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潮安庵埠镇文里村杨氏家庙
精美的影壁
广东潮安庵埠镇大名鼎鼎的外文村杨氏家庙
汕头濠江区澳头许氏家庙
朱氏家塾
吴氏家庙
福建上杭稔田乡官田村的李氏大祠堂（图片来自网络）
核心观点：当代祠堂是对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旧祠堂的批判继承，它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主要是保留了追思祖先的精神依托，成为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宗族祠堂等旧形式，在当代更多地作为文化形态保存下来。
风格古雅、气势宏伟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作为中国保存最多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内涵，以及历代以来，人们在社会生活、审美情趣方面的许多特点与个性。
祠堂建筑承载我们伟大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印记，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广博浩瀚的古代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文明的最高水平。“祠堂是人们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它包含了三个要素：一是祠堂是祭祀的建筑；二是祠堂祭祀的对象有三个类别：家族先祖，名贤先哲，山川、天地和神灵；三是祭祀场所为房屋。三者缺一不可。
近几十年来，介绍中国祠堂的著作、论文甚多，但大多是从旅游景点，或从建筑艺术角度来论述祠堂，其实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祠堂文化，是有发展轨迹可寻的，中国祠堂经历了祠堂起源、祠堂诞生、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宋代家祠、明清祠堂和当代祠堂等七个发展阶段。
中国祠堂文化的滥觞，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崇拜特别是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的日月、雷电、风雨、山川、土地乃至牲畜动物、花草树木等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也无力控制，于是就产生了自然有灵、万物为神的自然崇拜观念。同时，由于原始人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也不了解生和死的区别，以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存在的终结，灵魂在另一个神秘世界里可以继续活下去，于是便产生了祖先崇拜这种信仰，并成为人类最原始最重要的信仰。古人祭神特别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实际上就是祠堂的前身。到了商代，原始崇拜自然、祖先的观念和祭祀行为有了发展，建立了初步的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但商代祭祀礼仪尚未形成定制。
进入周代，为巩固统治，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周代礼制对宗庙建制的规定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就于寝。”即天子宗庙有七所，三所昭庙，三所穆庙，连及太祖之庙共七所。诸侯宗庙五所，二所昭庙，二所穆庙，连及太祖之庙共五所。大夫宗庙三所，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只有一庙。庶人则连一庙亦没有，其祭祀合并于嫡子之家举行。周人建立了以宗庙为核心的祭祖礼制，完整、系统和规范，对后代的家庙、祠堂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祠堂的正式诞生。
汉朝祭祀祖先，无论是皇家宗庙，还是民间祠堂，都有自己的特点。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即在祖先坟墓旁边建立“祠堂”进行祭祀。汉代墓祠又称“庙祠”，是从周代宗庙发展演化而来的祭祀建筑。汉代墓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木结构祠堂，一种是石结构祠堂。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封建的宗法礼制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实行。作为封建宗法礼制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祠堂，到唐代发展成为“家庙”。“家庙”一词是唐代法制上用来称呼官人依唐制所建立起来的宗庙。《开元礼》关于祭祖礼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人才可以立庙。唐代的家庙，集中在长安、洛阳两京，尤其长安城内更是遍布家庙。
到了宋代，人们对传统的祭祀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在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民间祭祀五世祖甚至始祖的习俗，逐渐流行起来。宋代祭祖场所一般建置在故乡居室内或之侧，实际是一种家庙制度影响下的家庭祭祖场所，有别于唐代大多建于京师远离居室之处的家庙，与明清时代建于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其名称有“家祠堂”、“祭堂”、“影堂”等，可简称为“家祠”，为唐代家庙到明清宗族祠堂之间的过渡形态。对庶民宗族的祠堂礼制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推南宋以朱熹之名编撰的《朱文公家礼》。
宋代的家族祠堂，发展到明清时代，成为住处以外单独建置的宗族祠堂，不仅数量猛增，遍布全国城乡各地，而且祠堂的内涵更加丰富，建筑更加豪华，管理更加规范，功能更加齐全，明清祠堂成为中国祠堂的巅峰时期。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以及明世宗允许臣民得祀始祖的诏令，对祠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掀起了明清时代民间建立祠堂的新高潮，一时之间，“宗祠遍天下”。
进入20世纪，中国内地的祠堂在20世纪中期虽曾遭受三次重大冲击（土地改 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 运动时期、“文 化大革 命”），但历经磨难的祠堂从20世纪后期起，在新形势下获得保护与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包括祠堂在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早在1961年，就由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 革”以后国务院又相继公布了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包括古祠堂等建筑在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4294处。内地祠堂在20世纪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而港、澳、台地区，在东南亚华侨居住的地方，华裔祠堂仍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向前运行变迁。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后，中国内地的祠堂与海外华人祠堂相互影响，互相辉映，标志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祠堂，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名胜景点，城镇村落，乃至穷乡僻壤，都可寻觅到祠堂的踪迹，数量可观、种类多样、名称不一的中国祠堂大体有以下类别：
(1)祭祖祠堂。包括宗族祠堂，即祭祀同一血缘的宗族或家族列祖列宗的场所；皇家祭祖的称皇家宗庙；孔子后代祭祖的称孔庙。
宗族祠堂是宗族人员祭祀祖先、制定族规的重要场所，也是宗族中商议重要事务的地方。
宗族祠堂是分等级的，一般宗族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家祠三个等级。以被誉为“祠堂世界”的安徽黟县西递村的祠堂为例。所谓宗祠，指的是同一宗族全体族人祭祀始迁祖的祠堂。如本始堂是西递村胡氏的宗祠，也是西递胡氏等级最高的总祠堂。所谓支祠，指的是因宗族人口繁衍众多，从宗族分出来的主要是祭祀本支族人先祖的祠堂。如敬爱堂为西递胡氏二座总支祠之一，为级别仅次于本始堂的祠堂。所谓家祠，指的是主要祭祀本家族先祖的祠堂，又称己祠。如迪吉堂是西递胡氏的家祠之一，是明经胡氏二十四世祖胡贯三所建的家祠。
皇家宗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场所，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如北京的太庙，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位于天安门至午门间大道的东侧，是明清两朝祭祀本朝已故皇帝的地方。
曲阜孔庙，是祭祀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本庙，位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城内，是孔氏家族的家族祠堂，和相邻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称“三孔”。
(2)名人祠堂。专为祭祀某一个著名人物而建的，被人们称为“名人祠堂”。可细分为贤臣名士祠堂、文人学子祠堂、忠勇将士祠堂、实业人物祠堂、烈女孝子庙等。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贤臣名士，他们为官期间为国为民创建了许多功绩，受到人们的广泛崇仰，死后便被民众立祠纪念。如周代的唐叔虞、春秋时期的子产、伍子胥、西汉时期的张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代的包公等。在贤臣名士中，诸葛亮最受后人崇仰，在他生前生活与任职过的地方广建祠堂，如四川成都市、陕西勉县、河南南阳市、山东临沂市、甘肃礼县、湖北宜昌市等地，都建有纪念诸葛亮的祠堂。
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不少人在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他们在世时受到世人称颂，去世后被世人怀念，人们往往在一些风景秀丽之处为他们建祠立庙。如四川江油市太白祠、陕西长安县杜公祠、广东潮州市韩文公祠、湖南永州柳子祠、四川眉山三苏祠、湖南汩罗江畔屈子祠等。三苏祠位于四川眉山市，原是苏氏故居，人们为了缅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遂将故居改造成为祠庙。建筑面积7367平方米，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了无数的忠勇将士，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于人民的心中，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忠勇将士祠堂。如岳庙、韩世忠祠、戚公抗倭祠、文天祥祠、项羽祠、张桓侯祠、杨忠武祠、史可法祠等。岳庙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下，是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改智果院而建。庙前门楼上悬龙凤盘绕、黑底镏金“岳王庙”三字竖匾。殿中悬岳飞手书“还我河山”。
我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实业人物。他们或治水，或开荒，或改良农业，或发展副业，或悬壶济世，或传授先进技术，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子孙后代带来了幸福与欢乐。人民为了感激和纪念他们，便为其建立祠庙。如李冰父子祠、扁鹊庙、华陀祠、黄道婆祠等。安国药王庙位于河南省安国市城内，是中国目前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药王庙。
忠孝节义是旧时代重要的道德标准。封建社会中对于忠孝节义行为极其重视，因此许多在这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人士，去世后便被立庙建祠，祀奉纪念。如孟姜女祠、曹娥孝女庙、木兰祠、颜文姜祠等。
(3)神灵祠堂。所谓神祠，是指以某个自然现象或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包括山川、日月、天地等自然神和神灵人物等，它们像宗祠一样，也是中国古人举行某种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只不过所祭祀的对象不是祖宗或贤哲，而是某些自然神灵或神灵人物。
在早期社会中，我们的祖先一直处于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状况。于是，人们崇拜天，崇拜地，崇拜山，崇拜水，崇拜一切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之神。而要让这些神为人类造福的唯一办法就是祭祀祈祷。这样，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场所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早期的那些祭祀天、地、日、月、江、河、山、川之类的神祠。如位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南麓的岱庙，也称东岳庙，是历代帝王奉祀泰山神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岱庙创建于汉代，历代多次修缮。岱庙总面积10万平方米，完全按帝王宫殿规模建筑。又如济渎庙是祀水神的庙宇，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是历代帝王为祭祀济渎水神而建的庙宇。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各种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有着敬畏感和崇拜感。他们以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某些神灵人物来支配的，于是，各种向神灵人物示好、献媚的祭祀活动和场所便被大量创造出来。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悠久，并且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这些氏族与部落都是在一些氏族首领的领导下生存、发展起来的。这些传说中的氏族首领逐渐成为后世崇拜、敬奉的偶像，被后人立祠纪念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如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黄帝，就有多处纪念祭祀的庙宇。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县城西北桥山之巅的黄帝庙就是其中之一。又如在海峡两岸，有多处祭祀妈祖女神的庙宇，位于福建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庙，始建于北宋雍熙四年（987），则为世界各妈祖庙的祖庙。
当代祠堂是历史上祠堂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祠堂在风雨中屹立了几千年。随着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宗族观念有所淡化。但千百年宗族制度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宗族观念的消除，更不是民俗民风的消失，而是隐含到民间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日常生活和人们的记忆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获得新的发展，首先在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继而在全国城乡民间，掀起了续家谱、修祠堂的热潮，宗族活动在新的环境下有所恢复，寻根热悄然在海峡两岸兴起。特别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南方地区，续谱、修祠发展更为迅猛。
当代祠堂是对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旧祠堂的批判继承，它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主要是保留了追思祖先的精神依托，成为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宗族祠堂等旧形式，在当代更多地作为文化形态保存下来。当代祠堂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呈现出许多新的价值。
(1)文物价值。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信息，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祠堂的文物价值得到了更集中的关切，全国及各省市都将祠堂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且成为迅速增加的文物保护单位。
以广东为例，广州陈氏家祠和从化广裕祠等目前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11月公布的第五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56处古建筑中，共有14项为祠堂建筑或者祠堂建筑群。
香港敬罗家塾修复、广东从化广裕祠修复、佛山兆祥黄公祠修复等行动，先后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这表明祠堂所传承的独特传统文化和对当代社会生活的价值受到了国际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关注。
(2)教化价值。在很多祠堂的墙壁上，往往挂有“家训”、“族规”、“家法”内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内容，如敬长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师长、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淫逸、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对今天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宏观角度审视，很多祠堂建筑均已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生动、直观的祠堂文物，使数以万计前来参观学习的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各界受到深刻教育，这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3)寻根价值。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是后代子孙寻根谒祖的圣殿。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所有海内外华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台湾与大陆不仅有着连成一体的地缘关系，更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与台湾遭到人为的隔离，台湾人民思乡心切，寻根情深。1987年，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赴大陆寻根形成一个热潮。一批批回大陆的探亲人中，有的手持族谱来寻根，有的寻找祖墓来祭祖，更有不少凭借祠堂来寻源。在近20多年来台湾赴大陆寻根的人流中，就有很多通过祠堂的线索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这种寻根心理，在长期漂泊在外的侨胞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大多对祖国家乡都怀有亲情，强烈地渴望到家乡寻根问祖。四海飘泊梦，天涯游子心。许多回乡寻根问祖的海外侨亲，正是借助族谱祠堂的记载，而找到自己的祖根与血缘关系的。
(4)旅游价值。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业的勃兴，很多保存下来的祠庙，被当作名胜古迹开发使用。这些祠庙所以能吸引游人，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有的体现出高超的古代建筑艺术，有的呈现出极高的雕塑雕刻水平，有的显示出独特的历史价值，有的由于表现出某种精神，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由于旅游业的需要，村落成为城市人口旅游的热点，很多祠堂已经转化为旅游的景点或者人文公园，各地在规划城乡发展计划时，很多地区都将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作为政府发展规划的一部分，这也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5)文化娱乐价值。“祠堂戏台”，本是中国民间戏曲重要的演出场所，不少规模较大的祠堂，往往建有戏台，逢年过节，为族众和村落居民演出。祠堂既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宗族开展演剧等活动的中心。发展到现代社会，祠堂则成为农村文化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安徽徽州祁门地区为例，祁门现存祠堂规模较大的戏台共有11座，人称“徽州戏台群”。其中余庆堂古戏台位于新安乡珠林村赵氏宗祠余庆堂内，建于清咸丰初年，宗祠面积504平方米，戏台台面距地面2米。会源堂古戏台位于闪里镇坑口村东陈氏祠堂会源堂内，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祠堂面积为600多平方米。这两座古戏台保存完好，雕刻精美，气势宏伟。当地村民诸如演戏、婚宴、祝寿、开会等各项文化娱乐活动均在这些祠堂古戏台内举行。
福建厦门周边农村在被纳入城市化的时候，不仅没有放弃原有的乡村祠堂与戏台，而且修缮祠堂时，增建祠堂戏台，盖起了新的永久性戏台，使祠堂戏曲舞台成为重要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
实际上，福建很多村落社区的祠堂，已成为老年活动的一个理想场所。传统的祠堂与村庙组织往往假借老年协会名义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如酬神唱戏等，这些祠堂都兼做了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历史上的祠堂具有祭祀、修谱、教化、兴学、司法、抚恤等功能，上述当代祠堂呈现的五大价值是对旧祠堂功能的批判继承，发展创新。文章来源： 文汇报
王鹤鸣研究员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
王鹤鸣 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近20年主要从事中国家谱、祠堂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上海社科重大项目。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中华谱牒研究》《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国家谱总目》等多部专集，发表《解冻家谱文化》《中国家谱通论》《中国家谱史图志》（合著）《中国祠堂通论》（合著）等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论文，荣获多项省部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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