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导、EMBA教育中心主任张向先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由吉林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举办、由长春汉邦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协办。在此我向长春汉邦管理培训中心总经理赵天华先生及其员工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参加此次讲座的除了我们学院MBA和EMBA学员以外，还有长春市文化企业联合会的赵天华先生，以及吉林省孔子学会的各位同仁。在此对大家的到会表示欢迎。

本次讲座，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长白山书院山长鞠曦先生.。鞠先生是长白山书院山长、安阳周易学院教授、安阳市周易研究会顾问、全球华人联合会《易经》文化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周易学会常务理事。自1987年起，鞠先生一直在山中隐居修学，致力于人类哲学的建构与儒学文化的复兴，出版有《中国之科学精神》、《易道元贞》、《<中国儒教史>批判》、《段正元语要》等著作。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创刊并主编《恒道》期刊 。鞠先生精通易学，根据孔子的儒学的理论，鞠先生提出了现代儒学思想。在中国儒学界，鞠先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威望。不仅如此，鞠先生本“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之训，对许多领域的知识均有所涉猎，并精通多门学科。鞠先生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易经》与企业家人格修养” ，下面有请鞠曦先生，大家欢迎！

鞠曦资料图片
 

鞠 曦：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的领导、各位学者、到会的企业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吉林大学提供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种交流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作为今天的话题，却又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因为从《易经》角度谈 企 业 家 人 格修 养需要一种小学上的、从训诂学上的思想转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题目本身，其表明了我们的时代特征，反思一百年来的西学东渐将走向何处？“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表明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从中国文化元典《易经》来讲，能否把现代性的问题加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即是检验我们老祖宗创造《易》这个思想体系的可操作性及正确性。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在复兴的意义何在， 都承诺了其具有正确性，所以才有复兴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来，由“企”的意义所决定，我讲的这个题目比较沉重，因为这里边需要做概念的价值转换工作。

所以说，通过今天和大家的学术交流，希望大家在我的谈论中，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或错误，请在座各位指正。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把今天所谈论的问题，对其历史与现实性问题，以及我们企业家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案。按照思想理路承诺与推定的表达方式，只要我们在谈论“企业家”的某些问题，它必然承诺了其是现代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就是说他有了问题了我们才讲这个。如果没有问题了，也就不用讲了。所以说，所谓“企业家的人格修养”，已经承诺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企业家才需要人格修养，进而言之，谈论人格修养承诺了解决其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需要提升自己的人格，或者说人格修养能升华企业家的企业。、

然而，以传统文化经典《易》经关联“企业家人格修养”，我们会发现这个题目本身在概念上的非统一性，因为在《易经》的文本中没有“企”字，也没有“企业”这个概念。由“企”字表明了两种文化的不同内涵，这就关联中西文化的本质性了，“企”字表明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从《易经》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在中西文化两个方面理顺“企业家”这个概念范畴，从训诂学的角度解释“企”，再以《易》进行“和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谈论这个话题的思想理路，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是关于“企业家”的定义问题，这是解决“企业家”与《易经》的“命题”联系即概念范畴的内涵统一性问题，否则，我们的思想交流在概念范畴上就没有了基石，就没有了对话的逻辑起点。我对“企业家”给出了一个定义，当然做出这个定义有个与历史的统一性要求，即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对“企业家”的定义进行了一个简单梳理，从“企业家”人格的本质性，即这个问题产生于什么原因，然后从《易》经的角度进行“和顺”。这个和顺工作，将回到《易》本身的思想及逻辑范畴，由此阐明孔子本身在作《易》的时候，进行以传解经的时候，他的思路是就是一个“和顺”，“和顺”这个词作为《易》的思想纲领，写在《说卦传》里。“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在前一段中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其已经进行的“和顺”又回到当中的文本结构和逻辑结构当中。“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关键在“幽赞”二字，“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是说过去的圣人所做的《易》，其用“幽赞”的方式即“幽”而“赞”“蓍”之“神明”，以用来卜筮即“算卦”，即然圣人是“幽赞”，没讲明白，我孔子也是“幽赞”，我也不讲，把“幽赞神明”“和顺”为“参天两地”，只依据其“数”即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进行“和顺”。所以，下一句话说的即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两个字出来了，对圣人作《易》之“数”进行“和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和顺”的结果，最终就是要赋于“义”，“义”者，宜也，正相宜，即它可以指导人们的行动。“义”或“宜”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显然，按照西方哲学的承诺与推定，用这句话可以推定西方哲学的理路，西方哲学不过就是这句话的“穷理”，无限的“穷理”是西方哲学的目标，这是其整体目标，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从古希腊到现在不过就是一个“穷理”的过程。它还没有谈得上“尽性”，更谈不上“以致于命”。西方哲学在“穷理”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尽性以至于命”，由于其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方哲学反而终结了。至到现在，西方哲学也没有回答“是”是“什么”即“存在”何以为存在的问题，“存在”怎样存在？“是”本身是什么？西方哲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作为“企业家”这个概念范畴及企业家自身也是这样，它也需要解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问题，所以它的逻辑起点与思想结构应当也是穷理。下面我来讲，那么这个和顺，怎么和顺？就是说要把我们企业家的目前的状态，中国企业家目前的状态，所发生的问题，要和顺到《易经》里面去。那么从这个穷理来讲就是真理，还要“尽性”，达到一种极致状态。在这个“尽性”的范畴上，在企业家的性情上达到统一。 那么，最后承诺的一点上，就是“命”的问题。当然命的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当我言说的时候，我所有给出的命题，必须是要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基础之上才能言说；二是在结果上，因为是我在言说，是我以我的命在言说，那么即承诺了所说之理与我的生命或生存的统一，即理之宜必须是自身的生命上。简单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无非还是人自身的生命，如此而已。如果理论不落实到我们的主体生命上，不落实到企业家的主体生命上，它不但离开了历史的逻辑，也脱离了现实逻辑。 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好，无非还是一个整个人类的命运问题，包括企业家的命运，这是统一性的问题。我们按照这个理路去“和顺”到《易经》里面，就会发现，《易》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用一种卜筮的方法谈论和解决问题。它是用一种学理结构，是一种文化结构，它是一种哲学的理路。

下面，就是其二，即人格修养的本质性。这个问题作为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到吉林大学的EMBA课堂来学习，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希望提升人格，加强修养。但是，这里边隐含着一种担忧。否则的话，它不会来学习。这种担忧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对问题的理解，通过学习，解决问题，不但使企业越来越好，而且通过企业使自己的生命也能安顿好，即“以致于命”。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格问题是逻辑的后否定式，按理说是企业家的人格造就了企业家的事业，此时已没有人格修养问题。这恰恰说明国际经济的大气候，以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气候，是个整体理顺的过程中出现了人格问题。比如政策呀，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呀，企业家运作的方式呀等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呀，等等。这都表现出企业家的人格问题。这也就出现了企业家本身所担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企业的内在矛盾性来看，从小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个矛盾啊。后面我再讲它为什么是矛盾的，现在讲怎样进行人格修养问题。从《易》而论之，人格即“利贞”之修养。“利贞”这个概念首出于乾卦，即“元亨利贞”。“利贞”是什么意思，只有正，才能利。只有利才能贞。从孔子的角度来讲，“贞”训为正，出于《师》卦。贞的本意为卜筮，但是孔子之训承诺了卜筮之贞乃为其正，这即是说，自己进行卜筮也好，通过别人为你卜筮也好，通过其它算卦的形式也好，起一卦得到了答案，告诉你了结果，然后按照结果去做事，可见从卜筮的角度得到答案，是为了正，以卜筮修正自己的行为。这是贞之内涵，所以“贞”本身也就承诺了正。不从卜筮的角度，从《易经》“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角度得到正，通过训诂对“贞”进行“正”的“和顺”之后，则会发现孔子纂《易》非常有道理，是非常深刻的穷理。贞者正也，利者，义之和也。什么是利呢？正相宜才能够有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要使企业相宜。企业家赚了多少钱，企业家成就了多大的企业，要用生命之修养，一定要相宜，一定要回到规律本身，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生命才相宜，企业才相宜，否则不叫相宜。所以，第三点要谈生命修养，企业家是一个生命活动过程，企业家的生命活动造就了企业。企业以后的发展与企业家个人的关系，应当从那个角度进行正确的生命修养，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是企业家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说，把人格修养落实到命上，落实到企业家的生命上。

下面，我们就回到前提性的问题，用《易经》来“和顺”企业家人格修养。作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说我们企业家的人格发生了问题 ，由于它是从现代人性的角度考量企业家的人格，则表明我们现在的文明、文化架构等等，出现了问题。这是个现代性的问题，不仅包括我们中国，也包括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学术界讨论也很多。有的倾向于从宗教伦理学角度，有的从加强企业建设角度，有的从企业家道德修养角度，还有从社会伦理建设的角度，但这些方法都是西化的方法。当然也有些学者如北大的MBA课程呀，中山大学等等呀，他们也有用《易经》来解决管理问题，但都是外在性的牵强附会。鲜有内在理路的承诺与推定的统一。这种外在性的描述或者外在性的《易》经管理学架构，是嫁接式的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不能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角度去解决相关问题。

上述西化的理路只所以解决不了相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悖论。大家知道，目前我们面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的起因表面是西方的次贷危机，但其根本原因却是源于西方文明的整个经济学理论及其生成它的西方文明与文化架结构，在基础性上即是其基督教伦理，美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本书叫《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基础性推定，他认为基督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作为伦理学的基础，作为经济哲学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显然，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以西方宗教伦理解决中国现代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悖论，因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西化进路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首先在西方产生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但是经济学原理问题，而且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理路与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例如，现在西方的提前消费理论，再如，凯恩斯税收调整理论，我们的房产投资与消费政策，也体现了提前消费理论。这个理论虽然能够促进市场经济，但是也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变为房奴，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活着是非常累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种悖谬是反人性的。所以，我们必须探讨西方文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具体论之，即是从《易经》角度能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本身表明，当代文明的方向性与整体架构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的现当代文明的属于西方式的文明，其是百余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的文化进路表明，它有三种理论架构支撑着整个文明，第一种是哲学， 第二种是科学， 第三种是宗教。现代任何一种知识形式都可以归属到这三种知识体系当中的某一种。包括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企业家问题，它是属于经济类的，但是经济科学本身的理论支柱仍然是哲学。西方文明产生及历史进程表明，西方文明的知识结构和它的文化生成，从理性的角度讲，其都是产生于哲学。正像它们自己的哲学家所表述的，哲学是大树的根，其它都是树干和枝叶，这是笛卡尔的表述。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讲，历代的哲学家都要把树根刨出来，看一看哲学之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可是树根刨出来以后，这个哲学就死了。既然哲学出现了问题，被挖掉树根而死亡了，怎么办？只有重建哲学。这就是西方哲学的理路。这就是西方哲学家一代一代不断进行的哲学构建，从而形成西方庞大的哲学体系与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西方哲学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与逻辑过程，最终发现对是其所是的理论建构都是自以为是，也就是说，关于“是”的问题，亦即“存在”的问题解决不了，哲学因此终结。而哲学的终结，必然带来其它学科的终结，即科学的终结与宗教的终结。大家知道，科学的终结也是西方自己提出来的问题，物理学的建构本身，从宏观物理学到微观物理学，低速运动与高速运动及其与绝对时空到相对时空的统一，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从夸克紧闭问题，使西方科学家们认为，对于世界的本体 ，物质世界的本源性的问题，科学无法找到。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之后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去研究统一场论，企图把物理学中的四种相互作用统一到一个数学模型中，以发现宇宙的本体及能量的本原，但是爱因斯坦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物理科学无法解决这个最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理论物理学上，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没有发展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发展是在技术层面，应用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现处于假说阶段。大爆炸学说呀，包括现在出现的反大爆 炸学说呀，各种宇宙模型啊，玄理论啊，多维时空理论等等。其在最基本的点上出现的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两元性的问题，在以往的能被人类可操作的标明人类能动性即可验证的物理活动中，它遵循时空的平移不变性，可操作性，可还原性。科学在哲学元理论上，必须遵循还原论。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你这个大爆炸学说，或者其它学说，并没有遵循还原论，根本无法还原。这样一来，说明在哲学上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西方各种文化现象，表明现代西方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作为政治家的逻辑，是保持所谓的社会发展。但是作为思想家的逻辑，就在我们上世纪的五四运动时期，当我们在疯狂的学习西方、否定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时候，西方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家思想家已经在否定它们自己的理论了。可是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没有引进这些，西方那时已经在反思哲学终结与科学终结的问题了。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再来看看宗教，大家知道两个非常熟悉的词，即上帝死了与人也死了，所以宗教也没有办法解决西方的问题。可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作为我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企业家怎么能够避免这场危机，已不能依靠西方的思想。在更深刻意义上则是，我们中国文化能否引领人类文明。这个问题本身表明了其自在的意义，它承诺的是国学复兴、儒学复兴、道学复兴或者说中国文化复兴的本真意义。如果不能承诺这一点，所有的复兴则都没有意义。仅仅是民族性的价值取向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其无法支撑中国文化复兴。只有把只所以要复兴的文化思想体系建立在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才具有复兴的资格。我想在这里引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恩格斯的话，他说如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到现在还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学习以往的哲学。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只有学习以往的经典。显然，最高的经典就是我们的《易经》。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在谈论《易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背景就已经承诺了站在人类主体上思考哲学问题、科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就是对整个世界的企业界、经济潮流以及文明所发生的问题，这些你可以不谈具体，但是你在整个推定之中，你必须承诺要解决这些问题，由此才能把你的理论思考推向最前沿，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所有理论就不具有历史价值，仅仅是权宜之计，而这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对于思想家本人还是对于所产生的后果，都将受到历史审判。

所以，面临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承诺解决所有问题的角度，从学术理路与进路的角度，把概念、范畴、逻辑与形式，用“和顺”的办法，通过对《易》的解读，达到对问题的“穷理”，推定问题的本质，然后“尽性”。 这要求我们从义理角度从新解读生存的本质问题，找出一条正确的可行之路。所以，对产生问题的本源需要给出一个判定，最根本的本源问题产生于什么呢？虽然表现为科学问题、哲学的问题和宗教的问题，但在其本质上是产生的对世界本源、或者是对存在的认识，即关于“是”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当我说是什么的时候，则承诺了其正确性，此时需要给出一个证明，这有一个思辨的过程。可是西方证明了几千年，产生了这么多的哲学思想体系，证明了这个“是”并不是本源，原来是主体干预的结果。其都是物理模型、数学模型、几何模型等等，这些都是先验的假设。形成主体干预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中进行我们的论证，这些都是主体性自为。从哲学角度，我们去融通中西，这个概念本身既是对哲学问题的判定。也是对思想理路的判定，又是对哲学承诺的判定，既然这些都是主体干预的结果，那么，所认为的世界不过是主体的建构。既然本体无法证实，哲学给出的本体论依据不过是主体性前提，从而证明以往的哲学是自以为是。从反思自以为是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避免自以为是是一切哲学家的思想前提，是哲学承诺的理论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给出哲学的定义，即哲学是什么？哲学不是世界观方法论，应当是什么？哲学要证明世界观方法论何以是正确的，这种逻辑结构非常简单，即“是”的问题，或者不“是”的问题。所以，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是哲学的基本定义。

这样一来，对于几年前学术界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哲学合不合法？哲学是外来语，我们知道，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等，都是用西方哲学的逻辑框架概念范畴来解读中国的思想，从而在哲学理路上表明中国没有哲学。从哲学的上述定义出发，表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假问题，它构不成问题。因为我们的《易经》哲学已经解决了自以为是问题。它用中道的办法，和顺的办法，把本体建构，主体建构和顺到卦上，用卦推定了本体论、主体论和价值论的中和统一。所以，由于避免了自以为是，《易》哲学的思想原理就内化了。哲学是一种思想工具，是通过自为达到自在从而消亡自身的理论形式。当我们还要进行某种哲学思考的时候，说明我们还存在某种问题。不论存在什么问题，只要还在思考，哲学判定我们的思想何以正确。当我们思考的非常正确了，而且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不需要进行哲学推导。哲学被内化了，哲学以内化的方式消亡自身，哲学的思维形式就不存在了。当然这经历了非常漫长而自在的历史进程，显然，西方历代哲学家的不断努力，却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然而，通过对《易》及《说卦传》思想原理的解读，以人类遵循的承诺与推定的思想方法进行中西哲学的中和贯通，大家可以发现，中国的《易》经是如何解决了自以为是的哲学问题。

下面讨论关于企业家的概念问题。首先，按照我们的理解，企业家的定义来源于他的存在方式，由他的存在价值决定的主体性，主流学界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根据社会需要和盈利原则，通过生产经营和贸易流通，取得了显著成就得管理者，这就是企业家。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企业家尚存在某些担忧，因为“企”字本身，从词源学角度，说文解字曰： “企，举踵也”。“企”字的象形，是一个人跷起脚跟，在进行观察。《说文》的这一解读，符合甲骨文“企”字的本意。甲骨文“企”的字型就是一个人形，上边是人的上部，下边为人跷起脚跟的足形，这叫“企”。“企”的这种形体，它承诺了什么呢？它承诺了一种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对某种不确定性的思考。人们祈望、担忧、才有“企”的形体。所以，从企业的角度讲，其自为创业到社会需要，盈利呀，经营活动呀、生产形式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对企业进行定义。但是对“企”字本身，却是一种遗忘。这种遗忘是什么呢？是对“企”字本义的异化。对“企业家”进行解读，发现对企业家的这个概念的界定，根据不同的经济学原理，会给出不同的定义。比方说技术经济学呀，古典经济学呀，等等。由此表明企业家概念的歧义性。歧义性产生于什么原因呢？产生于经济哲学的不完备性。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学说——所有的经济学，都没有一个可靠的哲学支撑。经济哲学需要还原到元哲学，元哲学怎么样了？其对“是”的判定已经终结了。可见，一个有本体论支撑的符合人性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经济学，必须解决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经济学上所有问题则不能解决。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家以及北大光华学院的理论大家们，他们都只是在经济学的领域做工作，失缺哲学的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理论，却没有元哲学为根据。仅仅根据当时需要的价值取向产生的经济学，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拒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必然给当代企业家带来困惑与担忧。这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反思问题，说明它符合“企”字本义。中国的当代社会标明，企业家本身就是在担忧中管理企业，以解决困惑与担忧为前提，从而更好地把握企业的命运。

从“企业家”这个词本义来讲，它不是中国文化固有的词汇，它是外来词。它的母语是法语。它的本意就是从事冒险，是冒险家。引申为敢于冒险从事经营，以取得利润。可见，“企业家”字的冒险性，符合“企”的汉语本意，因为人在“企”的时候就是在担忧，从事一件有所担忧的工作，则是冒险行为。所以，汉字“企”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企业家是怎样的人呢？企业家富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一种有效的组合与管理，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人，当然这也符合企业家的定义，但不全面。企业家这个词是在十六世纪出现在法语中，当时是指冒险，指称远征军的那些人。远征军被称为企业家，后来被经济学家引用到了经济学领域，敢于承担不确定风险的经营者，叫做企业家。企业家就是因其具有冒险精神被引用到经济学领域了。这样一来，既然冒险，何以要冒险？可见，冒险本身说明了企业家于存在论上的危机意识。

所以，要对“创新”有所反思。创新这个词，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这个词用的很多。不过，我对创新这个词的使用却非常谨慎，一般情况下，我不敢用这个词，为什么？从哲学角度来看，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没有创新可言。人的思想活动不过是接近本质，是尽可能正确的发现本质，而本质是没有创新的。从人类整个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在不断接近原点的时候，即接近本体的时候，把不断的花样翻新，叫做创新。从人类活动接进本质上来看，好象是在创新，在人类社会的实践领域，理论上的花样更新，可以勉强使用创新这个词。否则这个词，是不能用的，无论哲学上还是科学，其不过是在寻求存在的本质，因此没有创新可言。需要明确的是，《易经》中没有创新二字。

因为“企”字的上述内涵，所以《易经》中没有用企字，为什么没有用啊，因为“企”是一种危险、忧虑，是担忧的一种状态。作为《易经》的思想，孔子在纂《易》的过程中，是想解决社会存在的所有忧虑。所以《系辞传》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系辞传》说的很清楚，《易经》讲的是非常平和的道理。《系辞传》曰：“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能悦诸心”是说众人懂得《易》的道理，都非常喜悦；“能解诸侯之虑”是说《易》能解决王侯诸侯们所忧虑的，“成天下之??者”，《易》能使天下众生，各得其所，风调雨顺，生生不息。“神谋鬼谋，百姓与能”。百姓的事情《易》能解决，《易》把鬼神之虑“和顺”为平常的道理。那么，《易经》是怎么解决“企”的问题，通过上边的讨论可知，为什么没有以“企”立卦呢？因为不可以用“企”作为一种形式来指导人们行为，不能用“企”安顿生命。所以老子也讲过，“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企”的这种状态，表明其是对预知的未知，存有忧虑，这种忧虑不解决，以“企”则站立不起来。所以必须解决“企”字所承诺的“忧”你才可以立，“企”与“业”组词，以“企”立业，通过“企”而成业，在经典思想中找不到。《易》没有这个思想，也不可能有这个思想。

所以，对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开创精神背后所承诺的担忧与焦虑，通过我们的解读给予一种推定，这种推定一定是与时空统一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来学习这个课程，它本身必然承诺了对问题的担忧，或者是企业的安顿问题，或者是企业家本身的生命安顿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一定的，即使你不说出来也承诺这一点，否则，企业与企业家都安顿的很好，用不着到这里来学习。你来到这里即承诺了问题。如上所言，西化的理路不可能解决“企”的问题，所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易》的角度来讲，通过和顺的办法，只有把“企”字用符合《易经》的思想进行“和顺”，顺企成业。这即是我所讲的“和顺”方法论的起点，解决“企”的问题，真正解决企业家的问题，只能是“顺企成业”。由此表明，“企”是一个社会性及哲学性的问题，通过人类文明的形式、经济学原理的反思，就会看到，通过对“企”的问题的解读，是《易经》思想原理的哲学性运用，是能够被大众接受的哲学理路，由此才会有真正的儒学复兴，从解决问题为逻辑起点，才是真正的走在西方前面 。所以，我们需要从《易》的角度，给出企业家的定义。原来定义是，企业家是根据社会需要和经济原则，通过生产、经营、贸易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管理者。

显然，上述定义没有包含“企”对存有问题的承诺，没有承诺我们现在的思想空间，即今天的空间及其与中国经典的中和。企业家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还存在某些担忧，这种担忧仍然是企业家必须承受的，在其进行生产安排、经济策划的时候，企业家首先需要对某些担忧进行前瞻性的预见，才可能避免所担忧的问题，所以企业家的忧患意识离不开“企”所承诺的担忧。从《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角度，由“和顺”给出“企业家”的定义是什么呢？即“顺企成业而利贞的君子”，“业”是什么呢？只能是经济学角度的生产与流通，只能限定在这个领域里边。比如说不能把文化作为产业，不能把教育作为产业，这些不能进入经济学领域，否则就是一种异化。“企业”必须要盈利，盈利必须贞，必须要正，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永远发展壮大。因为其贞正，从儒学而言，这样的企业家称为君子企业家。关于君子，《论语》与《易经》给出了很多推定，这些推定都是企业家应当遵循的。所以，企业家的定义是“顺企成业而利贞的君子”，由于“业”是生产与流通，企业家的定义也可以为：在生产与流通领域顺企成业而利贞的君子。

下面讲如何才能“利贞”，“利贞”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按照上述定义，以“顺企成业”管理企业的企业家，又可称为儒家企业家。以“顺企成业”进行企业管理，这样的企业家，其胸怀，其文化构成，只有运用儒家的思想。过去，是用“儒商”的概念，是从儒商的价值取向进行推定。然而，从儒商的角度讲，儒商的老祖宗是子贡，但是子贡这个人存在很多问题。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把子贡推定为“器”，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孔子与子贡有个对话：“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比怎么样，子贡说我没法和颜回比呀，因为颜回能闻一知十，我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说我也不如颜回，我和你皆不如颜回。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子贡具有非常高的经商才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是说子贡对市场的预测非常准确，通过操作，子贡可以挣到很多的钱，子贡有经济才能。但是孔子是拒斥器的，在《论语》中叫做“君子不器”，“器”不是君子所为。《易经》中叫做“形而下谓之器”。这表明了什么呢？君子不从事形而下，“形而上者谓之道”，要回到形而上。从《易经》而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性命与天道，人要回复到天道。而作为子贡，其却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帛书要》也表明，子贡三疑而不知《易》，所以子贡不懂性命与天道，而我们现代的企业家需要在把握性与天道德基础上去顺企成业，所以不能以由子贡而来的儒商为称谓，应当以君子或儒家企业家做为称谓，这样就与孔子的儒学思想保持了一致。

关于孔子的性与天道。因时间关系，这里就不细讲了，一带而过，请大家思考，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经典来读，然后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要去发现《易经》中的性与天道是怎样的逻辑形式，推定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上面我们讨论了企业家内涵所承诺的问题，“企”字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包括企业家来学习的问题，承诺了对“企”字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顺企才能利贞，怎么去利贞，怎么去做这个企业，利贞这个企业，只能是利之于正的企业。我们已经以《易经》对企业家进行了和顺，并给出了企业家的定义。顺企成业而利贞，其中有财的问题。要慎重理财，因为《易经》中的“财”字，仅四见。在《节》卦中讲的很清楚，关于对财的利用，要节以制度。节制即伤，就要伤财，但正确的节以制度是即不伤财也不害民。为什么不伤财不害民，因为是一种中和，是一种和顺。这是一个不伤财的概念。请大家注意，我这样讲自然而然的已经过渡到企业家的人格修养当中了。人格修养当中对财的把握，《易》的范畴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不伤财，不害民。第二个是在《泰》卦里面讲的，财成天地之道，这个财通裁，裁成天地之道，《泰》卦即地天泰，也就是《说卦传》中所讲的天地定位，八卦相错，逆数为《泰》，顺数为《否》，裁的结果为《泰》，此为真正的大财。懂得天地的大道理才能不伤财，不害民。“《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可见，由《泰》生财，君子企业家也。由天地定位，即《说卦传》“干以君之，坤以藏之”， 《干·彖》曰“利者，义之和也”。所以，利而生财，义之和也。《易》第三、四见“财”字是《系辞传》：“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从《干》《坤》两卦当中，去推定企业家如何利贞，从而获财，“何以聚人曰财，”这个道很深刻。你作为企业家，如果不盈利的话，不会有人到你这里来工作，聚人必须有利有财，在这里工作，生活安顿，才能聚人。从道家来讲，无财不养道，即使你修道，也需要财力的支持。否则的话，道修不成。所以说，企业家挣钱是天经地义，关键是利贞之财。“理财正辞”，当企业家能够说所挣之钱的路子非常正，你的辞也必然是正的，只有企业家为利达到“义之和也”，其言辞理论也必然是利贞的，此为正辞。《乾文言》对正辞的推定非常深刻，“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人格问题。“格”字在《易》中没有出现，相应的字是“尺”与“度”。《易》为什么不用“格”，因六十四卦已经为定格。而关建又在于，人格是一种内化的修养。“格”在《说文》的解释：“格,木长貌。”是形容树，树生长的面貌称为“格”， 《史记?律书》曰“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引申为格子。可见，“格”是一种生长结构，格是一种面貌，小树有小树的格，大树有大树的格，红松，柳树，柞树，各有不同的格，人也有自己的格，人格的表现，不是一种外在的描述，而是精神面貌的体现。观察人的外在气质，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其人格修养到了什么程度。由此给出如下人格定义：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面貌的时空统一。所以，你可以不去评价其人格，因为格内化为修养，格为面貌，其修养之提高，人格在《易》理上的表达就是“生生之谓易”，《易》所有生生不息的思想原理，是以《易经》提升人格的文献根据，提升即生生的过程，企业家来学习是生生的过程，小孩有小孩的生生，中年有中年的生生，老年有老年的生生，人格的提升到了老年的时候才达到成熟，人格与思考问题都比较成熟了，达到成熟的思想境界，这是不断超越的过程。企业家的人格也是一样，通过经济积累，企业的和顺，其人格将得到不断的提升。《易经》中给出了这些道理，给出了人格标准，这种人格的提升，可以称为“尺”与“度”。

“尺”字在《易经》中没有量度的意蕴，在行为上已落实到“业”上。“尺”在《易》中仅一见，即《系辞传》“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语境承诺了生生之格，简单讲即就是尺蠖这种动物类似蚯蚓，当它需要往前爬行的时候，它必须首先屈回来，屈回来以后才可以往前爬，此在《易》理称为“屈信相感”。可见尺蠖这个概念是《易》表达屈信生生的生命运动。由此可知，企业要缩小一点，缩小是为了积累资金，是为求得一个更大的增长，这就是尺蠖之屈，表面上看是一种屈，实质上是前面有一个“信”。尺蠖这种动物有个信念，它知道要往前走需要先屈，所以屈是因为有个更长远的信，即预见。所以，顺企以屈是企业家应有的修养，其可以成就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度”三见于《易经》，二处出在《节》卦：“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另一处出于《系辞传》：“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节以制度”，制度不要多，制度越多越麻烦，从这个角度讲，它既符合乾卦的思想，也符合老子的思想。有人说老子的思想无为、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人们能各得其所，就用不着往来。甚至不知道有个君王在统治它，汉初的无为而治就是根据道家的这一思想，老百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各得其所，发展生产。 政府不必过多过细干预，所以汉初的政策是无为而治。《易》的思想与《老子》是中和统一的，其体现在乾卦所推定的天道中，《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干》从“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的时空过程，最后是“用九”之“群龙无首”，六龙无首即没有首领，天下太平。如果天下还有首领的话，表明人们仍陷在问题中，此中道理非常深刻。顺便说一下，始于汉代的“儒道相绌”，那是由后儒的价值论所致，误读与有意篡改经典，汉儒做了很多工作，与孔子和老子的本来的思想无涉，儒道两者的思想是中和统一的，即无为与有为的时空统一，《干》的思想不但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表明哲学的有为，即哲学是寻求与反思真理的工具，如果还没有找到真理，说明我们的哲学是自以为是，还需要哲学这个工具即需要哲学思想。只要有哲学这个学科，说明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找到真理并经过反思从而形成自在与自为中和统一的概念范畴与逻辑推定之后，哲学则内化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

与“格”、“尺”、“度”相通的是“业”，由上已知，“顺企成业而利贞”是根据《易》给出的定义，所以，既然要顺企成业，就要具体推定《易经》所“业”。“业”字是什么意思?《说文》曰：“业,大版也。所以覆县钟鼓之?,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从?,象其??相承也。”《尔雅》曰：“大版谓之业”，故书版称谓“业。”从人格的角度推定“业”字，即顺企成业的尺度，即内在修为与外在行为于人格上的统一。《易》中第一、二个“业”字是出现在《干》卦的九三爻里，九三爻的卦辞是这样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文言》里就问了，“何谓也”？这是在讲什么那？什么意思啊？孔子答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把其“和顺”到今天的场合，即企业家须“进德修业”。什么叫“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必须忠信，这个信不是仁义礼智信的信，如果这样理解，就把《易》理看浅了，是对汉语理解的表面化、表象化了，没有达到对于词语本源的深刻理解，这样就使《易》哲学的思想性、深刻性远远的降低了。《易》这个“信”本身是中，中才有信，信本身的本体论承诺，是要你知道对事情的可信程度，你才会信，信在伦理与本体这两个意义上是打通的。之所以你要信，是因为你由信而忠，由忠而信，这就是进德之“和顺”。忠信是存在状态，表现为修辞立其诚，只有忠信才能修辞立其诚。这就是说，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在做语言表述的时候，学者在做学问的时候，企业家在对员工讲演的时候，都要立其诚。我现在所从事的是企业，把所从事之业和顺在企业当中，这就是我的生命、生活必须安顿到事业当中去，安顿到我们的修辞言说当中。《论语》讲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能说出来，如果说出了，则是可耻的。那么怎么才能达到修辞立其诚啊，就是知知至之，可与几也，第一个“至”是名词，第二个“至”是动词。你知道了“至”，你还要做到“至”，你才可以与几，于最细微的处做到极致，《系辞传》对“几”的推定是，“几者，动之微也，吉之先见者也”。企业家对于企业的管理，一定要从企业的至微之处把握它，这样才是做到了“至”，这才是“知”，“知终终之”，对于企业的最终发展目标是什么，把握其整个逻辑过程，终点与始点之和顺即进行正确管理，由此判定的过程已经非常清楚，才能把握与解决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以《易经》进行和顺，才可以解决“企”这个问题 ，企业家就没有忧虑了。企业即使达到最高层次的发展，企业家也不会为此骄傲。企业家在前瞻性的问题上预见到了危险，能够避免，即使有了损失，也不会忧愁。否则就是企业家还没有顺企成业。可见，《易》“修业”与“居业”这两个“业”字的推定是非常重要的，修业与居业是统一的，企业家的进德修业，要达到知知至之，知终终之。学者做学问也是如此，当给出每一个判断的时候，给出某种逻辑结构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知知至之、知终终之。西方哲学科学的终结就是因为做不到知知至之，知终终之。可见，从存在的意义到言说的“至”与“终”都不能达到，哲学与科学就只能终结，所以，《易经》中的这段话作为思想的一般原则，适用于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