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诠释学论卷三易之观变发挥与和顺 鞠曦

     
   鞠曦 （ 长白山书院 ）

《易》之本体论逻辑、主体论形式与价值论范畴推定所实现的统一性表明，其理论体系以《说卦传》为纲领、为“六爻成效”所实现。《易》博大精深，《说卦传》给出的范畴提纲挈领，《易》和万物之理即以“成万物章”所推定，亦即《易》之“六位成章”，所以位者，“六爻成效”即效天下之动也，由此展开《易》的思想联系并形成体系。是故，就思想逻辑而言，《说卦传》的形式与范畴为《易》之整体性逻辑规则，乃《易》之思想核心。所以，按《说卦传》之“成万物章”，《易》及《说卦传》亦为“成万物章”之所成，即无论《易》或《说卦传》都以“成万物章”的“六爻成效”之理形成“六位成章”。前论已知，根据“六爻成效”之“六位成章”，《说卦传》为“艮”章，为《易》之成终成始，即昔者圣人之《易》成终而孔子之《易》成始。可见，只所以把《说卦传》的形式、范畴称为《易》之整体性规则，乃由《说卦传》的层次关系及其形成的《易》理的逻辑关系所决定。《易》的承诺与推定表明，《说卦传》之“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此既为《说卦传》之纲，也是《易》理之总纲，按“六爻成效”及“六位成章”，此章书为《说卦》之“震”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是陈述《易》之历史性，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是对《易》的思想方法的中和。“昔者圣人”所作之《易》，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之卜筮，所出六十四卦，通过对所“观变”的阴阳之“发挥”，而有卦之刚柔交错，以“生”出之爻辞进行解读，把“蓍”之卜筮“和顺”于“道德”并使其“理”之于“义”。通过上面的工作，转化了“昔者圣人”所作之《易》的卜筮性，使其成为哲学性与的科学性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经典。成为经典之《易》表明，其对“幽赞”、“神明”、“观变”、“阴阳”、“数”的概念都作为一种“中和”而“发挥”与“和顺”，使其和其“道”而“顺”于“德”，使其义理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相宜。

所以，《说卦传》之“震”章对于推定《易》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非常重要。有关《说卦传》的“六位成章”及其承诺与推定，余将在《〈说卦传〉的承诺与推定》中进行，这里对以《说卦传》之“震”章为纲形成的“观变”、“发挥”与“和顺”之理及其逻辑关系进行推定。

   一、《易》及《说卦传》之“观变”

《说卦传》之“震”，按“雷以动之”，故为《易》之动，即动于《易》，所动者，昔者圣人所作之《易》也。故《说卦传》之“震”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可见，按其文本的逻辑关系，是为《易》成终成始进行奠基。“昔，往也”。（《广雅·释诂一》）、（《广韵·昔韵》）。“昔，古也。”（《集韵·昔韵》）。“昔专为对今之词，则引申之义也”。（王筠句读《说文》）。“据今而称上世谓之昔者也”。（孔颖达疏《说卦传》）可见，“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是指古代“圣人”所做之《易》乃“幽赞于神明”而成蓍之卜筮之用，其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易》“数”。 “数，计也。”（《说文》）“数，计也。，曰其数曰计也。”（《玄应音义》卷三“数知”注）。“数，言之纪也。”（《国语·晋语三》）“数，目物也。”（集韵·语韵》）。“数，辨也。”（朱熹集传《诗·小雅·巧言》）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朱子对《说卦传》之“数”的解释，却颇为牵强，不得要旨，其曰“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以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耦，故两地而为二。数皆由此而起，故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三耦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三一二则为八”。（朱熹：《周易本义》）。是故，“数”乃“昔者圣人”之《易》，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数”，六十四卦之卦名、卦辞与三百八十四爻之爻辞，为“昔者圣人”所作。“倚，依也，从人，奇声”。（《说文》）。“倚，倚依也”。（《玉篇·人部》）。“倚，谓因物而依倚也。”（《玄应音义》卷九“不倚”注。）“倚，因也”。（《广雅·释诂四》）是故，“倚”之于“数”者，乃为“昔者圣人”所作之《易》“数”，即把“昔者”之《易》与天地两参，是“倚”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数”之卦名、卦辞与爻辞。“倚”之于“数”与天地两参而“于”其中“观变”、“发挥”与“和顺”，使《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与天地两参而“倚”于“数”而有《易》之数者，即《说卦传》后文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可见，由“参天两地”而出的“天地定位”之“数往”与“知来”之数即《说卦传》“是故，易逆数也”。通过“观变”、“发挥”、“和顺”,使《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关于逆数之理，见余《易道元贞》。[1]

何以要“观变” 、“发挥”、“和顺”？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方”者。“方其义也”。（《坤·文言》）由上可知，“昔者圣人”所作之《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因其“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为了使《易》成为“典”中之要，故需对“昔者圣人”所作之《易》“观变”、“发挥”、“和顺”。这就是说，成为“典常”之《易》，是经过孔子对“昔者圣人”所作之《易》进行了“观变”、“发挥”与“和顺”，使《易》于道德的层次上进行“义”“理”贯通而相宜，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目的。是故，今之所以“和顺”者，是因“昔者圣人”之“幽赞”而无“理”故“蓍”不相宜，所能“和顺”者，是“昔者圣人”所作之《易》的“道”与“德”。“德者”得也，这些范畴是“参天两地”所得之“数”而为“和顺”所“倚”，“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乃“和顺”于道，，“发挥”于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使“爻”“和顺”于“道德理义”。

《易·观·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  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故“观变”之道由“顺”所成，“中正以观天下”，天道之神，四时而已，故“命”之以“阴阳”。由此可见，通过对《易》之“观变”，不但“和顺”“筮数”于“生生”德，而且使圣人之“神道设教”“和顺”为“道德”之“理义”，使《易》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经典。是故，“观变”、“发挥”、“和顺”是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观变”是由“观”而“变”之，“观”之于“阴阳”因而“变”之为阴阳两爻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观变”于“阴阳”是谓“和顺”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何谓“占”？“极数知来之谓占”。可见，“观其变”者，“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是故，“《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故“观变”之道有三。其一，本体论承诺为时空之阴阳大化而生生不息，此即“观变”于外时空，而把所以变之本体谓之“阴阳”，故“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其二，主体论承诺为昔者圣人之易，对其八卦与三百八十四爻的数理进行观而变之，形成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卦理；其三，观察天下众生之生生之需，以《易》之变而用之。故《系辞传》给出了之所以“观变”之《易》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恒”乃“固德”之本，故谓“恒杂而不厌”与“恒以一德”。是故，由“恒”可知，《易》道博大精深而一以贯之。

  二、《易》及《说卦传》之“发挥”

《说卦传》曰：“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发，  发也，从弓，声。”（《说文》）“发，发矢也”。（《集韵·发韵》）“挥，奋也，从手，军声”。（]《说文》）“挥，震也” 。（《集韵·微韵》）《系辞传》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何谓“旁”者？《系辞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可见，“旁行而不流”乃因其“乐天知命”，亦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何以谓“通”？《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泰·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同人·彖》曰：“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节·彖》：“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系辞传》曰：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通变之谓事。

变通配四时

观其会通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往来不穷谓之通。

变通莫大乎四时。

变而通之以尽利。

推而行之谓之通。

推而行之存乎通。

变通者，趣时者也。

以通神明之德。

交易而通。

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舟楫之利济不通，

以通神明之德。

困，穷而通。

由上可知“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之博大内涵，其在于“旁通”，从而使《易》能够“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而“不过”与“不遗”者，“生生”也，是故，“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易》之“生生”之道有三义。其一，《易》之本体为“生生”，是故以《恒》卦推出天地万物之“生生”，因“生生”而“恒”之，乃本体之和中，是故“恒”者，中也；其为道而恒久不已，为理而“恒以一德”，德者，得也，得于“生生”一以贯之也；其为文乃六十四卦之中，为三十二卦，恒中而中和贯通，《易》之“恒以一德”也。其二，《易》之主体以“生生”为本，主体“恒以一德” 而“生生不息”，是谓《易》道恒久而一以贯之生生之德，主体由此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易》道。其三，《易》之形式为“生生”，即作为《易》经文本，是对“昔者圣人”之《易》的“生生”，“生生之谓易”仍为《易》，是故《易》“生生”而“恒以一德”，《易》道以中和一以贯之，其中和，乃经过“观变”、“发挥”与“和顺”的“恒以一德”，即“将”《易》“顺以性命之理”，以“德行恒易”与“德行恒简”使《易》“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此即“生生之谓易”与“恒以一德”之贯通，使《系辞传》之最后文字概括为：

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德行恒易”与“德行恒简”表明《易》之“恒以一德”，以此“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然此“恒以一德”乃“变化云为” 亦即“变而通之以尽利”，即“以利”对“刚柔杂居”之“变动”亦即“功业见乎变”，“变动”者，“观变”而“见乎变”者也；“以利”者，“发挥”与“和顺”者也。是故，此“变动”与“观变”，与“化而裁之谓之变”、“化而裁之存乎变”与“唯变所适”之“变动”而“恒以一德”。之所以使《易》“恒以一德”，乃因《易》道屡迁，其不能“恒以一德”而“不可为典要”，所以要“唯变所适”。 “唯变”者，“化而裁之谓之变”也。“变”之结果使《易》成为“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之“典常”即“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经典。

   三、《易》及《说卦传》之“和顺”

  《说卦传》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和，相譍也。从口，禾声”。（《说文》）“和，相应也”。（《说文通训定声》）“和，声相应也”。（《广韵·过韵》）“和，谐也”。（《广雅·释诂三》）。“顺，理也，从页从巛。”（《说文》）“顺，本训谓人面文理之顺”。（朱骏声通训定声《说文》）“顺，顺事而无逆”。（李轨注《法言-·问神》“成天下之大顺”）“顺者，不逆有叙也”。（邢昺疏《尔雅·释诂上》“顺，叙也”）是故，“和顺”者，相应于圣人之《易》理，使其顺之于“道德”赋予相宜之理，使《易》有所仪而有所“义”。“义，已之威仪也。从我，羊”。（《说文》）“义者，循理而行宜也”（《淮南子·齐俗》）“道无不理，义也”。（《庄子·缮性》）“义，仪古今字，凡威仪字，古正作义。汉以后叚仪度之仪为之”。（孙治让正义《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仪辨等”郑玄注“故书仪或为义”）“义，宜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义者，宜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吕氏春秋·论威》）“义者，天地万物宜也”。（《尸子·处道》） 

何以谓“和”，《干·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文言》曰： “利者，义之和也。”《系辞传》曰：“履，和而至。履以和行。”何以谓“顺”？《坤·彖》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师·彖》曰：“刚中而应，行险以顺。”《泰·彖》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豫·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萃·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革·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兑·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系辞传》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说卦传》曰：“将以顺性命之理。”

   由上可知，“顺”者，“顺”天地之“生生”之道也。“生”之所以“生生”，本体与主体之中和也。而孔子之所以对《易》进行“和顺”，因孔子生逢春秋，其时诸子学说群起，道术为天下裂。孔子为了化成天下，以传承中国文化为方式，，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了修撰，以其推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文化体系，力图以六经之教使天下化成。孔子晚年于《易》着力尤深，“老而好易”、（《帛书要》）“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终于使《易》“可以无大过”、“于《易》也彬彬也”。（《史记·孔子世家》）“昔者圣人”所作之《易》，其在传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杂乱无章，最终经过孔子“将以顺性命之理”，扬弃了《易》的卜筮性质，形成了成熟的“恒以一德”的哲学性及科学性的思想体系。因为昔者圣人所作之《易》已不能做为“典要”，孔子“唯变所适”，通过“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完成了对《易》的内容和形式之化裁，经过“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思想体系。然而，由于自孔子以后，出于各种误解，人们不理解《易》学的历史进路，不理解孔子何以“观变”、“发挥”与“和顺”《易》的内容和形式，所以不能在一以贯之的理路上推定《易》的思想原理。《易》的思想原理表明，《说卦传》是孔子的易学思想纲领，因此，理解《说卦传》一以贯之于《易》的思想原理，是把握《易》的理论体系的关健。

西学东渐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西化”，尽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使现当代的文化生活在许多方面不可能被西化，但人们最基本的思想方法的已被西化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说西化的思想方法仅仅表现为人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仅仅表现为当代人们的社会实践，应当认为，这无关大碍。可是，当人们不仅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是把西化的思想方法运用于思想的历史创造之中，亦即运用于对思想的思想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是当代思想方法的西化，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使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被西化。而当代之《易》学研究，更是深陷于西化而不能自拔。

 是故，从《易》哲学的自在理路通晓“观变”、“发挥”、“和顺”之道，才能把握《易》的哲学思想理路，走出西化的误区。《易》的哲学思想理路是指形成《易》思想体系的思想原理，“观变”、“发挥”、“和顺”之道表明，其中的逻辑形式和思想原理是由本体论到主体论至价值论“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原理是哲学性的，所能体现的理论价值是科学性的，其理论形式是《易》学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那种形而下的无发贯通的思想理路。所以，推定《易》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自在性工作。

《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司马迁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汉儒认为，《易》的特点是以“象数”为形式的卜筮性质，如贾谊以为《易》之用在“占”，董仲舒以为《易》之用在“数”。可见，上论均未深入《易》道，不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把《易》提高到“群经之首”的位置乃以班固下论为代表：“五者（《诗》、《书》、《礼》、《乐》、《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虽然如此，后儒却不知孔子的易学之道何以一以贯之。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孔子家语·问玉》）

而“洁静精微，《易》教也”之理，乃因“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帛书易》）是故，对《易》之“观变”、“发挥”与“和顺”，就成为孔子“老而好易”、“韦编三绝”之必然。

注释：

本文原为《易道元贞》的一部分，是书出版时因出版社之选题而取舍，故没有收入书中。《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