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潮安庵埠鎮文里村楊氏家廟
精美的影壁
廣東潮安庵埠鎮大名鼎鼎的外文村楊氏家廟
汕頭濠江區澳頭許氏家廟
朱氏家塾
吳氏家廟
福建上杭稔田鄉官田村的李氏大祠堂（圖片來自網絡）
核心觀點：當代祠堂是對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舊祠堂的批判繼承，它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傳統宗族祭祖場所，也不再是宗族內部的司法場所，而主要是保留了追思祖先的精神依託，成為村落中的公共空間。宗族祠堂等舊形式，在當代更多地作為文化形態保存下來。
風格古雅、氣勢宏偉的祠堂建築，是中華民族歷時數千年之久的偉大創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深層內涵的重要表徵。作為中國保存最多的一種古建築群體，祠堂留給後人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信息，直接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血緣倫理、宗族觀念、祖先崇拜、神靈崇拜、倫理道德、典章制度、堪輿風水、建築藝術等方面的內涵，以及歷代以來，人們在社會生活、審美情趣方面的許多特點與個性。
祠堂建築承載我們偉大祖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發展的印記，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廣博浩瀚的古代文明最精華的部分之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古代文明的最高水平。“祠堂是人們祭祀祖先、賢哲或神靈的房屋”，它包含了三個要素：一是祠堂是祭祀的建築；二是祠堂祭祀的對象有三個類別：家族先祖，名賢先哲，山川、天地和神靈；三是祭祀場所為房屋。三者缺一不可。
近幾十年來，介紹中國祠堂的著作、論文甚多，但大多是從旅遊景點，或從建築藝術角度來論述祠堂，其實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祠堂文化，是有發展軌跡可尋的，中國祠堂經歷了祠堂起源、祠堂誕生、漢代墓祠、唐代家廟、宋代家祠、明清祠堂和當代祠堂等七個發展階段。
中國祠堂文化的濫觴，與中國古代傳統的自然崇拜特別是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原始社會的人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對自然界的日月、雷電、風雨、山川、土地乃至牲畜動物、花草樹木等自然現象，不能理解，也無力控制，於是就產生了自然有靈、萬物為神的自然崇拜觀念。同時，由於原始人還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也不了解生和死的區別，以為人的死亡只是肉體存在的終結，靈魂在另一個神秘世界裡可以繼續活下去，於是便產生了祖先崇拜這種信仰，並成為人類最原始最重要的信仰。古人祭神特別是祭祀祖先的場所，實際上就是祠堂的前身。到了商代，原始崇拜自然、祖先的觀念和祭祀行為有了發展，建立了初步的宗廟制度和祭祖規則，但商代祭祀禮儀尚未形成定製。
進入周代，為鞏固統治，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周代禮制對宗廟建制的規定是：“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就於寢。”即天子宗廟有七所，三所昭廟，三所穆廟，連及太祖之廟共七所。諸侯宗廟五所，二所昭廟，二所穆廟，連及太祖之廟共五所。大夫宗廟三所，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只有一廟。庶人則連一廟亦沒有，其祭祀合併於嫡子之家舉行。周人建立了以宗廟為核心的祭祖禮制，完整、系統和規範，對後代的家廟、祠堂制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標誌着中國祠堂的正式誕生。
漢朝祭祀祖先，無論是皇家宗廟，還是民間祠堂，都有自己的特點。宋人司馬光在《文潞公家廟碑》中指出：“漢世多建祠堂於墓所。”即在祖先墳墓旁邊建立“祠堂”進行祭祀。漢代墓祠又稱“廟祠”，是從周代宗廟發展演化而來的祭祀建築。漢代墓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木結構祠堂，一種是石結構祠堂。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高峰，封建的宗法禮制也得到全面恢復和實行。作為封建宗法禮制重要內容之一的中國祠堂，到唐代發展成為“家廟”。“家廟”一詞是唐代法制上用來稱呼官人依唐制所建立起來的宗廟。《開元禮》關於祭祖禮制規定：五品以上的官人才可以立廟。唐代的家廟，集中在長安、洛陽兩京，尤其長安城內更是遍布家廟。
到了宋代，人們對傳統的祭祀制度不斷提出新的見解和建議，在理學家的推波助瀾下，民間祭祀五世祖甚至始祖的習俗，逐漸流行起來。宋代祭祖場所一般建置在故鄉居室內或之側，實際是一種家廟制度影響下的家庭祭祖場所，有別於唐代大多建於京師遠離居室之處的家廟，與明清時代建於住處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區別，其名稱有“家祠堂”、“祭堂”、“影堂”等，可簡稱為“家祠”，為唐代家廟到明清宗族祠堂之間的過渡形態。對庶民宗族的祠堂禮制產生巨大影響的，當推南宋以朱熹之名編撰的《朱文公家禮》。
宋代的家族祠堂，發展到明清時代，成為住處以外單獨建置的宗族祠堂，不僅數量猛增，遍布全國城鄉各地，而且祠堂的內涵更加豐富，建築更加豪華，管理更加規範，功能更加齊全，明清祠堂成為中國祠堂的巔峰時期。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上《獻末議請明詔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禮疏》，以及明世宗允許臣民得祀始祖的詔令，對祠堂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掀起了明清時代民間建立祠堂的新高潮，一時之間，“宗祠遍天下”。
進入20世紀，中國內地的祠堂在20世紀中期雖曾遭受三次重大衝擊（土地改 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 運動時期、“文 化大革 命”），但歷經磨難的祠堂從20世紀後期起，在新形勢下獲得保護與發展。特別要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各級政府十分重視包括祠堂在內的文物保護工作。早在1961年，就由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18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 革”以後國務院又相繼公布了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至此，包括古祠堂等建築在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達4294處。內地祠堂在20世紀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而港、澳、台地區，在東南亞華僑居住的地方，華裔祠堂仍按其自身發展的軌跡向前運行變遷。進入20世紀後半葉以後，中國內地的祠堂與海外華人祠堂相互影響，互相輝映，標誌有着悠久歷史的中國祠堂，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中國的名勝景點，城鎮村落，乃至窮鄉僻壤，都可尋覓到祠堂的蹤跡，數量可觀、種類多樣、名稱不一的中國祠堂大體有以下類別：
(1)祭祖祠堂。包括宗族祠堂，即祭祀同一血緣的宗族或家族列祖列宗的場所；皇家祭祖的稱皇家宗廟；孔子後代祭祖的稱孔廟。
宗族祠堂是宗族人員祭祀祖先、制定族規的重要場所，也是宗族中商議重要事務的地方。
宗族祠堂是分等級的，一般宗族祠堂分為宗祠、支祠、家祠三個等級。以被譽為“祠堂世界”的安徽黟縣西遞村的祠堂為例。所謂宗祠，指的是同一宗族全體族人祭祀始遷祖的祠堂。如本始堂是西遞村胡氏的宗祠，也是西遞胡氏等級最高的總祠堂。所謂支祠，指的是因宗族人口繁衍眾多，從宗族分出來的主要是祭祀本支族人先祖的祠堂。如敬愛堂為西遞胡氏二座總支祠之一，為級別僅次於本始堂的祠堂。所謂家祠，指的是主要祭祀本家族先祖的祠堂，又稱己祠。如迪吉堂是西遞胡氏的家祠之一，是明經胡氏二十四世祖胡貫三所建的家祠。
皇家宗廟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場所，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如北京的太廟，是我國保存至今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皇家祭祖建築群，位於天安門至午門間大道的東側，是明清兩朝祭祀本朝已故皇帝的地方。
曲阜孔廟，是祭祀中國春秋時期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本廟，位於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城內，是孔氏家族的家族祠堂，和相鄰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稱“三孔”。
(2)名人祠堂。專為祭祀某一個著名人物而建的，被人們稱為“名人祠堂”。可細分為賢臣名士祠堂、文人學子祠堂、忠勇將士祠堂、實業人物祠堂、烈女孝子廟等。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賢臣名士，他們為官期間為國為民創建了許多功績，受到人們的廣泛崇仰，死後便被民眾立祠紀念。如周代的唐叔虞、春秋時期的子產、伍子胥、西漢時期的張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宋代的包公等。在賢臣名士中，諸葛亮最受後人崇仰，在他生前生活與任職過的地方廣建祠堂，如四川成都市、陝西勉縣、河南南陽市、山東臨沂市、甘肅禮縣、湖北宜昌市等地，都建有紀念諸葛亮的祠堂。
中國古代社會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文人群體，不少人在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學術研究等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他們在世時受到世人稱頌，去世后被世人懷念，人們往往在一些風景秀麗之處為他們建祠立廟。如四川江油市太白祠、陝西長安縣杜公祠、廣東潮州市韓文公祠、湖南永州柳子祠、四川眉山三蘇祠、湖南汩羅江畔屈子祠等。三蘇祠位於四川眉山市，原是蘇氏故居，人們為了緬懷蘇洵、蘇軾、蘇轍父子，遂將故居改造成為祠廟。建築面積7367平方米，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築群之一。
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中，湧現出了無數的忠勇將士，他們的英名永遠銘刻於人民的心中，各地建立了眾多的忠勇將士祠堂。如岳廟、韓世忠祠、戚公抗倭祠、文天祥祠、項羽祠、張桓侯祠、楊忠武祠、史可法祠等。岳廟在杭州西湖邊棲霞嶺下，是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改智果院而建。廟前門樓上懸龍鳳盤繞、黑底鎦金“岳王廟”三字豎匾。殿中懸岳飛手書“還我河山”。
我國歷史上，湧現了無數實業人物。他們或治水，或開荒，或改良農業，或發展副業，或懸壺濟世，或傳授先進技術，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為子孫後代帶來了幸福與歡樂。人民為了感激和紀念他們，便為其建立祠廟。如李冰父子祠、扁鵲廟、華陀祠、黃道婆祠等。安國藥王廟位於河南省安國市城內，是中國目前保存完整、規模最大的藥王廟。
忠孝節義是舊時代重要的道德標準。封建社會中對於忠孝節義行為極其重視，因此許多在這方面具有較大影響的人士，去世后便被立廟建祠，祀奉紀念。如孟姜女祠、曹娥孝女廟、木蘭祠、顏文姜祠等。
(3)神靈祠堂。所謂神祠，是指以某個自然現象或某個神仙形象為祭祀對象的祠廟，包括山川、日月、天地等自然神和神靈人物等，它們像宗祠一樣，也是中國古人舉行某種祭祀活動的重要場所，只不過所祭祀的對象不是祖宗或賢哲，而是某些自然神靈或神靈人物。
在早期社會中，我們的祖先一直處於對自然災害無能為力的狀況。於是，人們崇拜天，崇拜地，崇拜山，崇拜水，崇拜一切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之神。而要讓這些神為人類造福的唯一辦法就是祭祀祈禱。這樣，與祭祀活動相關的場所也隨之出現，這就是早期的那些祭祀天、地、日、月、江、河、山、川之類的神祠。如位於山東泰安市泰山南麓的岱廟，也稱東嶽廟，是歷代帝王奉祀泰山神靈舉行祭祀大典的場所。岱廟創建於漢代，歷代多次修繕。岱廟總面積10萬平方米，完全按帝王宮殿規模建築。又如濟瀆廟是祀水神的廟宇，始建於隋開皇二年（582），位於河南省濟源市，是歷代帝王為祭祀濟瀆水神而建的廟宇。
在遠古時代，人們對於各種傳說中的神仙人物有着敬畏感和崇拜感。他們以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由某些神靈人物來支配的，於是，各種向神靈人物示好、獻媚的祭祀活動和場所便被大量創造出來。中華民族歷史淵源悠久，並且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氏族與部落。這些氏族與部落都是在一些氏族首領的領導下生存、發展起來的。這些傳說中的氏族首領逐漸成為後世崇拜、敬奉的偶像，被後人立祠紀念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如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黃帝，就有多處紀念祭祀的廟宇。位於陝西省黃陵縣縣城西北橋山之巔的黃帝廟就是其中之一。又如在海峽兩岸，有多處祭祀媽祖女神的廟宇，位於福建莆田市湄洲島的媽祖廟，始建於北宋雍熙四年（987），則為世界各媽祖廟的祖廟。
當代祠堂是歷史上祠堂的延續與發展。作為人們的精神寄託，祠堂在風雨中屹立了幾千年。隨着社會與科學的進步，宗族觀念有所淡化。但千百年宗族制度的解體，並不意味着宗族觀念的消除，更不是民俗民風的消失，而是隱含到民間婚喪嫁娶、節日慶典、日常生活和人們的記憶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獲得新的發展，首先在福建、廣東、浙江等地，繼而在全國城鄉民間，掀起了續家譜、修祠堂的熱潮，宗族活動在新的環境下有所恢復，尋根熱悄然在海峽兩岸興起。特別在經濟比較繁榮的南方地區，續譜、修祠發展更為迅猛。
當代祠堂是對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舊祠堂的批判繼承，它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傳統宗族祭祖場所，也不再是宗族內部的司法場所，而主要是保留了追思祖先的精神依託，成為村落中的公共空間。宗族祠堂等舊形式，在當代更多地作為文化形態保存下來。當代祠堂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呈現出許多新的價值。
(1)文物價值。祠堂作為文物建築，承載了諸多歷史、人文、科學、藝術、建築、民俗等信息，是我國珍貴歷史文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十年來，祠堂的文物價值得到了更集中的關切，全國及各省市都將祠堂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且成為迅速增加的文物保護單位。
以廣東為例，廣州陳氏家祠和從化廣裕祠等目前已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2008年11月公布的第五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的56處古建築中，共有14項為祠堂建築或者祠堂建築群。
香港敬羅家塾修復、廣東從化廣裕祠修復、佛山兆祥黃公祠修復等行動，先後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文化遺產保護獎，這表明祠堂所傳承的獨特傳統文化和對當代社會生活的價值受到了國際歷史文化保護領域的關注。
(2)教化價值。在很多祠堂的牆壁上，往往掛有“家訓”、“族規”、“家法”內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從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屬於我們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內容，如敬長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師長、睦近鄰、崇儉樸、恤孤寡、戒淫逸、戒奢侈、禁賭博等倫理規範，包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美德，對今天形成“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範也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宏觀角度審視，很多祠堂建築均已公布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生動、直觀的祠堂文物，使數以萬計前來參觀學習的大、中、小學生及社會各界受到深刻教育，這對於增強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具有重要的意義。
(3)尋根價值。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是後代子孫尋根謁祖的聖殿。隨着人們觀念的改變，“尋根熱”的興起，文化認同成了所有海內外華人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台灣與大陸不僅有着連成一體的地緣關係，更有着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近半個世紀以來，大陸與台灣遭到人為的隔離，台灣人民思鄉心切，尋根情深。1987年，台灣開放了大陸探親的政策，台灣赴大陸尋根形成一個熱潮。一批批回大陸的探親人中，有的手持族譜來尋根，有的尋找祖墓來祭祖，更有不少憑藉祠堂來尋源。在近20多年來台灣赴大陸尋根的人流中，就有很多通過祠堂的線索找到了自己的親人。
這種尋根心理，在長期漂泊在外的僑胞身上也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大多對祖國家鄉都懷有親情，強烈地渴望到家鄉尋根問祖。四海飄泊夢，天涯遊子心。許多回鄉尋根問祖的海外僑親，正是藉助族譜祠堂的記載，而找到自己的祖根與血緣關係的。
(4)旅遊價值。改革開放后，隨着旅遊業的勃興，很多保存下來的祠廟，被當作名勝古迹開發使用。這些祠廟所以能吸引遊人，主要原因還在於其本身的價值：有的體現出高超的古代建築藝術，有的呈現出極高的雕塑雕刻水平，有的顯示出獨特的歷史價值，有的由於表現出某種精神，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由於旅遊業的需要，村落成為城市人口旅遊的熱點，很多祠堂已經轉化為旅遊的景點或者人文公園，各地在規劃城鄉發展計劃時，很多地區都將以祠堂為代表的傳統歷史文化作為政府發展規劃的一部分，這也為地方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
(5)文化娛樂價值。“祠堂戲台”，本是中國民間戲曲重要的演出場所，不少規模較大的祠堂，往往建有戲台，逢年過節，為族眾和村落居民演出。祠堂既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場所，也是宗族開展演劇等活動的中心。發展到現代社會，祠堂則成為農村文化構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以安徽徽州祁門地區為例，祁門現存祠堂規模較大的戲台共有11座，人稱“徽州戲台群”。其中餘慶堂古戲台位於新安鄉珠林村趙氏宗祠餘慶堂內，建於清咸豐初年，宗祠面積504平方米，戲台檯面距地面2米。會源堂古戲台位於閃里鎮坑口村東陳氏祠堂會源堂內，始建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祠堂面積為600多平方米。這兩座古戲台保存完好，雕刻精美，氣勢宏偉。當地村民諸如演戲、婚宴、祝壽、開會等各項文化娛樂活動均在這些祠堂古戲台內舉行。
福建廈門周邊農村在被納入城市化的時候，不僅沒有放棄原有的鄉村祠堂與戲台，而且修繕祠堂時，增建祠堂戲台，蓋起了新的永久性戲台，使祠堂戲曲舞台成為重要的社區公共文化空間。
實際上，福建很多村落社區的祠堂，已成為老年活動的一個理想場所。傳統的祠堂與村廟組織往往假借老年協會名義舉辦文化娛樂活動，如酬神唱戲等，這些祠堂都兼做了社區的“文化活動中心”、“老年活動中心”。
歷史上的祠堂具有祭祀、修譜、教化、興學、司法、撫恤等功能，上述當代祠堂呈現的五大價值是對舊祠堂功能的批判繼承，發展創新。文章來源： 文匯報
王鶴鳴研究員在上海圖書館的講演
王鶴鳴 上海圖書館原黨委書記兼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近20年主要從事中國家譜、祠堂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上海社科重大項目。主編《中國譜牒研究》《中華譜牒研究》《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中國家譜總目》等多部專集，發表《解凍家譜文化》《中國家譜通論》《中國家譜史圖志》（合著）《中國祠堂通論》（合著）等多部專著，發表數十篇論文，榮獲多項省部級以上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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