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科考中因为名字的缘故，不少人的官运因此发生改变。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清朝科考中，因为名字不同，给两个人带来了天壤之别的运势。
清同治七年，科举考试中，江苏考生王国钧，名列前茅，本为殿试一等。却因慈禧太后对他的名字与“亡国君”谐音，大为不满，下旨降为三等。并将王国钧发往安
徽任知县，又被议改任教职，在山阳县任教官二十年，才以才干卓著被选任云南某县令，可怜王国钧却没等到走马上任就去世了。
纵然才华卓越，又能怎样，终究敌不过姓名的影响。王国钧的仕途经历，乃至其死，都与其姓名脱不了干系。
清光绪三十年，直隶人刘春霖参加科考，本来名列进士三甲末等，只因其名"春霖"有春雨之意，再加其姓与“留”谐音，很受慈禧太后青睐。她认为此人名字吉
祥，符合自己恩泽永垂的心境，便下旨将刘春霖拨擢为甲等第一，成为清代最后一名状元。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
据说，慈禧太后还在其70大寿时钦点状元，把一个叫“王寿朋”
的，直接从科考名单中较低的位置前移为状元。只因为他的名字有“我王长寿无朋”之意。
明朝世宗点状元前夜，做梦听见了雷声，醒来后便点一个叫“秦梦雷”的人做状元。
而宋高宗刚定都杭州（古代钱唐、临安）时，就坚决否定了一个叫“钱唐休”的贤士的任命。理由很简单，只因为认为此人的名字充满晦气（从字面上看，“钱唐
休”有“建都钱唐的南宋王朝亡国都罢休”之意）。
以上这些都是因为姓名的读音、或者谐音的吉祥与否，而改变了其仕途命运的事例。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观点：一个真正的好名字，是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的最终结果，绝不是程序化的网络软件所能简单判定的。它首先要结合个人命理的喜忌，确定
姓名用字；其次要五格数理吉祥，三才配置相生；还务必要考虑姓名用字的意义、读音以及谐音等因素。
现实生活中，上述情况也比比皆是。有的人千种努力，万分辛苦却终难成功；而有的人才本平庸，亦不见其有何过人之处，却连交好运，青云直上。莫非冥冥之中，
真有什么力量支配着我们的人生？
稍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某些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名字的关系而中彩，为领导、上司所留意，甚至因此而得到重用？而有的人，却因为名字犯了某些忌讳，错失无
数大好良机。
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名字，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无不大气磅礴，泽世济民；而“小平你好”、“宝宝”等等的称呼则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其的爱戴，这也是与其名
字给人的亲切感分不开的。
古时候有位秦姓官员发出
“自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坟前愧姓秦”的慨叹。试想一想，有哪位君主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任用一位也叫“秦桧”的官员，又有哪位选民会把选票投予这样的候
选人呢？
名字就是这样，它虽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运势。取一个好名字也就成了改变运势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说，命运好的人取一个好名犹如锦上添花；那么，命运差的人取一个好名，就恰似雪中送炭，即便不能有让其飞黄腾达之功效，也总可以让他在人生的旅程中减
少一些曲折磨难。
一般而言，在总格、人格、地格中出现数理15、16、17、18、21、23、31、33、37、41、52的名字，大多事业有成，官运较
好，在政界、仕途都很有发展前途。
但，需要注意的是，姓名在个人命运中毕竟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不能以为只要取个好名字就万事大吉了。
只有把握好八字与姓名中的潜在机遇，为之努力奋斗才能有相应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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