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思想界发生大变革，周公根据政治需要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损益”“殷礼”，建构了适合周初社会需要的“以德为本，以天为宗”的宗教思想。《易经》虽为占筮典籍，但与殷商骨卜不同，它不仅重视“鬼谋”，更强调“人谋”，也恰恰体现了周初时代的思想特征。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卦爻辞中的神鬼信仰
《易经》本为筮书，古人筮占，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易经》卦爻辞中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上古时代的信息。就宗教信仰的层面而言，“天”（这里指至上神意义的天）、“帝”各出现一例（《大有》上六、《益》六二），“鬼”一例（《睽》上九），“庙”4例（《家人》九五、《萃》、《丰》、《涣》），“禴祭”3例（《萃》六二、《升》九二、《既济》九五），西山（岐山）2例（《随》上六、《升》六四），“享祀”1例（《困》九二）“祭祀”1次（《困》九五），“史”、“巫”各一例（《巽》九二），涉及祭祀而没有名目者5例（《大过》初六、《损》、《萃》、《震》、《中孚》），与祭祀有关的器皿、牲牢有：盥、荐（《观》），白茅（《大过》初六），二簋（《损》），大牲（《萃》），匕、鬯（《震》），豚鱼（《中孚》），牛（《既济》）等。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天帝信仰十分明确。
《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意思是说，获得上天的佑助，非常吉利，没有不好。该卦的主旨，用张立文先生的话说，是通过大丰收来说明社会及人们的面貌。看来，《大有》卦的最后一爻——上六爻系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辞，颇有理论总结，把大丰收的原因归结为“自天佑之”之义。它一方面表示了对天神的敬畏，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天神的感谢赞美，一方面还体现了筮者因得到“天助”而自信和自豪。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享”，“献物以祭之义。”“王用享于帝”即王献物以祭帝神。此外，《随》上六的“王用享于西山”，升六四的“王用享于歧山”，也均是献物以祭之义。不过，《益》六二，《升》六四中的“王”，没有明指，不知何人。而《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中的“王”，学者多认为指文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高亨先生据此认为“殆信有之事”，并指出：“《周易》此文拘系之，谓纣囚文王于羑里也。从维之，谓放归于周也。亨即享字。王用享于西山，谓文王归周以为赖神之庇右，得免于难，因享祭于西山以报之也。”（《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
又，《随》上六，《升》六四，只言享于“西山”（岐山），未言所“享”何神。而由享祭的地点“西山”（岐山）言，当是祭祀天帝。先民祭天，场所往往比较特殊，最主要的场所是高山。如五岳之一的泰山，就是上古帝王祭天的主要场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到泰山上祭天，始于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之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成王等都曾到泰山顶上祭天。“泰坛”可能即由此风俗演化而来。以此观之，“王用享于西山”，当是享祀天帝。天帝信仰，是殷周之际殷人和周人的共同信仰。卦爻辞中将“丰年”归结为“自天佑之”，又数次言到“享于帝”、“享于西山”，表明卦爻辞中的天神信仰与殷周之际的宗教观念是十分一致的。
其二，人鬼信仰很受重视。
《睽》上九曰：“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礼记·祭法》：“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说文》：“人所归为鬼。”《释言》：“鬼之为言，归也。”又《礼记·祭义》载孔子与弟子论鬼神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萋伧，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照孔子的解释，众生死后，其气发扬上升，活着的人往往看不到听不到，但这些气常在人的左右，可以感动乎人，以显示其存在；也可以在祭祀时回到祭祀者的面前，享承祭祀。以此看来，通俗一点说，所谓“鬼”就是人死后的灵魂。《睽》上九爻辞“载鬼一车”，虽属错觉，但表明在当时，人鬼信仰是十分盛行的。
其三，祭祀形式多种多样。
《易经》乃筮占专书，非祭祀之书，但其中涉及到的祭祀形式，也颇具启发意义。除前述“享祭”外，如“禴祭”，《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禴，夏祭也。”《萃》六二“孚乃利用禴。”《释文》：“殷春祭名，马、王肃同。郑云：夏祭名。”张立文先生据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认为殷历、周历有差，殷三月为周四月，故殷春祭为周之夏祭。并指出，此种祭祀可用麦菜，亦可用禽，也可用豕等牲（《白话帛书周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210页）。其它如《观》卦之所谓“盥”（祭祀时洗手灌酒于地以迎神），《震》卦之所谓“匕鬯”（祭器），《大过》初六之“藉用白茅”，以及“西山”、“庙”等，都隐约表现出了当时的祭祀形式的复杂和祭祀活动的频繁。
其四，“德”性价值正在凸显。
在《易经》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德”性价值正在受到重视。如《损》：“二簋可用享。”“簋”内圆外方的盛黍稷的祭器。金景芳先生指出，享祀之礼，最多的用八簋，一般的用四簋，最少的用二簋。卦辞说“二簋可用享”，主要是为了强调诚敬乃享祀之礼的根本。“意谓享祀之礼不在供物多少，只要心存诚敬，即便最简约的二簋，也可以用以享祀‘上帝鬼神’。”（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页）又如《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张立文先生注引王引之曰：“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忠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白话帛书周易》，第546页）又如《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王弼《周易注》：“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苹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礼记·坊记》引《易》此文，郑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而金景芳先生认为，东邻西邻不过是用以指代两种不同的祭祀而已。一种是用大牲的盛祭，盛祭可以致福但不一定能致福；另一种是用黍稷沼毛的薄祭，薄祭也可以致福但不一定能致福。致福与否关键不在于祭之盛与薄，而在于主祭人是否心怀诚敬；……”总之，不管“东邻”“西邻”具体何指，目的都是强调祭祀中的“德”性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易经》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祭祀主体的“德”与祭祀对象的“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应了周初“以德配天”的宗教思想。
二、卦爻辞中的“德”性意识
《易经》不但在有关祭祀的卦爻辞中凸显了“德”性价值，其它卦爻辞中也大量涉及主体修养、道德意识等问题。可以说，在《易经》中，靠反省自我，加强品德修养而转化祸福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而这一点正好与周公“天不可信”，“惟人”（《尚书·君奭》）的思想观念相表里。关于此问题，可从主体修养和政治理念两方面来分析。
其一，就主体修养的层面说，《易经》主张勤勉、敬惧、谨慎、谦卑、节制、恒之以德。如关于勤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干》九三）
《干》卦九三爻辞，是劝人勤勉不倦，因时而动之义。“乾乾”，《吕氏春秋》高诱注曰：“乾乾，进不倦也。”“惕”，《广雅·释诂》：“惕，惧也。”《说文》：“惕，敬也。”传统以为，“夕惕若厉”是指到了傍晚仍敬慎惭惧，若有危厉。今人廖名春先生则认为，“惕”者“息”义，爻辞的意思是：君子日则黾勉，夕则安闲休息，虽处危境，亦可无咎。并指出这是强调因时而乾乾，因时而止息（《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8页）。廖先生此解，与《文言传》所谓“乾乾因其时而惕”、“‘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解释贯通一气，深得其师兄吕绍纲先生的认肯，认为“‘惕’字训诂解决了，今本易传、帛本易传对乾九三爻辞的解释就一目了然了”。如此看来，《干》卦九三爻辞是告诫人们要勤勉不倦，因时而动，如是则可转危为安。这种观念，无疑体现了对主体的德性及能动性的重视。
关于敬惧，如：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
履虎尾，愬愬，终吉。（《履》九四）
履错然，敬之，无咎。（《离》初九）
《释文》：“速，马云：召也。”“不速之客”，即不召而至之客。不召而至，事有突然。但《需》上六爻辞指出“敬之终吉”，即“含辱，忍让，敬而待之，不与之争”，则“可化险为夷，从困境中走出”。这是强调对于突发事件，只要措施得当，亦能获得好的结果。“履”，踩。“愬愬”，《释文》：“子夏传云：‘恐惧貌。’”踩着老虎的尾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但《履》九四认为，只要保持恐惧谨慎，仍可获得吉祥。“错然”，王弼《周易注》：“敬慎之貌也。”孔疏曰：“警惧之状，其心未宁，故错然也。”爻辞的意思是说，践行事务敬慎不苟，而又有所警惕，则无咎害。上述三条爻辞都强调敬惧谨慎，并认为如此行事可免灾获吉，说明吉凶悔吝并非全然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与人的行为也有直接关系。
关于谨慎，如：
括囊，无咎无誉。（《坤》六四）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大有》初九）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豫》六二）
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复》初九）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王母。（《晋》六二）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高亨先生注曰：“括囊者，束结囊口也。束结囊口则内无所出，外无所入，人之与事不问不闻，有似于此。于事不问不闻，则无咎无誉。”此谨慎自守之义也。“无交害”，不交往若祸。《大有》初九爻辞认为，不交往若祸，就不会发生危害。亦谨慎以自处之义。“介于石”，“犹言坚于石也。”“不终日”，孔子释之曰：“知几者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传》）可见，此句爻辞亦是劝勉君子刚强知“几”之义。其它如《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王弼《周易注》：“不远而复，几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难远矣。”也表明修身远患是卦爻辞所特别看重的。
关于谦卑、节制、恒之以德，如：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初六）
鸣谦，贞吉。（《谦》六二）
劳谦，君子有终，吉。（《谦》九三）
无不利，㧑谦。（《谦》六四）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恒》）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恒》九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节》六三）
安节，亨。（《节》六四）
干节，吉，往有尚。（《节》九五）
“谦谦”，谦而又谦。《象传》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意即用谦卑来制约自己。“鸣谦”，高亨先生注曰：“鸣谦即名谦，谓有名而谦，即有令闻广誉，而自以为不克当也。”《谦》六三：“劳谦，君子有终，吉。”高亨先生注引《周礼·司农》：“事功曰劳。”认为“有功劳而不自伐，是为劳谦。”《谦》六四：“无不利，㧑谦。”张立文先生注：“㧑为推举、施布，所到之处”之义。㧑谦则指“世人推举而又谦虚，布施于人而又谦虚或处处谦虚”。上述《谦》卦诸爻辞，虽因爻位不同而表现形式各异，但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谦卑”。与此不同，《节》卦六三、六四两爻主要提示节制的意义。如《节》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不节”，不节制。“嗟”，嗟叹伤悔。爻辞认为，人能因嗟叹而知悔，自可免于灾患。《节》六四：“安节，亨。”金景芳先生说：“所谓安节，不是勉勉强强以为节，是循乎成法，制节谨度以为节。……故不但有节，且为安节。”爻辞认为，安节则“贞吉”。此外节卦中还讲到了甘节、苦节等等，均表明节制作为一种品德修养，对人十分重要。它如《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也分明体现了对德的重视。以上所引卦爻辞，侧重于体现主体修养意识。这种意识与周公的思想十分吻合。
其二，就政治理念的层面说，《易经》主张诚信、忧患、明察、谦虚、任用君子、广泛和同、赏罚分明等。如《讼》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讼”，《释文》：“讼，争也。郑云：‘辩财曰讼’。”“孚”，《释文》：“孚，信也。”“窒惕”，张立文注：“谓恐惧警惕。”卦辞的意思是，讼，既要心怀诚信，亦要恐惧警惕；争讼过程之中虽有吉祥，但终是凶险。这是主张“打官司”要有诚信，要有惕惧，因为争讼毕竟不是好事（终凶）。可见，“卦名叫讼，不是鼓励人们争讼，而是希望人们息讼。息讼最好，迫不得已而讼，也以‘有孚窒惕中’为吉。”又如《小畜》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孚”，诚信。“挛如”，孔疏：“挛如者，相牵系不绝之名也。”“富以其邻”，《周易集解》引虞翻：“以，及也。”《周易程氏传》：“富者推其财力与邻比共之也。”这是主张诚信待邻，“共同富裕”（《象传》：“‘有孚挛如’，不独富也。”）。又如《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爻辞的意思是，诚信惠民，民亦诚心惠之；不用说是大吉大利的。这是主张以诚待民，民必爱之。又如《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翠”，会聚。“有位”，地位尊贵。“匪孚”，信誉度不高。“元永贞”，永远守正，以德服人。这是主张在人们对自己还不了解之时，要以诚得人。总之，上述材料，或讲以诚息讼，或讲以诚待邻，或讲以诚惠民，或讲以诚得民。体现了《易经》作者重“诚”的政治理念。
其它如《同人》初九：“其它如同人于门，无咎。”《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体现了作者广泛和同的政治理念；《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则体现了作者任人唯贤的政治理念。
传统易学，向来视《周易》古经为出于文王、周公之手，近人则对此多所怀疑。就前面的论述说，卦爻辞中反映出的宗教伦理观念，确与周公或周初的政治理念颇为吻合。
总之，由这种思想上的对比不难发现，《易经》卦爻辞中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德”性意识，政治理念等，与周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是比较一致的。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经》卦爻辞虽然对人的品德修养十分注重，对于品德修养与吉凶转化的关系多有提示；但其对天神的信仰却坚定不移（“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与周公的思想如出一辙。据此推测，《易经》卦爻辞虽未必周公亲手所作，但周公曾居“主编”之位，似不无可能。果然如此，则《易经》的成书，必然是在西周初年。（杨庆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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