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水文化是阆中旅游发展的基础
阆中古城位于四川南充阆中市，是中国保留最好的风水古城，古城的选址与建设，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风水思想，其龙脉、镇山、沙山、青龙、白虎、天门、地户等风水形态，天心十道、风水楼等建筑理念，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蕴含。但是，风水形态的观赏，需要文化的解读、展示与登高望远，在目前的阆中古城旅游中，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来。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内游客主要是成渝两地及周边地区，旅游目的集中在古城风貌的观赏上。换句话说，目前的吸引力是“古城风貌”。
那么，阆中古城的核心吸引力究竟何在呢？如何确定吸引核？从阆中古城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来看，风水文化才是其世界级的独特性卖点，古城风貌，只具备“国内排行前五位的古城”这样一种吸引水平。因此，我们提出，阆中古城的品牌，改用“阆中风水古城”，一级吸引核为“风水文化”，二级吸引核为“市井文化”和“古城风貌”。
风水文化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我们确定了吸引核后，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风水文化”的观赏游憩方式，即，怎样观赏、体验风水古城的风水文化。
（1）目的地主题化整合理念
主题，就是风水文化。以风水文化，整合古城，整合嘉陵第一江山，形成“风水古城”品牌，以“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典范”，而闻名天下。以保证实现阆中旅游发展目标：世界闻名，国内热点的旅游目的地。以风水文化来整合，就是以风水文化为主线，形成旅游品牌、旅游产品、旅游游线、旅游纪念品等等。
在风水文化的主题下，形成五大风水系列旅游产品：第一，风水山水，包括风水山（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天门、地户）、龙脉（剑山、巴山、续龙桥）、天然八卦（云台观）、九龙捧圣（天宫院）、伏羲玉台（三台山）等风水文化的山水景点；第二，风水城区，包括天心十道、风水楼、街名文化、住宅风水；第三，风水文化展览，包括风水文化博览馆、风水馆、天文历算博览馆、风水院落、天宫院等；第四，风水小品，包括在自然山水间，主要道路节点，街道节点，住宅内部等，形成若干小品，成为古城独特景观；第五，风水旅游纪念品，包括镇宅之宝、风水罗盘、五行调运器物（金木水火土）、浑天仪等等。
（2）风水文化观赏的产品化理念
风水文化，是以有形的山水为依托，无形的理念为核心，形成的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化。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我们认为，将文化转变为旅游产品，是旅游目的地运作的前提。风水文化的观赏，必须转化为产品，其中，包括文化展示、教育与铺垫产品——游客中心、博览馆、陈列馆等等；文化载体产品——风水山、龙脉、天然风水、建筑风水等观赏对象；文化景观产品——风水小品；文化纪念品与商品——风水纪念品、风水书刊画册音像产品等等；风水休闲产品——风水院落、风水休闲吧、风水馆、风水街区等等。
风水观赏与体验的具体方式，可以用一个“四步结构”来表达，即：学习了解——观赏游览——研究体验——购物纪念。
学习了解，是开展风水旅游的必备前提；在游客购买阆中古城的旅游产品前，我们就应该通过电视、报刊、书籍、网站、宣传资料、旅行社等媒体及其他渠道，推广阆中古城的风水文化，从产生游憩吸引，引导消费者购买阆中旅游产品；游客到达阆中的第一站，必须是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将系统展示风水文化的历史、渊源、内涵、知识及阆中风水古城的机理与形象，使游客在了解之后，带着疑问与兴奋，进入风水古城；因此，游客中心的设计非常重要。
观赏游览，是印证风水文化的过程，又是山水古城的游览过程，是风水文化的第二步了解与学习的过程，是赏心悦目的游憩过程。
研究体验，是对风水文化产生了较大兴趣的游客，购买风水书刊画册，研究风水文化，并试图寻找自己的命运及风水启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古城休闲中，游客会主动把风水文化与自己的住宅、祖坟墓地、八字命理、前途未来等结合起来，在阆中探寻自己未来命运的趋势与转变之道；这是风水文化的体验过程。
1、阆中风水意象元素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阆中风水景观主要由以下要素组成：
1.1主山与龙脉。蟠龙山是阆中的主山，是山川形势的依靠，并从近至远(小蟠龙—大蟠龙—陈家坡—盖阳山等)，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县城就是龙脉的聚合之处。
1.2青龙与白虎。阆中县城依傍于主山，但还需有前后左右环抱的群山，与龙脉相互呼应、烘托。如县城以东的梁山、七家山、大像山等与西部的西山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格局。
1.3案山与朝山。基址之前隔水的近山因其形似书案而被称为“案山”。案山前的远山重重叠叠，好似远来朝圣，故被称为“朝山”。锦屏山是阆中的案山，构成县城前第一道屏障和独特的对景景观；锦屏山之后的印斗山、金耳山等，则组成了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1.4冠带水与水口山。风水中讲究“山环水抱，冲阴和阳”，弯曲的河水乃龙气聚合之象。阆水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符合风水中典型的“冠带水”“金城环抱”的大吉意象。阆水自西北向西南的流向也符合“天门地户”的风水原则，“天门”由西山和玉台山隔江对峙而成，也称“上水口”；“地户”位于东南的交通要道，以塔山为水口山，也称“下水口”，上、下水口共同构成县城的“气口”。
1.5建筑布局。阆中的山川形胜是典型的风水格局，城市建设布局也体现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以“十”字形大街为主干，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多与远山朝对，构成了格式塔心理学中“图”(Figure)与“底”(Ground)的有机组合的形态。第二，城市功能分区受风水影响明显。官署建于城内西部凤凰山下，选址于此的目的是“欲复胜景，昌我人文”(明代《凤凰楼碑记》)。阆中城市汇聚于县城东南，处于八卦中的“巽卦”方位，符合东南生气聚财的原则。在城市建设时，有意将南门东渐、东门南移，建置南津关扼守，同时建华光楼(又名镇江楼)接纳东南生气，象征财源广进、财富聚集。为了倡导文治教化，阆中城修建了许多建筑，其中文峰塔、奎星楼筑于县城下水口山上，既增高增势，又象征文运昌盛。
2.1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
阆中的风水模式外形如女阴，具有“大地为母”的生殖意象，龙与虎、阴与阳、山与水的生殖意义十分典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阆中蟠龙山南“有户及扇，若人之掩闭，古老以为玉女房”，这实际上与风水中的生气之“穴”同义。中国神话中的仙境神域就是对风水模式生殖崇拜空间的理想化。阆中风水模式中的山之龙脉一直延伸至昆仑山，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无限希冀。阆中名称的来源就与之有关。《说文解字》载：“阆，门高也”。昆仑山从地至天依次为：阊阖门—樊桐(板松)—阆风(玄圃)—增城(天庭)，其中阆风(玄圃)是昆仑山连通天地的关键，阆中西门外建有阆风亭，因此阆中的得名就具有了神话仙境意义。
2.2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
风水模式的封闭格局在战乱时期确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古巴国都城从重庆迁到合川，再迁到丰都，最后迁至阆中，与阆中的封闭险要有极大的关系。对居住者而言，影响最多、最大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感应。在没有任何实体围蔽时，心理场通常处于一种自我紧张的状态，而风水模式的层层护卫形制会缓解心理场的紧张。阆中风水以负阴抱阳为形，以蕴藏生气为本。嘉陵江“金城环抱”，龙脉连绵，建筑的门、街道、对外交通和出入的水口形成“生气”流通的气口，进而形成封闭的防卫空间。
2.3地域群体的文化凝聚力
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又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的关怀、爱护、理解，即产生了对归属与爱的需要。阆中许多象征吉祥的风水文化景观使地域群体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风水塔。风水塔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两种：一是水口塔，二是文笔塔。从景观生态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风水塔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给相同地域内的社会群体以亲切感和归属感，给外来入侵者以警示[4]。文笔塔则是为了昌文运、重教化。阆中的塔山白塔和奎星楼正好位于水口山上，具有这两种风水塔的功能。阆中人杰地灵、群贤荟萃，与风水塔交相辉映。比如天文学家有西汉的落下闳及任文孙、任文公父子，蜀汉时期的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人；科举状元有唐代的尹枢、尹极兄弟状元，宋初的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状元，科甲鼎盛，擅美全川。同时，阆中以其风水景观和人文风尚吸引了袁天罡、李淳风等天文学家在这里定居，张道陵及其弟子入阆中传道，更有杜甫、元稹、卢纶、李商隐、黄庭坚、司马光、苏东坡、陆游、杨慎、顾恺之、吴道子等大批文人来此观光考察。
公共建筑。城镇是一个具有地域关系的社会系统，对其的管理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宗教等来实现。在小城镇中，风水理念尤为强烈，许多公共空间成为社会群体的联系纽带，阆中古城曾建有大量的公共建筑，如社稷坛、历坛、先蚕坛、先农坛、八蜡庙、火神庙、水神庙、龙王庙等，这些聚落单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节庆、婚丧嫁娶、祭祖祀宗都在此举行，体现了地域群体的社会关系，其选址布局，遵循了大量的风水原则，使地域的文脉得以继承。
风水的保护与破坏。在古人看来，风水的好坏影响着城镇居民的命运，因此古镇居民十分关注风水的“兴”与“破”。贞观年间，有望气者言“西南千里有王气”，唐太宗令袁天罡入蜀，凿断石脉，断其王气。咸亨年间还将县城迁于山侧，以阻挡龙脉的延续。明弘治初年，有人认为衙署的位置不吉利，于是府迁山削，蟠龙气脉从此断绝。万历乙亥年(公元1575年)，潘良贵出任阆中知府，又下令恢复旧胜，重新恢复龙脉之气。明代《凤凰楼碑记》记载：“(登楼远眺)蟠龙玉台，如奔如注，珠联锦叠，氤氲相属，改观畴昔；西南锦屏、金耳、印斗诸山，又或拱或辑，罗列景状，丹霞碧霭，朝暮相迎。百年佳气，既涣复萃，岂不快哉。”
2.4美学欣赏的愉悦
阆中风水景观的美学效果颇具代表性。蟠龙山、锦屏山与县城形成中轴对景，城市与自然相互映衬。北望蟠龙群山层层后推，景象深远逶迤，北部天际线变化丰富、赏心悦目；南望锦屏葱郁，砂山起伏，风水景观中的“形”与“势”有机结合。嘉陵江三面迂回曲折，气候、生态、灌溉、交通、商业，以及人的健康、德行等均受到影响，民俗得以传承。人们居住其间，乐山乐水，得意忘言。
2.5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
阆中是中国理想风水模式的代表，其核心是“四神”(或称“四灵”)、“四象”。“四神”其实是分别代表天空中东、南、西、北四个区域的星座图案，每个方位有七颗星，共同组成二十八宿。阆中的风水文化与天文密切相关。汉唐时期，阆中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天文学中心。落下闳与司马迁共制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此外，西汉末的任文孙、任文公父子，蜀汉时的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人，唐代的袁天纲、李淳风等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并且阆中还建有观象台。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与这些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
3、解构与协同：基于中国传统风水意象的规划理念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I·Prigogine)曾说：“西方的科学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谐调与协同。”凯文·林奇的理论反映了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充分地运用了“拆零”的技巧，而如何在单个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整体的城市意象，中国的风水景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而凯文·林奇也很关注这一点。于希贤教授把风水称为“东方文化生态”，并把这种传统地理学思想与西方加以比较，主张创立与西方地理思想并行不悖的中国传统地理学。西方对中国风水景观给予了高度评价。风水文化是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明清皇家陵寝(明孝陵、清东陵、清西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
阆中古城是风水景观的典型代表，然而长期以来不但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对风水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风水景观简单化，使城市规划缺乏有机的文脉联系。笔者认为，解构与协同的有机结合是阆中风水景观规划的指导性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环境景观意象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注重城镇与环境的关系，主张“人之居处，宜以山河大地为主”，把城镇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仅强调对最佳环境的选择，而且把城镇本身看成是一个富有灵气的生命有机体，刘沛林先生称之为“中国人的环境观”。因此，风水景观体现了城市和自然环境多层次、多方位、多属性的有机结合。阆中的风水元素完全符合凯文·林奇的“可意象性”，而且以其城市和环境的有机融合，弥补了凯文·林奇理论的欠缺，从内层(城市核心意象)—中层(景观控制意象)—外层(自然山水意象)三个层次展现出阆中的城市结构特征。
3.2景观文化透视
城市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功能的需要，地址选择、城市布局、建筑形态、道路系统等，都要满足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只有功能上的设计与布局，城市必然会成为呆板的物质形态。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强调天、地、人的统一，把城市看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在规划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阆中古称“阆苑仙境”，在如何表现“仙境”这一点上，古城通过三个层次来体现其与昆仑山和天界的联系：第一，古城西门不设瓮城而修建阆风亭，远接山水，魂系昆仑；第二，以滕王阁和白塔为上、下水口，象征天门地户；第三，以蟠龙山为龙脉，接昆仑主山，以观象台为载体，表达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因此，蟠龙山—中天楼—锦屏山，以及上、下水口之间的嘉陵江是阆中最重要的景观轴和景观带。
古城的景观轴和景观带是连续的文脉，但是目前正遭受破坏。例如，锦屏山索道不但破坏了风水景观，而且经济效益极差，嘉陵江大桥在选址时也没有考虑文化的含义和引景空间的作用，这些都是阆中城市规划的败笔。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方案提出将嘉陵江的水自西向东引入城市，使阆中形成四面环水的格局，具有“水乡”特色，这一方案完全破坏了南北景观轴的视觉形象和文化价值，等于舍弃自身的特色和本质而盲目追求所谓的“水乡”风格，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将成为阆中最大的遗憾。
3.3空间行为景观
行为形象是目前规划设计中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凯文·林奇指出：“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我们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许多专家认为，阆中的文化价值不亚于大理、丽江等古城的文化价值，但对游客的吸引力却要小得多。实际上，大理、丽江的旅游发展，尤其是对于国际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其人文风情的魅力。阆中如果仅仅把古建筑群、街道保护起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其进行陈列、讲解，使游客被动地参观和参与，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因为单从建筑风格来看，阆中的优势并不突出，规模一般，形态单调，所以规划者应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形象”，特别是中国独特“风水景观”中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充分挖掘宗教、民俗活动的内涵，使游客和居民共享古城的生活空间，这种“行为场所”将为阆中古城增添极大的魅力。
许多人到了阆中会惊叹阆中古城分布所呈现出来的美，其实这种美和古城的风水密切相关。在飞机上俯瞰阆中，阆中城是一个优美的太极图形，著名的阆中有“中国第一风水古城”的美称。
曾经有人对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理想的居住模式作过一个测试，答案是：依山面水，附临平原，左右护山环抱，眼前朝山，案山拱揖相迎。三面环水、四面环山的阆中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水福地。嘉陵江流经阆中，像一条巨龙，围着城市，阆中古城就处于龙背上。阆中城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传统风水穴地，阆中城市的选址、布局，融山、水、城于一体，契合中国风水理论，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和美学色彩。
“千水成垣，天造地设”，良好的风水，让阆中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活动和人文胜地，著名的风水大师选择在这里筑占星台，观测天象，大商巨贾云集于此，把阆中作为做生意和永久居住的吉地。
也许我们并不懂从古延续至今的风水说，但漫步嘉陵江，看江对面锦屏山如绿色屏风，走过密布的大小老街，登上气势恢宏的华光楼，俯视下面的重重青檐，古城严谨的布局，宏伟壮丽的气象仍会让人震撼。要是来千年风水胜地度假，也一定能沾上一些祥福之气。
“阆州城南天下稀”这是诗圣杜甫当年在阆中留下的千古名句，在川东，阆中得天独厚地拥有了众多的山水佳迹，“石黛碧玉相因依”的嘉陵江、浓绿翠覆的锦屏山，和古朴的街巷、楼台，形成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丹青画。
每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会有优美的自然风光，青山秀水的阆中自然不会例外。阆中处于嘉陵江中游，一到夏天，江面壮阔，江水清澈。乘游船顺江而下，江上清风徐徐，水鸟翻飞，岸的一边，青山如画，倒映水中，随波晃出万千变化。岸的另一边，古城的老屋、木楼、红灯笼，渲染出另一种怀旧的情调。
阆中多秀山，娇小的黄华山，气派的敖峰，巍峨的白塔山，神秘的像山，俊美的玉台山，不一而足，但最美的还是锦屏山，诗人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阆中天下稀”的赞词。夏日登锦屏山，山上绿树、翠竹成荫，眼前是深深浅浅的绿色，沿着山路往山的深处走，路边的荷花池中，荷花开得正艳，荷叶亭亭如盖，山风阵阵，风中夹杂着花的清香，鸟的叫声，如入人间仙境。难怪传说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会在这里修行，大师袁天罡会在这里隐居。
在川东的山水中，阆中的山水独具灵秀之气，令人迷醉忘返。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阆中保留着极其完好的老街、古树、古巷、民居大院，千年的沧桑，为阆中留下了说不完的美。
阆中的民居大院大都是明清建筑，幽深的李家大院、气派的杜家大院，精致的张家小院，方正的秦家大院，顺着青石板路，老街中藏着无数气度森严的大院，层层院落，重重天井，精美的照壁，厚重的家具，栩栩如生的雕花，诉说着千年的繁华。
如今，许多游人的脚步叩问着古城的老街，人们在观赏古城风貌中，体会着现代化城市和老城的巨大反差，感受着阆中古城穿越时空的美丽。
最新消息，文化部有关部门将把风水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立项研究，进而开展风水文化的申遗工作；这是继建设部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公开场合开展风水文化工作的又一个官方部门公开支持与研究，标志着官方对风水文化特别是对风水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研究等一定程度的认可与观念上有所松动。
2007年将是风水文化申遗的高峰年，2007年4月建设部将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国风水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会议，并有很多高级别领导出席。
文化部也不甘心落后，启动资金立项开展全面的风水文化申遗与研究等全面工作，而早已虎视眈眈的日本也在大张旗鼓地加紧风水申遗工作。
文化部与建设部等官方部门的组织与协调，并从资金上给于支持，将会大力促进风水文化与科学的进程与步伐，将会更清楚的揭示风水的实质。
风水申遗：建设部、文化部谁将更具优势？建设部文化中心可以说是官方机构最早开展风水文化工作的，于2004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国际论坛”，随后在2005年又在国务院招待所召开了建筑风水文化论坛，此后大大小小的活动不断。但是建设部文化中心是以会议经费来开展“风水文化”工作的，多少带有功利的成分在内，并且其工作范围主要限制在建筑风水的范围内，看似聪明实际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文化部以新姿态出现，其开展的工作范围广，文化的范畴有多大；其次，以立项的形式开展工作，自然有经费辅助，是真的在做实事，可摈弃功利思想开展风水文化与科学的研究，以及最终风水申遗成功。
所以，如果建设部PK文化部，则文化部将占一定的优势。当然，如果再冒出个旅游局，以风水旅游文化开展风水申遗也是可能的；同样，环保局以生态风水文等开展风水申遗也未尝不可。
6、风水为什么要申遗？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秦始皇陵、 敦煌莫高窟、曲阜乳府、孔庙、孔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武当山古建筑群 、苏州古典园林 、平遥县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龙门石窟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清东陵、清西凌、 安徽古村落，西递村、宏村等、明孝陵、殷虚等，则成功无灵魂之物，如金字塔一样成为历史不解的文物。 风水就是上述遗产以及各古都、城市规划等的灵魂与理论基础，如果灵魂被抽走，那也只能是真正的文化遗产。很难相象没有灵魂的人怎么样，也就是植物人吧，离死亡还会远吗？
阆中位于四川北部，嘉陵江中游。县城坐落在嘉陵江西岸，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形成天然屏障，早在1300多年前，阆中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有“阆苑仙境”、“阆州天下胜”之誉。阆中有“中国第一风水古城”美称。
阆中城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传统风水穴地，阆中城市的选址、布局，融山、水、城于一体，契合中国风水理论，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和美学色彩。“千水成垣，天造地设”，良好的风水，让阆中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活动和人文胜地，著名的风水大师选择在这里筑占星台，观测天象，大商巨贾云集于此，把阆中作为做生意和永久居住的吉地。
有2300多年历史的阆中是一处文化宝库，众多珍贵的文化遗迹构成了阆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灿烂生辉的永安寺、大佛寺、滕王阁、华光楼，气势雄浑的张飞庙、杜工祠、张宪祠，琅环福地的观音寺、巴巴寺，古朴壮观的天宫院、河楼庙、五龙庙、清朝考棚等数十处人文景观灿若星群。三国时期著名虎将张飞曾经镇守阆中达7年，最后死在阆中。杜甫、元稹、李淳风、袁天罡、吕洞宾、司马光、苏轼、陆游、张善子、丰子恺等先后来阆旅居观光，留下不少著名诗篇和珍贵墨宝。以“推背图”而如今仍然闻名的袁天罡、李淳风也痴迷上了阆中这块“风水宝地”，先是在蟠龙山结庐观天象、研究天文，后又在西河边修建了一座天宫院，隐居于此研习风水。二人死后，便也分别葬在今阆中市天宫乡的观稼山和五里台。从阆中的城市发展与布局上看，也没有脱离风水的作用。阆中来源于北边的山脉，从风水的水法来看也就是“东南部与西南部”优先发展，而在卫星图上也就是这部分发展程度。将来东北发展空间相对较大。也就是说阆中虽为风水宝地，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充分利用“山的灵气”与“水的才气”。
风水文化一定要和人与自然和谐、人居环境等现代理念结合起来。
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主要有道家、儒家、佛教三家观点。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 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秤谌看，仍有点象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对实现人类的这个伟大目标，马克 思主 义经典作家发表过一些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见解。从社会发展的纵向视域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不断演变的理论揭示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要经过一个艰苦、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终归是一定要实现的。从社会存在的横向视域看，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蓝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社会有机体，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通过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从和谐的低级状态走向和谐的高级状态。通过创造和谐文化，建构和谐社会，历史地走向“世界大同”的社会境界，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
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以和谐文化为支撑。和谐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的哲学家们侧重和突出强调天人对立和天人二分的思想不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老子、孟子、荀子、墨子，到“阴阳学派”，再到“思孟学派”和“宋明道学”都倡导一种以“和”为本体、为主导、为核心、为灵魂的文化，除个别的思想家外，都提倡“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但“合”的指向是很不相同的。孔子主张“天”要合于“人”；老子主张“人”要合于“天”，这个“天”指整个宇宙和大自然。同是主张“天”要“合”到“人”那里去的理念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是指一种带有抽象的普遍性质的人，即是一种被“仁化”了的人，如孔夫子所说的充满泛爱的仁人；有的则把人加以“神化”和“官化”了，把“人”提升和推崇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即“天子”，把此类“人”崇拜为政治化、体制化和人格化的神。所谓“人”乃“人君” ，“君道即天道也”。可见，“天人合一”命题既含有人与自然合一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同时又蕴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思想家利用“天人合一”命题，维护和强化封建君权与封建伦理的一面。对“天”、“人”关系所体现的认知、价值和利益内涵，应当进行具体的科学的辩证分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和谐文化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和谐文化和建构和谐社会的科学论述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同时又是对以和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特别是对中外思想家的“天”、“人”关系理论的辩证的重塑与综合。可以说，和谐文化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一次具有标志性的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文化创造。
“天人合一”究竟“合”到哪里去呢？是人“合”天，还是天“合”人呢？道家主张“合”到“天”即大自然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自然中心论”的理念，有的往往把“人”理解为“自然人”；儒家主张“合”到“人”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人类中心论”的理念，有的把“自然”理解为与人合一的“自然”，有的则理解为与人对立的“自然”。儒家对处于本位和中心地位的“人”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孔子所说的人指抽象的泛爱的“仁人”，而他的一些传人们又多半把这种“仁人”加以改制，蜕变为“官人”，“天人合一”即要“合”到“天子”、“君主”或“皇帝”那里去，所谓“朕即国家”。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强调“以人为本”，同时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考虑到环境的伦理原则，并不意味着“屈服自然”和 “回归自然”，而正是为了人民的福祉，遵照自然生态的规律，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利用自然，以免由于对自然的横征暴敛，受到自然的惩罚。“以人为本”既不是以抽象的所谓“仁人”为本，更不是以“官人”为本，而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为了抵制和消除长期封建宗法制社会“官本位”的思想和体制的流弊和影响，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解和处理“人”与“官”的问题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鲜明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重要原则，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人与人的关系都需要和谐文化。人民需要和谐文化，和谐文化为了人民。为人民创造和谐文化，一定给人民带来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
和谐文化是宏观的、动态的，是包含着差别、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只讲斗争，不讲和谐，或只讲和谐，不讲斗争，都是不符生活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和谐与矛盾、对立与冲突往往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物本身既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和对峙的一面，又存在着同一、统一、融合与和谐的一面。与外部世界不相协调的痛苦的和荒诞的人生状态，正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强调和宣扬批判精神的根据。强调创造和谐文化，建构和谐社会，更要居安思危，正视现实生活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不能掩盖社会矛盾，遮蔽重大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制造虚假的幻象。不然，可能会丧失正常的社会良知和健全人文精神，客观上会冲淡、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我们既要强化和优化文学的批判精神，又要培育和弘扬文学的谐和精神，通过批判、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专制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和谐文化的理想状态是适度。哲学上非常讲究“度”的概念。社会各方面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有机制的协调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发展，又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快速，又要稳定，求得可持续性发展。人的进步，既要强调创新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又要追求和谐的全面自由发展；既要市场经济，又要宏观调控；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道路。古代圣贤主张“过犹不及”、“恰到好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中和”是颇有道理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好比骑自行车，总是要向前走，但要讲究一个“度”，骑得太快了，骑得太慢了，骑歪了，都会因失去平衡而产生意外的严重后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和谐和适度的问题。风调雨顺，方能国泰民安。不开发自然，无法摆脱长期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状态，向自然进行无限度地掠夺性索取，又会破坏生态的和谐，甚至会受到自然的严酷的报复。阳光、空气、水从整体上来说，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但只有适度，才能有益于人类。无阳光，人类是无法生存的，但阳光酷烈，也会危及人的生命；无空气或空气稀薄，人类也是无法或难以生存的，但如果空气的流动凶猛，形成台风，也会造成风灾；水是维系人的生命的重要元素，但水少则旱，水多则涝，过少或太多，都会不利于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和谐即是美。和谐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才能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和谐，反而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和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酿成不幸和灾难。
和谐文化应当是科学文化、先进文化和创新文化。科学的、先进的、创新的和谐文化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历史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和谐的同时，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重铸人的思想灵魂、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的人格和性格，都具有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的滋养和借鉴意义。如道家思想尽管有主张清虚无为、回归自然、灭智弃圣、不思进取、消极倒退的一面，但它强调守中、尚中、淡泊明志、心境平和，不失为一种素朴的人生态度。儒家思想，特别是传承中被异化、发生病变了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尽管带有明显的专横和禁锢的意味，但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中道、追求“至德”、“尊礼”、“仁爱”，堪称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两者面对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浪潮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特别是《易经》中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的源泉。我们追求和谐，将其内化和优化为人的一种思想、素质、操守和习惯，同样需要为了建构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壮美、阳刚、英雄主义气概，同样需要努力增强人民的主体意识、创造意识、自强意识、变革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忧患意识，培育和发扬人民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献身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无节制的欲望主义，涤荡社会中和舞台上的那种几乎近于病态的女儿气、脂粉气、小家子气，防止和抑制那种带有腐蚀性和麻醉性的孱弱的，乃至惰性的、畸变的、奢靡的社会文化氛围，以防止酿成民族生命力的退化，使中华民族失去“敢为天下先”的锐气和勇气。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应当大力弘扬新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奋发进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旅游资源是载体，时代精神是核心。只有注入时代特征旅游才能发展，阆中旅游高举风水文化才能上档升级。口号为风水之源，和谐之本。阆中自古就是和谐社会的体现。作者：周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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