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布莱希特的《易经》(张黎)

 

布莱希特一生十分热爱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法深深吸引了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发”。他的散文集《易经》更是显示了他那广博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这本书虽然在世界各国布莱希特研究界广受瞩目，但对它内容的解读却总是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哲学了解不够，不足以驾驭这本书的内容;二是德国学者违背作者原意，把书名肆意改成了《墨子易经》。我在《布莱希特与<易经>》(见《中华读书报》2013年2月20日)一文里曾经指出，这种改动不仅是“画蛇添足”，更糟糕的是它误导了读者和学术界，仿佛它与中国《易经》毫无关系，仅仅把它理解为作者研究墨子学说的心得体会。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我国德语界熟悉中国古代哲学的同行，应该通过解读这本书的内容，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切不可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地说，布莱希特的《易经》是一部披着中国哲学外衣，以中国古代哲学的行文方式，试图对他那个时代的重大政治、社会、哲学、文艺等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评论的语录式散文，其中几乎涉及到了他当时阅读过的所有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这种语录式散文，在德国称“断片”(Fragment)。19世纪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生写过一万多条这类语录式散文，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主张。布莱希特也很喜欢这种形式，他的《戏剧小工具篇》也是用这种形式写的。由于布莱希特《易经》散文的大部分人物称“墨子”，极易令人想到《墨子·耕柱篇》里那些问答式语录散文，不过，它们绝不像一些德国学者说的那样，是作者“研究墨子学说的心得体会”。本文拟从布莱希特对中国《易经》和孔子学说的接受两个方面，尝试解读布莱希特《易经》这部散文的内容。

“物极必反”的辩证法

读布莱希特的《易经》，突出的印象是书中浸 淫着中国《易经》的辩证法。其中有一些散文，充其量也就是一句语录，但人们从那简洁明快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易经》辩证法的理解和体会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中有一篇语录式散文，翻译成汉语只有二十六个字:“米恩列说:推行民主可能导致推行专制，推行专制可能导致民主”。“米恩列”是布莱希特为列宁取的中国名字。这句话的表达方式，其简奥颇似《易经》和《墨经》，话说得无头无尾，只是个结论。这句话很容易令人想到“物极必反”这句成语所表达的中国式辩证思维。这句语录显然是布莱希特在流亡途中与他的朋友布伦塔诺、科尔施讨论苏联现实中的民主、自由问题时写的。布莱希特历来反对知识分子拜倒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宣传面前，这句话实际上是对“论友”的回答，字面上讲的是“民主”、“专制”，骨子里说的是事物转变的辩证法。这句语录的标题叫《论易》(Uber Wendungen)，读者也可以理解为布莱希特在研读中国《易经》时，提出了关于“易”这个概念的解释。他用自己对“易”的理解，来说明“民主”与“专制”互为依托、相互转化的关系，犹如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些话表面上说的是祸福的互为依存，善恶的互相转化，骨子里却透着事物“转变”的辩证法规律。在布莱希特看来，“民主”和“专制”也像祸福、善恶一样，是互为依存、互相转化的，他劝朋友们脑袋里多点辩证法，切不可只看表面现象，更不可拜倒在资产阶级的宣传面前。布莱希特的《易经》里还有一句语录，翻译成汉语只有十四个字:“墨子教导说:变革发生在死胡同里”。这也是一句结论性的话，这句话在文字上也是极为简奥，极具中国《易经》和《墨经》的风格，同样表达的是“物极必反”的辩证法。“物极必反”这个成语是一个带有中国气魄而又高度概括的辩证法命题，相当于西方哲学“从量变到质变”这样的术语，它表达的是事物在运动中达到某种极限，再从极限走向反面的事物发展规律。事物由动到极，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布莱希特称“极”为“死胡同”(Sack gessen);而由极到反，则是事物的质变过程，布莱希特称“反”为“变革”(Umwaelzungen)。这样看来，“变革发生在死胡同里”这句话，其实就是“物极必反”这个成语的德文翻译。当然是意译，而不是直译。布莱希特十分看重事物运动“由极到反”的过程，因为这是个产生新事物的过程，忽视这个过程谈“易”，等于只谈“变化”，不谈“转化”，只谈“量变”，不谈“质变”，这样不可能理解《易经》的真谛。稍有《易经》知识的人都知道，《易经》的思维里不仅有对立面统一的观念，而且也有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念，它们都是构成《易经》辩证思维的要素。《易经》这种阴阳消长、互相转化的辩证观念，对于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易学专家在阐释这个问题时，经常援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关于鲁昭公被大臣季孙氏取而代之的记载，说明事物地位的转化是必不可免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鲁国的君臣易位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使然。史墨回答赵简子时，说到这里甚至用了“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样的话，可见《易经》辩证转化的思想，对当时人们认识鲁国的政变曾经发挥了哲学论据的作用。《易经》的六十四卦表现了“天人合一”之道，即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易经》在名称上设有六十四卦，实际上是三十二个“组卦”。用孔颖达的话说，就是“二二相耦”。用西方辩证法语言来说，这六十四卦就是三十二个对立面的统一体。具体来说，《易经》里的第一个对立面的统一体是“干”、“坤”二卦;此外例如“泰”和“否”二卦、“损”和“益”二卦等等，从字面上也能看得出来，它们都是成双成对的组合体，即对立面的统一体。每一卦都有六个“位”(自下而上:初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上位)，“位”的意思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空间”，一个“位”表示事物运动中的一种存在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布莱希特《易经》里有一句标题为《空间》的语录，他借墨子的口气说，“空间”就是“物质的存在形态”，这显然是他对《易经》“位”这个概念的理解。六个“位”表示事物的六种存在状态，它们表示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其中“上位”表示事物运动达到了极限、顶峰，濒临质变的边缘，面临转化的危机。例如“干”之极必然转化为“坤”，“泰”之极必然转化为“否”，“损”之极必然转化为“益”，等等，反之亦然。由此可见，《易经》所蕴含的阴阳对立面，是在相反相成的运动中发展变化的，其间蕴含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高度概括在我国古人所说的“物极必反”这句成语中。布莱希特把它翻译成“变革发生在死胡同里”，体现了他对《易经》内在结构和辩证法的理解。布莱希特《易经》里还有一篇短文，标题叫《论个人行为》，这篇短文与《易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的全文是:

金叶写了一本行为教科书，他很少研究个人在目前形势下的行为。他以前的行为教师恰恰都是这样做的。他曾经说过:在我们的时代，个人只是一部分，形势是变化不拘的。人世间再也没有简单的行动。比如说，一个女人为了当母亲，她得采取什么样的计谋，为了不当母亲，她得付出多少努力。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怎么才能知道，他会遭遇什么事情?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弄牛奶吃，她也许不得不参加一场革命。这篇短文开头说的“金叶”，是布莱希特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所谓“行为教科书”，指的就是他正在写作的这本《易经》。他曾经称这本书为“行为学手册”(Buechlein mit Verhaltenslehren)。我们知道，我国易学界公认《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也就是说，我国古人是拿它当作行为指南来用的。布莱希特同样也是要把他的《易经》写成一种“行为指南”，主要是为自己，所以他称之为“行为教科书”。显然，他也希望自己的《易经》能够具有规范和指导人的行为的功能，像中国《易经》一样。布莱希特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他曾被迫流亡国外十几年，他深感自己生活的时代颇似中国先秦诸子生活的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他经常称自己生活的时代为“黑暗时代”(Fing-stere Zeiten 或者 schlechte Zeiten)。他说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乱世，人们很难预料自己的命运，很难为自己的行动作出抉择，他写这本“行为教科书”，就是为自己立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指南和规范。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论个人行为》(Ueber das Verhalten des Einzelnen)这个德文标题，可以有不同的译法:从儒家的观念出发，可以翻译成《论修身》;从《易经》的观念出发，可以翻译成《论个人行为》。两种译法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涉及哪种译法更切合布莱希特原意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观念，“修身”就是提高个人品性，学会为人处世之道，做个道德高、知识多、有本事的“仁者”，即所谓“修己以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者。这样的“修身”如同墨子提出的“四行”(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一样，虽然与国家的治乱兴衰不无关系，但它毕竟是个人品性问题。布莱希特明白表示，他对个人品性并无多大兴趣，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参与变革世界的斗争。这是他那个时代的要求。如此看来，把这篇短文的标题翻译成《论个人行为》，更符合布莱希特的原意。其实，布莱希特一生受墨子批儒思想影响颇深，他对孔子的某些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在翻译这类文字时，须充分考虑布莱希特这一特点。

孔子“正名说”的“西用”

“正名”是中国“名辩”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提出“正名说”的是孔子。他的《论语》在20世纪初期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成德文以后，《子路第十三》中关于“正名”的说法引起了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的关注。克劳斯是个专门从语言批判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人，他敏锐地发现孔子这段话十分投合他的想法，就专门把这段话登载在自己的《火炬》杂志里，以便吸引更多读者。布莱希特读过克劳斯的杂志，也理解了他的用意，因为布莱希特像克劳斯一样，也把批判资本主义当成自己文学活动的主要任务。流亡初期，布莱希特研究过孔子的“春秋笔法”问题，还写了一篇《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的散文，发表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受孔子和孟子关于“杀”、“弑”、“诛”不同用法的启发，他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反法西斯作家，可以运用孔子“正名”的方法，揭露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宣传，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斗争。

“正名”，德文译为“澄清概念”(Richtigstellung der Begriffe）。中文的“名”译成德文为(概念)。布莱希特的《易经》散文里有两篇标题为《概念目录》(Katalogder Begriffe）的短文，都是“正名”的文章，作者运用孔子的“正名”方法，批判性地揭露了法西斯当年鼓吹“血与土”、“生存空间”等口号的险恶用心。他说:德国法西斯之所以宣传“血与土”的口号，是为了让老百姓“从中汲取某种神秘力量”，心甘情愿听从他们摆布;而宣传“生存空间”口号的实质，是宣传“屠杀空间”，宣传德国人有权剥削和杀戮别的民族。这些文章篇幅都很短，凡是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我们知道，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些极端的法西斯分子，曾经借宣传“血与土”神话，鼓吹日耳曼种族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后来成为纳粹政权粮食和农业部长的达雷(Richard Walter Darre)，他的《血与土》一书开了大日耳曼种族主义理论的先河。另一个是居住在罗马尼亚西本彪根(Siebenbuergen)的纳粹文人肯斯特勒(Georg A. Ken-stler），他长期经营一本名为《血与土》的杂志，像达雷一样宣传以纯种的健康德国农民为母本，培育纯粹的大日耳曼优等民族，以备向东方扩张德国领土。“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原本产生自19世纪末期，最初是个政治地理学概念，后来被纳粹地理学家豪斯霍费尔(Karl Ernst Haushoffer)恶意发挥成一个意识形态惯用语。纳粹作家汉斯·格利姆(Hans Grimm)于1926年出版长篇小说《没有空间的民族》，从此“生存空间”这个概念成了向东方侵略扩张的口头禅，而《没有空间的民族》也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成了纳粹文化的代表作。布莱希特在《生存空间》这句语录中说:“胡易(指希特勒)要求给国家以生存空间，亦即随时供国家进行剥削的地盘。墨子称这是屠杀空间。”布莱希特借墨子之口，一语揭穿了事物的本质，还“生存空间”以本来的真实用意。布莱希特这句语录仅仅用了三十五个汉字，意在追求《论语》、《春秋》那样的语言风格，让人从简约的文字中读出丰富的含义。真可谓言简意赅。书中还有两篇，一篇标题为《粉刷匠的名言》，另一篇标题为《秩序与混乱》。“粉刷匠”指的是希特勒。它们说的是纳粹宣传机器竭力鼓吹的“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句“漂亮话”。乍一听以为这是提倡“新时代”的道德，仿佛与“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是同样的意思，要不了多久，人们便意识到，原来是纳粹政权在欺骗诚实的老百姓，让他们放弃个人利益为纳粹政权卖命。这句口号的真实意思是:纳粹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纳粹的利益先于每一个国民的个人利益。我们知道，这句口号最初见于纳粹党1920年2月在慕尼黑制定的25条政纲中的第24条，原意是说纳粹政党“反对犹太人的物质主义精神，坚信德意志民族只有在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基础上，才能从里到外永远保持健康”。二次大战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纳粹谎言的欺骗性，也验证了布莱希特批判的正确性、深刻性。从这些散文的标题可以看出，它们应该写于作者流亡丹麦期间。这些“正名”散文，除了孔子“正名”说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墨子“取实予名”、“举名以实”逻辑思想的影子。

孔夫子的是是非非

大概是在流亡芬兰期间，布莱希特还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叫《教师的成就》，这个“教师”指的是孔子。下面摘录这篇散文开头几句:“孔夫子的故事说明，人类这位成就卓著的教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何其少也。他执意要通过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形态成为永恒的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固然未变，道德却衰落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国家形态并未成为永恒的形态……”这篇散文的主旨说的是，孔子一生辛辛苦苦办教育，培养了大量学生，可谓“成就卓著”，他的目的却是通过办教育，普遍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挽救已经过时的、正在衰亡的国家形态。由于他所鼓吹的是过时的周礼，他的行为对于当时的社会形态是有益的，但与历史发展却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学说和行为是为了维护正在衰落的社会制度。布莱希特怎么会想到对孔子进行批判性的评论呢?我们知道，布莱希特流亡芬兰期间，阅读过美国汉学家卡尔·克劳(Carl Grow)的《孔夫子传》，从中受到启发，草拟了一出九场戏的剧本提纲，同样定名为《孔夫子传》。由于时局动荡，他只写了一场戏，便途经苏联流亡去了美国。这出戏他至死未得机会续写完成。我们从这篇散文和他那九场戏的提纲可以看出，布莱希特试图把它写成一出批评德国改良主义的喜剧，让人们在笑声中告别过时的东西。他把孔夫子描写成一个幼年迷恋“习礼”，成年以后像歌德一样，作为宫廷官吏致力于政事的改革，以缓解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的矛盾的人。出乎意料的是，孔夫子的“仁政”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剥削，后来像歌德一样，他因在宫廷里受到排挤，弃官不做，走上教书授徒之路，企盼通过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挽救“礼坏乐崩”的现实社会。他的努力到处遭到人们的嘲笑，直到晚年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在布莱希特看来，孔子不是把诸多“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归咎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而是归咎于人们对传统道德习俗宣传得不力。他穷其一生宣传传统道德，处处事事身体力行传统道德，结果却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受诸侯欢迎，尽管他的行为和学说对他们是有利的。在通常情况下，布莱希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主要是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汲取“思想启发”，并不对它们进行评论。孔子及其学说是唯一的例外。若追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受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批判儒家思想糟粕的启发，二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思潮的反弹。在他看来，孔子的“重人格修养”与罗莎·卢森堡的“重自我牺牲精神”形成鲜明对照。在当年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严峻形势下，他更赞成卢森堡。根据墨子“断指存腕”思想创作的教育剧《措施》就是证明: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革命者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不过他对孔子学说并不持轻率否定态度，他称孔子的学说是人类童年时期智慧的结晶，曾经引导人类走出蒙昧，他所推崇的那些“礼”，对于规范人类的行为，摆脱野蛮习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逃亡者对话》中甚至称“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孔夫子”。这种对待孔子的态度，显然是从《墨子·公孟篇》里学来的。程繁质问墨子:“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墨子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下面还讲了一则鸟热知高飞、鱼热知深潜的寓言，说明自己对孔子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对孔子学说的评价，明显也是受了《墨子》的启发。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解读布莱希特的《易经》散文，可以发现，他在观察和分析欧洲政治、社会、哲学等问题时，显然是受了中国《易经》、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列子等人学说的启发，甚至还有《尚书》(德文译为《书经》)。这些散文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他研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功力和成就。他的音乐家朋友汉斯·艾斯勒说:布莱希特从中国哲学中为他的文学创作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启发”。此话不假。 (张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