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自然文化的范畴。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师法自然、法地则天、推天道而明人事、尊天道以正人伦。而天地自然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谐。所谓“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汜论训》)“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董仲舒: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周易外传·说卦》)“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 因此，崇尚和谐、追求和谐，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以及中国建筑的核心理念。和谐是指阴阳之和，其内容主要包括“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与“身心之和”。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与设计中，崇尚与追求和谐的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如下几种方式来加以表达的，即：方位（自然方位和文化方位），形象（方圆、凸凹、高低、大小等），色彩（五行色等），数字（奇数与偶数、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数、天地生成数等），文字（宫殿、宫门的命名）。这在明清北京紫禁城（今称北京故宫）的建筑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离开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读懂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这部立体的史书。

1.阴阳之和与内廷建筑布局

在明初北京紫禁城的建筑中，乾清宫和坤宁宫是位于内廷中轴线上的两座主要建筑。干为纯阳，坤为纯阴。干为大，阴为小。在地图方位上，是南为下、北为上。坤宁宫位于乾清宫以北，干下、坤上谓之泰卦。乾清宫和坤宁宫两座建筑，构成了所谓小往大来之交泰布局。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和”的关键，在于夫妻之和。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中宫或正宫，乾清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两座建筑所构成的泰卦格局，象征着国家第一家庭的夫妻之和。后来，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增建的交泰殿，实属蛇足之举。在内廷建筑中，象征十二地支的东六宫、西六宫，与象征十天干的干东五所、干西五所（均为皇子住所，干西五所在乾隆年间有所改动）之间，所表达的阴阳之和，象征着母子之和。当然，宫城建筑上的和谐布局只是表达出人们的某种良好愿望罢了，它同一个朝代的兴衰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其中的文化内涵。

2.内和外安的宫城建筑命名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贵族掌权的元朝和清朝，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即所谓马背上得天下的。但是，依靠武力，只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元朝和清朝治理天下，所依靠的都是以倡导和谐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以武力得天下的清朝皇帝，为了其政权稳固，采用了以崇尚与追求和谐为最高境界的易学文化作为其治理天下的理论依据。

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前朝三大殿以及相关的宫门和城门命名，作了较大的改动。前朝三大殿的命名有一个历史的沿革过程。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时候，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依次将北京紫禁城内的三大殿命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清顺治三年（1646年），将“皇极殿”南面的“皇极门”改称“太和门”，将通向“文华殿”的“会极门”改为“协和门”，将通向“武英殿”的“归极门”改为“雍和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为避雍正皇帝的名讳又将“雍和门”改为“熙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太和门”，象征君臣之和。“协和门”与“熙和门”，象征文武之和即将相之和。顺治八年（1651年），遂将“承天门”改为“天安门”。顺治九年（1652年），将“北安门”改为“地安门”。这样一来，紫禁城内有“六和”，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太和门”、“协和门”、“熙和门”；皇城有“六安”，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它们合起来，象征“内和而外安”、“六六大顺”。清代对北京宫城建筑的命名改动之后，其渴望社会和谐、江山永固、内和外安、万事顺利的政治理念已跃然纸上。
 
3.太和殿与太庙改制的原因

明代北京紫禁城内，皇极殿的建筑形制是九开间进深五间，以示九五之尊。清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太和殿,并将其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此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太和殿，至今仍保持其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的建筑形制。

为什么要将九开间改为十一开间呢？

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中国建筑的易学文化内涵来看，将其形制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要比原来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所蕴含的思想境界更高。这件事，与清顺治二年将“皇极殿”改称“太和殿”有关。何谓“太和”？王夫之注曰：“太和，和之至也。”太和（Supreme Harmony），是指最高境界、最大程度的阴阳之和。将太和殿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之后，其内部共计五十五间。“五十五”，乃易学中的大衍之数。《周易·系辞传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数应为‘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乃古代筮法之所需，引者注）

在十个自然数中，中国古人将“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奇数称作“天数”或“阳数”，其总和为“二十五”；将“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称作“地数”或“阴数”，其总和为“三十”。“一、二、三、四、五”为“五行之生数”，“二、四、六、八、十”为“五行之成数”。大衍之数，乃天地阴阳数的总和、五行生成数的总和，即最大的阴阳之和。采用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作为“太和”的数字象征，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坐北面南之太庙，乃皇家之祖庙，其建筑形制也应享有最高的规格。因此，清朝在改变前朝三大殿之首的名称和建筑形制之后，遂将其太庙前殿的建筑形制由原来的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六间。其内部结构采用减柱法，由六十八根金丝楠木立柱支撑，共计六十六间，含“六八之数”与“六六之数”。其正门中间的御路石雕上，底层为四对龙马相向图案，中层为双狮滚绣球图案，上层为左升龙、右降龙的双龙云朵图案，三层石雕中的吉祥动物数量皆用因数。其正门丹陛御路上的台阶数，上层用五，以示祖根，所谓“河图、洛书，五皆居中，则五者数之祖也。”（来知德）；中层用六，底层用八，含“六八之数”。与此同时，又将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太庙中殿（寝殿）与后殿（祧庙），改为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共计三十六间，含“六六之数”。在易学中，六、八均为阴数，六为阴之变数，八为阴之正数。太庙是祭祀皇家帝、后之场所，与皇家陵墓中的享殿相当，属于阴宅，故而采用“六、八”之阴数。此外，与天坛相对之地坛，属阴。从乾隆年间起，地坛上层坛面之墁地石板数，中 央用“六六之数”，四周用“八八之数”，其理相通。
 
4.阴阳方位系统与宫廷建筑

明清北京城的建筑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中国古老的风水学说，是易学哲学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地理环境理论和环境心理学理论。就其主流而言，风水学说的内容大体分为两个层次：在实用的层次上，其中蕴含着前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与建筑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在理念的层次上，其中大量吸取了易学哲学的观念和理论。《周易·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风水理论对建筑的方位格外重视，因而又称作“方位理论”(theory of orientations)。

当君主面南而治的时候，就天体的视运动而言，是太阳从左边即东方升起，太阴（月亮）从右边即西方升起。因而，在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是以左为上、以左为贵、以左为前、左阳右阴、左雄右雌；与此相反，在战乱时期，则是以右为上、以右为贵、以右为前，阴阳倒置。前者是一种喜庆吉祥的气氛，后者是一种凶杀不祥或办丧事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军营中，和平时期是上将军居左、偏将军居右，战争时期是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周易·师》卦六四：“师左次，无咎。”在这里，是左为后，“师左次”是向后撤退的意思。《老子·三十一章》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中原一带，至今还有“喜事尚尊，丧事尚亲”的民俗传统。在和平时期或办喜事之时，左为上位、为客位；办丧事之时，则是不论长幼尊卑，只看人们与死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之远近了。因此，中国古代，文武大臣上朝的位置，大都是左文右武或文东武西。在皇宫和京城的建筑规划方面，也是如此。文崇仁，武尚义。中国建筑的命名，往往是阴阳相合、左右对应的。文与武相对应，仁与义相对应，天与地相对应，日与月相对应，春与秋相对应，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如此等等。诸如，太和门前左侧为文华殿，右侧为武英殿；文华殿前的两座配殿，左曰“本仁殿”，又曰“集义殿”；太和殿东庑为“体仁阁”（明代为“文楼”、“文昭阁”），西庑为“弘义阁”（明代为“武楼”、“武成阁”）；乾清宫前的二侧门，东侧门曰“日精门”，西门曰“月华门”；乾清宫前二侧门外，东侧门曰“崇仁门”，西门曰“遵义门”；中正殿前面，左偏殿曰“春仁”，右偏殿曰“秋义”。在御花园中，位于东侧的是建筑平面呈凸字形的绛雪轩，位于西侧是建筑平面呈凹字的养性斋，凸为阳、凹为阴，左阳而右阴；又“万春亭”居左，“千秋亭”居右，以象四时。其它如，在皇城外面，位于棋盘街东、西两侧的牌楼，左为“敷文”、右为“振武”。在东四牌楼中，左为“履仁”，右为“行义”；在西四牌楼中，左为“行仁”，右为“履义”。在内城正阳门两侧，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在建筑装饰方面，宫门前面的石狮子、青铜狮子或鎏金铜狮子，也一定是左雄右雌（爪下有绣球者为雄狮，爪下有幼狮者为雌狮）、阴阳有序而不能阴阳错位；在楹联和对头儿乃至书画作品中，则是以房屋、大门和书画作品自身的坐向为基准，由左而右，左上右下，左前右后。

上述规划与设计的文化内涵，实乃尊天道、顺天道，以求“天人之和”之谓也。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干·文言传》）
 
5.东华门门钉之谜的易学解

明、清北京紫禁城，在东、南、西、北四正方位，设有四座城门。其中，南面的午门、西面的西华门、北面的玄武门（清代为避康熙皇帝之名讳“玄烨”而改称“神武门”），这三座城门的中门和旁门的每一扇大门上，均设有九路门钉即九行九列共八十一颗门钉。而东面的东华门却是个例外，东华门中门和旁门的每一扇大门上，均为八行九列共七十二颗门钉。留意此事的人，无不为之纳闷。久而久之，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难以解释的“北京东华门门钉之谜”。其实，位于午门东、西两侧的两个掖门，也是八路门钉。不过，这两处八路门钉的文化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风水问题，后者是等级问题。

以往，关于“北京东华门门钉之谜”有过两种最流行的说法。即所谓“罪门说”与“鬼门说”。前者认为，“东华门门钉原来也是81枚。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引者注）仓惶逃出东华门，到煤山(今景山)自缢，清初重修东华门时，将门钉减去一行责其未能挡驾之罪。”后者认为，“东华门的门钉为偶数72枚，可能与封建迷信有关。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人生属阳，人死属阴。因为清代几个皇帝，顺治、嘉庆、道光等，死后都是出东华门送殡，进东华门迎灵的，因而门钉用阴数，以象征‘鬼门’。”笔者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考察，已表明上述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详见[16])
实际上，北京东华门门钉的八九之数这一特殊数目，并不是什么“罪门”的象征，更不是什么“鬼门”的象征，而是吉祥和谐的象征。现将其中之奥秘简述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吉，反之为凶。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说，是关于生活环境的学问。人的生活环境，有自然环境（包括天然自然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之分。风水学说中所说的“吉宅”和“凶宅”的判别，也包括这三方面的环境因素。以上三种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各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最直接、最根本的，是自然环境。真正的凶宅（又叫做使人生病的建筑），主要就来自对人体有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社会秩序、公共设施、邻里关系、建筑形制、建筑法规等），对人的生活质量和行为心理，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约束作用。而文化环境中则蕴含着较多的心理暗示因素，诸如：易学中的象数义理，及其相应的文化方位和文化象征等。其作用，以人的心理状况为转移，它可以产生正面的效应，也可以产生负面的效应。选择和营造出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乃是风水学说的主旨。

“北京东华门门钉之谜”，所涉及的主要是人文环境问题。紫禁城属于阳宅，即为活人居住之所。根据《阳宅三要》，决定阳宅文化环境之吉凶的要素有三，即门、主、灶。门，即院墙之大门，为出入必由之地；主，即高大的主房，为起居活动之所；灶，即灶房，为烹制饮食之地方。阳宅先看大门次看主房，按照五行方位，只要门主相生，即以吉断，相克即以凶断。又据《古营造赋》:“生出克入则凶，生入克出则吉。生克论乎其方，吉凶随乎其宅。”就是说，院墙之大门与屋脊高大之主房之间的生克关系，是决定阳宅吉凶的关键。而门、主的方位朝向，又是判定其生克关系的关键。归根结底，决定阳宅吉凶之关键的关键，在于门、主的方位。这一理论，既适用于民居，也适用于皇宫。北京紫禁城属于阳宅，紫禁城就是它的院墙，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就是其院墙之大门。紫禁城的建筑，是对多种方位系统的综合应用。其中，与东华门门钉之谜的关系最密切的建筑文化单元，计有正五行方位系统、文化阴阳方位系统、十天干方位系统与河图象数方位系统。紫禁城的建筑，在大格局上用的是正五行方位系统，即位于东方之东华门属木，位于南方之午门属火，位于西方之西华门属金，位于北方之玄武门属水，位于正中方位之三大殿属土。按照五行之生克关系，在南北中轴线上，从南向北数，是火生土、土克水，即外生内、内克外，生入克出，属于吉宅；在东西中轴线上，从东向西数，则是木克土、土生金，即外克内、内生外，生出克入，属于凶宅。这里，在决定吉宅的因素中，“生入”即门生主、火生土是关键；在决定凶宅的因素中，“克入”即门克主、木克土是根本。因而，形成凶宅的根源，就在于位居东方的东华门。在中国的建筑中，连民居都要追求一个和谐吉祥的气氛即所谓吉宅，而忌讳凶宅，更不要说皇宫了。把皇宫建成凶宅，是要犯死罪的。然而，由于皇家既要居中而处，又要在其院墙上四面开设大门以象征其中央之地位，这样就在建筑设计上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中国古代的建筑工匠，是怎样解决的呢？他们基于崇尚和谐、趋吉避凶的易学原则，以及整体思维的易学方法，采取了如下两项措施。

其一，是逢凶化吉，以避凶。也就是说，要设法避免东华门门克主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呢？有。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中国古代的建筑工匠，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巧妙地运用了十天干方位系统、文化阴阳方位系统，以及河图象数方位系统。

十天干方位系统与正五行方位系统相配，有所谓: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其中，天干、五行，又各分阴阳，即:
 
甲木属阳木，如森林之木；乙木属阴木，如花草之木；
丙火属阳火，如盛大之火；丁火属阴火，如灯盏之火；
戊土属阳土，如大地之土；己土属阴土，如庭院之土；
庚金属阳金，如斧钺之金；辛金属阴金，如首饰之金；
壬水属阳水，如江河之水；癸水属阴水，如杯盘之水。
 
这里所谓的阴、阳，在量上有一个大小强弱的区别。墨子说过:“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墨子·经下》）就是说，五行之间也不是经常能够制胜的，以多胜少、以强胜弱罢了。孙武也说过:“五行无常胜”（《孙子兵法·虚实篇》）。在这里，五行之间相胜（即相克）与否，有一个量的大小问题。比如，水能克火，然而，阴水则未必能克阳火，所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木能克土，然而，阴木则不能克阳土！这样，出路就在于将东华门所属之东方木，设计为阴木，而避免出现阳木。

那么，如何区分东华门之阴木与阳木呢？聪明的古代建筑工匠，巧妙地运用了易学象数，即用每一扇城门上的门钉数目之“偶数”与“奇数”来区分其阴、阳。就东华门来说，九路门钉即九行九列共八十一颗门钉为阳数，表示阳木或甲木，此木能克土，象征门克主，有凶宅之相，断不可采用。而采用八九之数即八行九列共七十二颗门钉为阴数，表示阴木或乙木，此木不克土，无门克主凶宅之虑。因此，在北京紫禁城的四座城门中，唯有位于东方之东华门的门钉不能用阳数，而只能用阴数。

东华门的门钉数，为什么非用八行九列共七十二这个阴数，而不用其它的阴数呢？这个问题可作如下几方面的理解:八行九列中的“九”，与前面所说的礼制等级有关，是最高等级的象征。它向人们表明:东华门每一扇城门上的门钉总数，虽然降低为阴数，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其皇家至尊地位之礼数。八行九列中的“八”，则与河图之象数相吻合。按照河图象数的方位系统:一六北方水；三八东方木；二七南方火；四九西方金；五十中央土。其中，位居东方之天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是: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就是说，与“东方木”相应的“地数”或“阴数”，正好是“八”！这样，以尊卑之制而论，门钉的列数采用了至尊的老阳之数“九”；以河图象数而论，门钉的行数采用了东方木行之成数“八”。同时，东方木行之成数“八”，又正好是阴数。八九之总数为七十二，避阳取阴，以象“阴木”。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最后就由于对河图象数的巧妙运用而被化解了。这种处理方法，一举化解了可能出现的凶宅之相，并在人文环境和建筑心理上，营造出一种和谐吉祥的气氛。

此外，东华门门钉所采取的八九之数，无论是从门钉的结构功能上说，还是从门钉的美学功能上说，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并无什么妨碍。以至于一般人若不特别留心，就很难发现其每扇门上都少了一行门钉。

其二，是固本扬和，以趋吉。为了烘托皇宫阳宅之吉祥气氛，在化解紫禁城东西中轴线上“木克土”这一凶宅之相的同时，又采取了强化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火生土”这一吉宅之相的如下措施:一个是，将中央主房即外朝三大殿建于“基崇二丈”之象征“阳土”的高台之上。古人云:“台高多阳”（《吕氏春秋·孟春纪》）。“三”，乃象征天、地、人三极之道的阳数。故而，建三大殿于“三”层高的、“土”字形玉石台基(又称“三台”)之上，以象征“阳土”或“戊土”。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对建筑色彩的巧妙运用，以强化“火生土”这一吉祥气氛。从正五行的色彩方位系统来说，南方“火”行为红色，中央“土”行为黄色。因而，将紫禁城以南北中轴线上的宫殿、宫门为主的绝大部分建筑，处理成红、黄二色，即红色的宫墙、宫门，上面覆以黄色琉璃瓦的色彩基调。这样，将中央主殿建于“土”字形的“三台”之上，“阴木”就绝无克“阳土”之力了。

当年，笔者解读了所谓“东华门门钉之谜”之后，感到兴奋至极。此前，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门钉问题，竟然与紫禁城的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乃至与其主体建筑色彩基调的选择之间，会有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这种大而不俗、多而不乱、外表华丽、内涵丰富、功能各异而又如此和谐的整体建筑理念，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6.灵活而多变化的建筑语言

中国古建筑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其灵活多变的建筑语言相得益彰。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的传统建筑，大都可以看作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单元。只要把握了它们之间在文化上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建筑物。比如，有“天坛”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地坛”；有“日坛”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月坛”；有“日精门”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月华门”；有象征“十天干”的“干东五所”和“干西五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象征“十二地支”的坤“东六宫”和坤“西六宫”，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建筑工匠在北京紫禁城的建筑设计中，所运用的表达中国易学文化的建筑语言，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灵活多变。其中，有的是那样的纯朴坦荡，有的又是那样的奇妙含蓄。然而，它们在文化内涵上又都是那样的合理与和谐。

就数字象征而言，同一种对应的文化单元，可以用不同的建筑语言来表达。例如，在北京紫禁城中，对于同一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天地生成数，御花园的“天一门”和“天一门”内钦安殿前的“六龙石雕”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同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的表达方式就大不相同。文渊阁是明二暗三的三层歇山式建筑，上层内部打通象征“天一”，面阔六间象征“地六”。同一种建筑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易学文化单元。例如，同样的一个“六龙石雕”，在钦安殿前所表达的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六”，而在坤宁宫后面所表达的则是“用六永贞”之“六”。《周易·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坤宁宫是内廷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宫殿。在易学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乾卦“用九”、坤卦“用六”的哲学内涵，都是指刚柔适中、不走极端。坤宁宫后身的这块“六龙石雕”，在建筑布局上，象征着紫禁城内即大内中轴线上主要宫殿的终点。在伦理关系上，则有如下更为深层的寓意，即：作为后宫之主的皇后，应当始终如一地永远坚守正道、翊坤承干、用柔适中、以身作则、母仪天下。

就色彩象征而言，紫禁城的主体建筑，大都是红墙黄琉璃瓦。而文渊阁则是黑琉璃瓦绿剪边。猛然一看，在一片金碧辉煌的屋顶中间，出现一座黑色屋顶的建筑，似乎很不协调。但是，文渊阁是皇家的藏书楼，是清代贮藏四库全书的地方，藏书楼最重要的是防火。这样一来，采用水行色即黑色的屋顶来表达防火之理念，并提醒人们树立防火的安全意识，就是很自然、很和谐的了。所以，中国建筑，在形式和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从空间分割、建筑造型到色彩应用，并非以表面上的视觉美感为依据的，而主要是以文化上的内在关联、功能上的实际需要，以及尊卑分明、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为依据的。在这里，外在的视觉美感是结果，内在的文化和谐是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在中国建筑中的妙用，还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工匠灵活运用易学文化的智慧。科学技术无国界，而精神文化是多元的。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建立起对包括中国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至关重要。建筑的式样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崇尚和追求和谐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例如，在自然方位和文化方位上，主张左阳右阴、左上右下、左前右后的传统，是一种尊天道和顺天道的和平、吉祥、喜庆的文化象征。否则，将与此背道而驰。在这些问题上，不可盲目地讲究什么都要“与国际接轨”。然而，现在国内许多建筑甚至是北京古建筑的对联、门额，乃至书画作品的题字、落款等，也都在“与国际接轨”的时尚中，上下移位、阴阳倒置了。没有特点，就没有价值。当我们把自己的特点都丢掉之后，也就一钱不值了。

中国传统建筑，不仅有其独特的结构与造型，而且有其崇高的建筑境界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梁思成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郑孝燮先生同样语重心长地说过：“我们不能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我们今天的文明，不是海市蜃楼，她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毁掉了文化遗迹，我们就看不清前行的基石。”罗哲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建筑有“三个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国古建筑有“四方面的作用”，即“古建筑是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实物”；“古建筑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实物例证”；“古建筑是新建筑设计和新工艺创作的重要借鉴”；“古建筑是人民文化游息的好场所，是发展旅游的重要物质基础”。以北京为例，北京古都的城市建筑和紫禁城群体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与中华易学智慧的物质载体，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历史上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城市规划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美国建筑学家倍根曾经赞叹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它的设计是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丹麦著名学者罗斯穆森坦言：“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遗憾的是，北京城让我们自己给毁掉了!北京古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名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没戏了！

回首往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古建筑方面已经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文化，切实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已成燃眉之急。风水学说，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建筑文化的特殊形态。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公正地看待风水、用科学方法来认真地研究和清理风水、正确地理解和借鉴风水，从而自觉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易学智慧。学习、宣传和普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和城市科学方面的知识，倡导中华易学智慧与西方科学文化的优势互补，建立和谐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不过，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层次、多学科、多方面的人士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方可奏效。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保护中国文物建筑这一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推动我国城乡建设的健康发展而奋斗吧！(韩增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01]郑灿  订正：《易经来注图解》，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02](明)刘侗 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03](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 月版。
[04](清)鄂尔泰 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0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年5月版。
[06]陈宗蕃 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第1版。
[07]《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08]清代宫史研究会 编:《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09]《禁城营缮纪》，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0]上官丰编:《禁宫探秘——宫闱典故·轶事·趣闻》，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0 月第2版（修改版）。
[11]魏建功等著:《琐记清宫》，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2]吴弘 刘江编著:《中国名胜古迹之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 版。
[13]陈文良 魏开肇  李学文:《北京名园趣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14]《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5月第1版。
[15]罗哲文 杨永生 主编:《失去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
[16]韩增禄：《东华门门钉之谜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17]《阳宅大全》，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8]岱岳编:《北京趣闻1000题》，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SBN7-5032-0424-9/Z（原书无出版日期）。
[19]万依 主编：《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20]王军 著：《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0月北京第1版。
[21]《中国国家地理》2006.1总第543期“风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