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

　中国古代智慧宝典《周易》一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可称“符号系统”）和六十四卦卦名、卦辞、爻辞（可称“文字系统”）。《易传》（即“十翼”）则是最古老也最有权威的解易著作。

　　在易学西渐的历程中，近代德国的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曾分别从数学和哲学的不同视角探索《易经》尤其是其符号系统的真谛。他们的发现和评论，不论肯定抑或否定，对在中西思想文化比较层面上揭示《易经》思维方式的奥秘，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从而开拓新的研易方向。

　　一 莱布尼茨和《易经》——科学史上一个奇特的问题

　　《周易》最早传入西方始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las Trigault）翻译的拉丁文本， 此后该书相继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但最初使《周易》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仍当推莱布尼茨和白晋讨论《易经》的信。莱布尼茨关于易卦二进制原理的发现，首次昭示了东方古老思想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超时空的贯通一致，难怪西方学者称之为“科学史上一个奇特的问题”。〔1〕

　　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既是一个大哲学家， 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一直设想能以数字为基础去建立一种新的演绎逻辑，使之具有和数学原理一样精确、简便的特点。《论个体性原则》（1663）一文即已提出“事物犹如数字”，只要建立一种基本的人类思想的字母表，并且懂得该字母表的用法，人们就能发现和判断任何事物。在《论组合术》（1666）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建立这种文字，关键在于把所有事物（概念）都简化成字母、符号，通过类似数字的乘法组合过程来进行推理演算。1677年，莱布尼茨又写了《通向一种普遍文字》一文，从哲学上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上述符号逻辑思想。其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数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形式，算术是一种宇宙的静力学，在其中显示出事物的种种动力；

　　第二，在数之中隐藏了最深奥的秘密，这是毕达哥拉斯本人依照一个可靠的来源把它从东方传至希腊的，自那时以来一直为人们所确信；

　　第三，虽然如此，或许还没有人掌握打开这个秘密的合适的钥匙，即我们可以对一切对象指派其确定的特征数字（Characteristicnumber）（指用数字代替字母——引者）；

　　第四，由于所有事物的奇妙的相互联系，使得明确地用公式阐述各个事物的特征数字极为困难，为此，必须创制一种精美的技巧来使确凿的诸关系可以用数字加以表述和固定。〔2〕

       正是在上述思想导引下，莱布尼茨于1679年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二进制算术的阐述》。该文创立的二进制算术为计算机原理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由于上述两个重要发现，莱布尼茨本人亦被尊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之父。

　　大约在1697年10月以后，莱布尼茨开始和当时在清代朝廷工作的法国神父白晋（Jouchim Bovet，1655—1730）通信。 莱氏关于建立普遍文字的思想启发白晋往《周易》象数学方面研究。1701年4月， 莱布尼茨将自己创制的二进制表寄给白晋。同年11月，白晋从北京复信，认为《易》卦的排列与莱氏送给他的数表是若合符节的，并寄给莱布尼茨两个《易》图。莱布尼茨发现其中卦的排列顺序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原理是一致的：六十四卦图象中的两个基本符号阳爻（一）和阴爻（——）对应于二进制算术中的两个基本符号1和0，可以用1和0代替“一”和“——”，使后者完全转译为前者。莱布尼茨后来提到这一发现时指出：“《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蕴藏在六十四卦中的“哲学秘密”“恰恰是二进制算术”，“阴爻‘——’就是0，阳爻‘一’就是1。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的方式”。〔3〕由于周易卦图佐证了他早就发明了的二进制算术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因而促使他两年后将上述论文公开发表于《皇家科学院论文集》。

　　莱布尼茨用数学方法论解说《易经》时得到的这一重大发现自然使他感到惊异，他不无理由由此推测伏羲等人创制八卦并重为六十四卦时是否自觉地运用了二进制算术，《易》卦排列组合顺序与二制算术的排列顺序之间不谋而合，这个事实本身都不仅表明了中国先民令人赞叹的深邃智慧，而且第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易经》符号系统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因而才能对国内外易学研究产生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从另一角度看，莱布尼茨之所以发现《易经》中的二进制原理也并非纯属偶然。前已述及，作为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数学家，他不仅重视以关系推进为基础的演绎逻辑，而且关注以事实推理为基础的归纳逻辑或概率逻辑，并试图把这两种逻辑结合起来，通过设计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科学语言或逻辑上透明的科学语言，最终建立一种能够更精确更敏捷地进行推理的新型逻辑。莱布尼茨在追求这样一种普遍语言（符号语言）的过程中，自然不仅对《易经》符号系统发生兴趣，而且能进一步把它与他自己的符号逻辑构想加以观照，并因此洞悉二者之间的内在相似性，从而为促进东西文明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黑格尔和《易经》——辩证法史上一次重要的中西对话

　　从黑格尔生前出版的几部辩证法专著（《精神现象学》、《大逻辑》、《小逻辑》）里面，我们很难找到黑格尔辩证法可溯源于易经辩证法的任何线索。现在我们考察黑格尔和《易经》的关系，主要依据其《哲学史讲演录》（1816年首次开讲）中的“中国哲学”一节内容，其中简略地对孔子的道德哲学、易经哲学和老子哲学作了评述。在这节的一个注释中，黑格尔引证了他的同时代人温地士曼（Windichmann）所著《哲学在世界史上之进展》第一卷中的一段话：“所有卦与卦之间的一切内部联系，发展为一个整体的循环，关于这一点，孔子说的很明白（在他的‘易系辞’中）”，并且补充说：“里面一点概念也没有”。〔4〕这里从总体上表明了黑格尔对《易经》褒贬参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毫无疑义，黑格尔正确地充分地估价了《易经》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第122页）它构成“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第121页）从这一基本评价出发，黑格尔进一步指明《易经》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的思想特征：

　　第一，《易经》哲学是人类哲学起源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原始的符号哲学或象征哲学。在《易经》的起源问题上，黑格尔引述了关于伏羲发现《河图》、《洛书》的传说，但认为“完全是神话的、虚构的、无意义的”（第120页）。从黑格尔说《河图》、 《洛书》系由一些上下排列的平行直线组成，而根本没有提到是由白点和黑点图画的，可以推论，黑格尔可能并没有见到《河图》、《洛书》本身，而误认为它们就是指八卦图形。然而，不论伏羲是否发现或所发现的是否系河、洛或八卦，对黑格尔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易经》符号系统（八卦图表）是在先的，“易经就是这些基本符号的发挥”，即从多方面对它的符号所作的“说明和注释”。（第121 页）文王的卦爻注释和孔子的整理说明都是后来的事情。

　　黑格尔指出，八卦中包含的上下排列的平行直线“是一种符号”，但它们不是空洞的无内容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第120 页）八卦符号的具体涵义因其组合的方式而不同。例如，两仪（一）和（—）分别表示完善、父亲、男性、一元、肯定及不完善、母亲、女性、二元、否定。两仪相叠产生四象：即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它们分别表示完善的不完善的物质。如果把阴阳爻三个一叠地组合起来，便得到八卦的图象：干（天）、兑（泽）、离（火）、震（雷）、巽（风）、坎（水）、艮（山）、坤（地）。如果把上面八个单卦重合，也就是把阴阳爻六个一组地叠合，就能得出六十四卦图象，其中每卦的涵义各依其上下卦综合而定，因而也更复杂。

　　黑格尔还指出，数并不是表达和把握思想的合适工具。“谁把思想掩蔽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精神不需要这样的象征，它有语言作为它的表现工具”（第87页）。然而，伏羲八卦哲学并不同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论。因为“中国人对于他们的符号也还是加了解释的，因而也还是把它们所象征的意义说明白了的”。（第88页）八卦符号的象征性意义，表明“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第120页）只不过它是人类哲学思维的最初成果罢了。

　第二，《易经》突出地表明“在中国人那里存在着最深邃的、最普遍的东西与极其外在、完全偶然的东西之间的对比。（第122页）。

　　黑格尔称《易经》为“论原则的书”。意指易卦中两个基本符号阳爻—和阴爻——“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即起源、本源和基础。由阴——和阳—推演而成的《易经》符号系统，既是中国人文字的基础，也是中国人一切智慧、学问的源头。《易经》符号系统中最深邃而最普遍的东西就是以阴爻和阳爻相结合的种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万物变化思想。老子的“道”（理性）的成立就是由于这两个原则的结合。 （参见第126页）由此不难看出， 黑格尔关于《易经》即原则之书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即变易之书，这两种提法在主导思想上其实是不矛盾的，二者都以阴阳爻的排列组合变化为枢纽，其区别仅在于前者言及哲理，后者言及数理。

　　黑格尔不仅指出了《周易》一书中《易经》符号系统的在先性，而且指出了《易经》符号系统的整体性和有序性。《易经》符号系统（包括八卦、六十四卦等）均以阴爻——和阳爻—的变化为契机，由它们不同位形配列而产生出八卦图象和六十四卦图象。黑格尔认为《易》卦的这些变化是井然有序的，“所有卦与卦之间的一切内部联系，发展为一个整体的循环”。（第122页）八卦首尾自相环绕， 六十四卦错落有致，构成一个生化不已的有机的符号体系。

　　正因为如此，《易经》符号系统的“这些图形是思辩的基础，但同时又被用来作卜筮”，思辩和卜筮兼而有之，“所以那最外在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便有了直接的结全”。（第122 页）上述“对比说”或“结合说”实际上触及到古代《周易》研究中长期双峰对峙的义理和象数两大传统，这可以说是黑格尔易学观中最可深玩之处。黑格尔关于符号与意义、卦象与物象之间的象征关系的论述，表明他其实发现了中国易学中那种天人合一的本质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却无法正确地深入地理解这一特征。

　　黑格尔分析了八个单卦的构成及其取象含义后，认为八卦图形虽然被赋予意义，但其意义是极为抽象的。“从对八卦的解释里表示出一种对自然物加以分类的努力，但这种分类的方式是不适合于我们的”，（第123页）因为它把天、泽、火、雷、风、水、山、 地这些不同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然而，这不过是黑格尔对《易经》分类法的一种误解。实际上，《易经》八卦符号早已超过出八种自然物的范围，而成为构成自然界乃至浩瀚宇宙的八种元素或力量，因此才衍生出由它们所表征的广泛的物象。黑格尔提到的八卦取象含义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分类法恰恰是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字母表的演绎基础。《易经》八卦分类取象同样是《易经》预测应用的信息基础。黑格尔不理解这一点，就武断地得出八卦“是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的错误结论。（第122 页）这是和他关于《易经》符号系统的深邃思想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对《易经》辩证哲学的总体肯定评述中竟然包含如此粗浅乃至谬误的看法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一个原因是由于资料缺乏和当时传教士的易经翻译不准确。更重要的则是由于黑格尔本人漠视了数学和哲学“同是一个思维”，数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他认为莱布尼茨的符号逻辑思想，混淆了计算和推理、数学和哲学的区别。诚然，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思想的复杂和精深决不是单纯的数学的形式的方法所能真正把握和完全穷尽的，他也并非没有洞察到莱布尼茨构想中关于概念、推理、思维符号化、形式化的新因素，但却把这看作是无概念的即不合辩证法的无意义的，而简单予以否定。〔5〕黑格尔对《易经》符号系统的理解也是基于同样的态度。 因而使他未能从《易经》符号系统的整体有序性出发，深入探询《易经》精湛象学体系的内涵价值。

　　如果把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易学研究作一比较，那么，可以看到，他们均只注意了《易经》的形式方面（符号系统），而未接触或未深究其内容方面（文字系统）。莱布尼茨大概没有研读过《周易》卦爻辞，只专注于《易》六十四卦方位图的排列组合，并用自己头脑中萦回已久的新逻辑构想加以对照，因而发现了《易》卦中的二进制原理。黑格尔辩证的整体观使他不仅注意到易卦形式系统的贯通一气，而且能够对《周易》哲学中的深邃思想进行宏观的描述，这是黑格尔易学观的主导方面。就此而言，黑格尔对《易经》的哲学研究与莱布尼茨对《易经》的数理研究乃殊途同归。它们都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肯定的结论，对理解《易经》思维方式的综合性特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黑格尔对建立在《易经》符号系统基础上的全部卦爻辞所象征的物象与意象缺乏根本的了解，因而他和莱布尼茨一样都对易经的卦象所表示的自然界、社会和人事的哲理与事理茫然无知。这一事实恰恰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别：尽管二者在本质上都是辩证的，但却采取了不同的表达形式，比如说，西方人较侧重于逻辑的论证，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直观的领悟。

　　三 《易经》符号系统——思维史上的期芬克斯之谜

　　《周易》哲学既包含象数也蕴含义理，这一点迄今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不等于说《易经》象数是《易经》符号系统，义理是其文字系统。实际上，《易经》符号系统中既有象数，既卦画的排列、组合、奇偶、次序等所表示的卦象变化和随之而出现的数的变化，也含义理即卦画的阴阳爻的位次、消长变化所隐示的天地（自然界）和人（社会）的事理变化。《易经》的文字系统（卦名、卦辞、爻辞）是对其符号系统（六十四卦之卦象）的最早标示。全部《易经》就是由上述符号系统和文学系统构成的统一整体，其所蕴含的数理和哲理也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把握《易经》综合思维方式的一个契机。

　　第一，《易经》符号系统中蕴涵着的数理是多方面的，莱布尼茨早已发现，所有的易卦都是按照二进制算术规则排列的，只是卜卦由下爻（初爻）往上推，进二制算术则由卦的上爻往下推。当代中国学者还发现，不论《易》方位图中的方阵或圆阵，易卦至少有四种排列方式，并且都符合二进制算术的要求。若将伏羲八卦作为一菱形的排列，则它与数学的二项式定理也是一致的，吻合平衡、对称及循环的规律。从《易经》符号系统的构成看，八经卦和六十四重卦源出于将阴（——）和阳（—）二爻作三次排列和六次排列的可能性，其可能的排列数分别为2[3]=8和2[6]=64。上述两种卦数的形成均遵循归纳逻辑的或然律。 此外，易卦与余数学、数字周期学、六维布尔向量均有联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足以表明神奇的《易经》符号系统是一部缜密的“宇宙代数学”，或一部符号化的数学哲学。

　第二，《易经》符号系统以卦象形式直观地透露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卦排列组合中渗透着相互联系、变化和转化的机理。易卦之间相互联系的几种方式是：倒象之卦，即一个六画卦颠倒来看所形成的新卦，如否的倒像为泰之类；反对之卦，即阴阳爻相反之卦，如乾卦纯阳，坤卦纯阴之类；以及卦变，即一卦变为六十四卦。这表明《易经》符号系统既是静态的（交易），又是动态的（变易），卦爻的位次排列也是如此。它通过阴（——）阳（—）二爻的不同组合，由1—6爻循序发展、周流六虚的变化，展示了阴阳的运动与变化。爻象的变化过程昭示了阴（——）阳（—）两种力量之间由不显露的变化到显露的根本的变化，即由数的变化到质的变化。易卦的辩证逻辑即是以变为枢纽，唯变所适，并由此造成了一个首尾自相环绕、井然有序、足资赏观的符号系统。它表明华夏先民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自然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自然现象的变化是有一定秩序、规律的。《易经》符号系统中的这些潜在辩证法思想通过其文字系统的语言概括而成为显明的呼之即出的。如否泰二卦卦名就明确指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则以爻辞的形式揭示了卦爻象的辩证思维推移进程，等等。“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易经》作者对《易经》符号系统的这一透辟入里的理解和概括，确实提纲契领地抓住了整个易卦系统的关键，一语道破了全部易卦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的构架及其动力之所在。

　　第三，《易经》符号系统和现代结构主义符号学也有密切的联系。《易》卦符号不象计算机符号语言那样是平面的线性的，而是立体的多向的。在“《易》道以阴阳”（《庄子》）总原则制约下，易卦符号既通过卦画的奇偶表示了数的变化，又通过卦画的阴阳区分表示了自然、社会的哲理或事理，因而它具有计算机语言符号所没有的特定内涵。同时，《易经》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结构”，即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它完全符合结构所必须满足的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易卦符号的意义即视其在符号系统中的结构关系而定。是为《易》象。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说，《周易》转译《易经》符号系统所得之象计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像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共七大类，每一类又衍化出无数殊异的个象。凡此种种，说明《易经》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半语言化的符号或潜语言、准语言符号。《易经》符号系统乃是人类思维史上弥足珍视的一个独特的原始思维体系。

     概言之，《易经》符号系统通过太极化生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方位、次序、排列、组合，通过千变万化、几近于神的卦爻推理关系，既展示了自然界散则万殊、合则归一的生生不息过程，又透示了其作者把握世界的变化与发展的独具匠心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它保存了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和辩证思维方式，同时也蕴含着某些现代科学的形式推理因素，并孕育着辩证的形式推理或形式化的辩证推理的胚芽。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整体思维和层次思维皆以时空合一的方式天然融贯于其中。《易经》堪称是一个储存着无穷能量的思维幅射源。如果不猜想《易经》是记录天外来客所遗留下的科学知识的形式推理书〔6〕， 那就只能象黑格尔一样认为，开端（这里是人类思维的胚芽）即包含着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全部可能性。

　　《易经》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综合性。《易经》符号系统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巨大的综合性信息库。自从莱布尼茨发现《易经》和二进制的关系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易学”研究已从传统的象数解释和义理扩展，转向寻找易道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实践的思维启发。沿此开发应用方向，一方面深入研究《易经》与科学的关系，使现代科学从《易经》中的科学思维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从现代科学的视野去审视包括《易经》预测在内的易道应用学科，均旨在揭开《易经》符号系统之谜。

　　《易经》的应用价值是建立在它隐含现代自然科学原理基础之上的。黑格尔之所以看不到《易经》象学体系的应用价值，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和接受形式化的辩证思维，就象他不能理解和接受莱布尼茨的“普遍算术”一样。历史已经表明，莱布尼茨“普遍算术”中的谬误相对于其真理而言是不足为道的。通过对《易经》原理及其预测功能的探索和研究，并把它同现代科学预测决策方法加以比较，发掘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还是揭破思维史上这一斯芬克斯之谜的必由途径。　　作者简介：何建南 南昌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

　　〔1〕（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5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2〕参见《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3〕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 转引自《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22页注，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以下凡引比书，仅注页码。

　　〔5〕参见拙作：《黑格尔的数学哲学思想述评》， 载《外国哲学》第七辑第217—21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参见陈传康：“《易经》与全息信息学”， “《周易与现代化》第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