的花樣更新，可以勉強使用創新這個詞。否則這個詞，是不能用的，無論哲學上還是科學，其不過是在尋求存在的本質，因此沒有創新可言。需要明確的是，《易經》中沒有創新二字。

因為“企”字的上述內涵，所以《易經》中沒有用企字，為什麼沒有用啊，因為“企”是一種危險、憂慮，是擔憂的一種狀態。作為《易經》的思想，孔子在纂《易》的過程中，是想解決社會存在的所有憂慮。所以《繫辭傳》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繫辭傳》說的很清楚，《易經》講的是非常平和的道理。《繫辭傳》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能悅諸心”是說眾人懂得《易》的道理，都非常喜悅；“能解諸侯之慮”是說《易》能解決王侯諸侯們所憂慮的，“成天下之??者”，《易》能使天下眾生，各得其所，風調雨順，生生不息。“神謀鬼謀，百姓與能”。百姓的事情《易》能解決，《易》把鬼神之慮“和順”為平常的道理。那麼，《易經》是怎麼解決“企”的問題，通過上邊的討論可知，為什麼沒有以“企”立卦呢？因為不可以用“企”作為一種形式來指導人們行為，不能用“企”安頓生命。所以老子也講過，“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企”的這種狀態，表明其是對預知的未知，存有憂慮，這種憂慮不解決，以“企”則站立不起來。所以必須解決“企”字所承諾的“憂”你才可以立，“企”與“業”組詞，以“企”立業，通過“企”而成業，在經典思想中找不到。《易》沒有這個思想，也不可能有這個思想。

所以，對於企業家的冒險精神、開創精神背後所承諾的擔憂與焦慮，通過我們的解讀給予一種推定，這種推定一定是與時空統一的。就是說，我們的企業家來學習這個課程，它本身必然承諾了對問題的擔憂，或者是企業的安頓問題，或者是企業家本身的生命安頓出現了問題，為什麼說這是一定的，即使你不說出來也承諾這一點，否則，企業與企業家都安頓的很好，用不着到這裡來學習。你來到這裡即承諾了問題。如上所言，西化的理路不可能解決“企”的問題，所以，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從《易》的角度來講，通過和順的辦法，只有把“企”字用符合《易經》的思想進行“和順”，順企成業。這即是我所講的“和順”方法論的起點，解決“企”的問題，真正解決企業家的問題，只能是“順企成業”。由此表明，“企”是一個社會性及哲學性的問題，通過人類文明的形式、經濟學原理的反思，就會看到，通過對“企”的問題的解讀，是《易經》思想原理的哲學性運用，是能夠被大眾接受的哲學理路，由此才會有真正的儒學復興，從解決問題為邏輯起點，才是真正的走在西方前面 。所以，我們需要從《易》的角度，給出企業家的定義。原來定義是，企業家是根據社會需要和經濟原則，通過生產、經營、貿易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管理者。

顯然，上述定義沒有包含“企”對存有問題的承諾，沒有承諾我們現在的思想空間，即今天的空間及其與中國經典的中和。企業家雖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還存在某些擔憂，這種擔憂仍然是企業家必須承受的，在其進行生產安排、經濟策劃的時候，企業家首先需要對某些擔憂進行前瞻性的預見，才可能避免所擔憂的問題，所以企業家的憂患意識離不開“企”所承諾的擔憂。從《易》“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的角度，由“和順”給出“企業家”的定義是什麼呢？即“順企成業而利貞的君子”，“業”是什麼呢？只能是經濟學角度的生產與流通，只能限定在這個領域裡邊。比如說不能把文化作為產業，不能把教育作為產業，這些不能進入經濟學領域，否則就是一種異化。“企業”必須要盈利，盈利必須貞，必須要正，只有這樣的企業才能夠永遠發展壯大。因為其貞正，從儒學而言，這樣的企業家稱為君子企業家。關於君子，《論語》與《易經》給出了很多推定，這些推定都是企業家應當遵循的。所以，企業家的定義是“順企成業而利貞的君子”，由於“業”是生產與流通，企業家的定義也可以為：在生產與流通領域順企成業而利貞的君子。

下面講如何才能“利貞”，“利貞”的基本原理是什麼。按照上述定義，以“順企成業”管理企業的企業家，又可稱為儒家企業家。以“順企成業”進行企業管理，這樣的企業家，其胸懷，其文化構成，只有運用儒家的思想。過去，是用“儒商”的概念，是從儒商的價值取向進行推定。然而，從儒商的角度講，儒商的老祖宗是子貢，但是子貢這個人存在很多問題。從《論語》中可以看到，孔子把子貢推定為“器”，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與子貢有個對話：“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孔子問子貢，你和顏回比怎麼樣，子貢說我沒法和顏回比呀，因為顏回能聞一知十，我只能聞一知二。孔子說我也不如顏回，我和你皆不如顏回。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子貢具有非常高的經商才能。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是說子貢對市場的預測非常準確，通過操作，子貢可以掙到很多的錢，子貢有經濟才能。但是孔子是拒斥器的，在《論語》中叫做“君子不器”，“器”不是君子所為。《易經》中叫做“形而下謂之器”。這表明了什麼呢？君子不從事形而下，“形而上者謂之道”，要回到形而上。從《易經》而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就是性命與天道，人要回復到天道。而作為子貢，其卻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帛書要》也表明，子貢三疑而不知《易》，所以子貢不懂性命與天道，而我們現代的企業家需要在把握性與天道德基礎上去順企成業，所以不能以由子貢而來的儒商為稱謂，應當以君子或儒家企業家做為稱謂，這樣就與孔子的儒學思想保持了一致。

關於孔子的性與天道。因時間關係，這裡就不細講了，一帶而過，請大家思考，如果感興趣的話，大家可以找經典來讀，然後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要去發現《易經》中的性與天道是怎樣的邏輯形式，推定的結果是什麼樣的。上面我們討論了企業家內涵所承諾的問題，“企”字本身所呈現的問題，包括企業家來學習的問題，承諾了對“企”字的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順企才能利貞，怎麼去利貞，怎麼去做這個企業，利貞這個企業，只能是利之於正的企業。我們已經以《易經》對企業家進行了和順，並給出了企業家的定義。順企成業而利貞，其中有財的問題。要慎重理財，因為《易經》中的“財”字，僅四見。在《節》卦中講的很清楚，關於對財的利用，要節以制度。節制即傷，就要傷財，但正確的節以制度是即不傷財也不害民。為什麼不傷財不害民，因為是一種中和，是一種和順。這是一個不傷財的概念。請大家注意，我這樣講自然而然的已經過渡到企業家的人格修養當中了。人格修養當中對財的把握，《易》的範疇有哪些，第一個就是不傷財，不害民。第二個是在《泰》卦裡面講的，財成天地之道，這個財通裁，裁成天地之道，《泰》卦即地天泰，也就是《說卦傳》中所講的天地定位，八卦相錯，逆數為《泰》，順數為《否》，裁的結果為《泰》，此為真正的大財。懂得天地的大道理才能不傷財，不害民。“《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可見，由《泰》生財，君子企業家也。由天地定位，即《說卦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乾·彖》曰“利者，義之和也”。所以，利而生財，義之和也。《易》第三、四見“財”字是《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從《乾》《坤》兩卦當中，去推定企業家如何利貞，從而獲財，“何以聚人曰財，”這個道很深刻。你作為企業家，如果不盈利的話，不會有人到你這裡來工作，聚人必須有利有財，在這裡工作，生活安頓，才能聚人。從道家來講，無財不養道，即使你修道，也需要財力的支持。否則的話，道修不成。所以說，企業家掙錢是天經地義，關鍵是利貞之財。“理財正辭”，當企業家能夠說所掙之錢的路子非常正，你的辭也必然是正的，只有企業家為利達到“義之和也”，其言辭理論也必然是利貞的，此為正辭。《乾文言》對正辭的推定非常深刻，“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下面我們進一步討論人格問題。“格”字在《易》中沒有出現，相應的字是“尺”與“度”。《易》為什麼不用“格”，因六十四卦已經為定格。而關建又在於，人格是一種內化的修養。“格”在《說文》的解釋：“格,木長貌。”是形容樹，樹生長的面貌稱為“格”， 《史記?律書》曰“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引申為格子。可見，“格”是一種生長結構，格是一種面貌，小樹有小樹的格，大樹有大樹的格，紅松，柳樹，柞樹，各有不同的格，人也有自己的格，人格的表現，不是一種外在的描述，而是精神面貌的體現。觀察人的外在氣質，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其人格修養到了什麼程度。由此給出如下人格定義：人的內在修養與外在面貌的時空統一。所以，你可以不去評價其人格，因為格內化為修養，格為面貌，其修養之提高，人格在《易》理上的表達就是“生生之謂易”，《易》所有生生不息的思想原理，是以《易經》提升人格的文獻根據，提升即生生的過程，企業家來學習是生生的過程，小孩有小孩的生生，中年有中年的生生，老年有老年的生生，人格的提升到了老年的時候才達到成熟，人格與思考問題都比較成熟了，達到成熟的思想境界，這是不斷超越的過程。企業家的人格也是一樣，通過經濟積累，企業的和順，其人格將得到不斷的提升。《易經》中給出了這些道理，給出了人格標準，這種人格的提升，可以稱為“尺”與“度”。

“尺”字在《易經》中沒有量度的意蘊，在行為上已落實到“業”上。“尺”在《易》中僅一見，即《繫辭傳》“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語境承諾了生生之格，簡單講即就是尺蠖這種動物類似蚯蚓，當它需要往前爬行的時候，它必須首先屈回來，屈回來以後才可以往前爬，此在《易》理稱為“屈信相感”。可見尺蠖這個概念是《易》表達屈信生生的生命運動。由此可知，企業要縮小一點，縮小是為了積累資金，是為求得一個更大的增長，這就是尺蠖之屈，表面上看是一種屈，實質上是前面有一個“信”。尺蠖這種動物有個信念，它知道要往前走需要先屈，所以屈是因為有個更長遠的信，即預見。所以，順企以屈是企業家應有的修養，其可以成就企業家的遠見卓識。

“度”三見於《易經》，二處出在《節》卦：“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另一處出於《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節以制度”，制度不要多，制度越多越麻煩，從這個角度講，它既符合乾卦的思想，也符合老子的思想。有人說老子的思想無為、是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如果人們能各得其所，就用不着往來。甚至不知道有個君王在統治它，漢初的無為而治就是根據道家的這一思想，老百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各得其所，發展生產。 政府不必過多過細干預，所以漢初的政策是無為而治。《易》的思想與《老子》是中和統一的，其體現在乾卦所推定的天道中，《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從“潛龍勿用”到“飛龍在天”的時空過程，最後是“用九”之“群龍無首”，六龍無首即沒有首領，天下太平。如果天下還有首領的話，表明人們仍陷在問題中，此中道理非常深刻。順便說一下，始於漢代的“儒道相絀”，那是由后儒的價值論所致，誤讀與有意篡改經典，漢儒做了很多工作，與孔子和老子的本來的思想無涉，儒道兩者的思想是中和統一的，即無為與有為的時空統一，《乾》的思想不但表明了這一點，而且表明哲學的有為，即哲學是尋求與反思真理的工具，如果還沒有找到真理，說明我們的哲學是自以為是，還需要哲學這個工具即需要哲學思想。只要有哲學這個學科，說明我們還沒有找到真理。找到真理並經過反思從而形成自在與自為中和統一的概念範疇與邏輯推定之後，哲學則內化了，內化於概念範疇之中。

與“格”、“尺”、“度”相通的是“業”，由上已知，“順企成業而利貞”是根據《易》給出的定義，所以，既然要順企成業，就要具體推定《易經》所“業”。“業”字是什麼意思?《說文》曰：“業,大版也。所以覆縣鐘鼓之?,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從?,象其??相承也。”《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稱謂“業。”從人格的角度推定“業”字，即順企成業的尺度，即內在修為與外在行為於人格上的統一。《易》中第一、二個“業”字是出現在《乾》卦的九三爻里，九三爻的卦辭是這樣說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在《文言》里就問了，“何謂也”？這是在講什麼那？什麼意思啊？孔子答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把其“和順”到今天的場合，即企業家須“進德修業”。什麼叫“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必須忠信，這個信不是仁義禮智信的信，如果這樣理解，就把《易》理看淺了，是對漢語理解的表面化、表象化了，沒有達到對於詞語本源的深刻理解，這樣就使《易》哲學的思想性、深刻性遠遠的降低了。《易》這個“信”本身是中，中才有信，信本身的本體論承諾，是要你知道對事情的可信程度，你才會信，信在倫理與本體這兩個意義上是打通的。之所以你要信，是因為你由信而忠，由忠而信，這就是進德之“和順”。忠信是存在狀態，表現為修辭立其誠，只有忠信才能修辭立其誠。這就是說，在我們做事的時候，在做語言表述的時候，學者在做學問的時候，企業家在對員工講演的時候，都要立其誠。我現在所從事的是企業，把所從事之業和順在企業當中，這就是我的生命、生活必須安頓到事業當中去，安頓到我們的修辭言說當中。《論語》講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能說出來，如果說出了，則是可恥的。那麼怎麼才能達到修辭立其誠啊，就是知知至之，可與幾也，第一個“至”是名詞，第二個“至”是動詞。你知道了“至”，你還要做到“至”，你才可以與幾，於最細微的處做到極致，《繫辭傳》對“幾”的推定是，“幾者，動之微也，吉之先見者也”。企業家對於企業的管理，一定要從企業的至微之處把握它，這樣才是做到了“至”，這才是“知”，“知終終之”，對於企業的最終發展目標是什麼，把握其整個邏輯過程，終點與始點之和順即進行正確管理，由此判定的過程已經非常清楚，才能把握與解決企業所存在的問題。所以，以《易經》進行和順，才可以解決“企”這個問題 ，企業家就沒有憂慮了。企業即使達到最高層次的發展，企業家也不會為此驕傲。企業家在前瞻性的問題上預見到了危險，能夠避免，即使有了損失，也不會憂愁。否則就是企業家還沒有順企成業。可見，《易》“修業”與“居業”這兩個“業”字的推定是非常重要的，修業與居業是統一的，企業家的進德修業，要達到知知至之，知終終之。學者做學問也是如此，當給出每一個判斷的時候，給出某種邏輯結構的時候，一定要做到知知至之、知終終之。西方哲學科學的終結就是因為做不到知知至之，知終終之。可見，從存在的意義到言說的“至”與“終”都不能達到，哲學與科學就只能終結，所以，《易經》中的這段話作為思想的一般原則，適用於人類所能達到的一切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