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的预测术——专访德国科学院院士朗宓榭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宓榭是一位会算命的汉学家，他目前领导的研究机构，徽标是圆圈中的一个“命”字。
批八字、掷筊杯、修习奇门遁甲是他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西方汉学界，朗宓榭向以通晓语言种类多和学术领域宽而为人熟知。他的夫人说他有“旁骛之心”，而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说他做学问“爱偏门”。
其实朗宓榭的汉学之路很大程度上起于宋明理学研究，他是宋代理学家张载《正蒙》德文本的两位译者之一。2014年3月，习 主 席访德期间与几位汉学家会面，其中就包括朗宓榭。朗宓榭当时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家在习 主 席心中的地位。
“他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说，按照儒家观点，就长远而言，义比利更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轻视‘利’，应该多给老百姓一些实在的‘利’，义利并举。这非常好。”朗宓榭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过分抬高其重要性，我担心儒家将来会成为中国唯一的思想流派。”朗宓榭说，“新儒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闪光的历史，过度强化儒家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也不能与政 治走得太近。而政府应该平等对待各个学术派别。”
2014年9月，朗宓榭在复旦大学作了四场讲座。第一讲《“小道”有理：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吸引的听众最多。
预测术，在中国被《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昀称为“小道”，在欧洲曾被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年，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记者注）称为“不定之术”。朗宓榭说自己的理想是将预测术从“小道”带入“大道”，整合到国学中去。
他说：“我不否认，命理学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向西方学的，但他每个星期都会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吴宓是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也在女儿婚礼前看《日书》挑日子。”
《瞭望东方周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明传统，都对预测未来的命理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中西方的预测学有怎样的异同？
朗宓榭：预测是人类共同兴趣所在，但东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的态度不同，发展的路径及侧重也有所区别。
中国预测以筹算为基础，《周易》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术的核心，通过复杂的分离蓍草来预言；西方的预测是从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腊将阿波罗神（德尔斐预言的主人）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八世纪以来长期兴盛，当时的权贵会千里迢迢去德尔斐神庙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事件。《新约》中的预言也是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先知。
当然，这两种预测方式在东西方都有。中国的先知体现在如萨满教、巫术、扶乩技术当中，尽管有上层读书人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西方也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占学，如占卜，只是不太发达。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级文化。
还有抽签，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末，抽签在西方很普遍，是属于老百姓的预测，技术含量较低，不是高级文化。而中国易经的方法基本上也可视为抽签，但易经却是文化精华。
从预测技术的层面看，中国比西方更发达。除了星相学外，没有禁地——星相学被朝廷垄断，主要限于“天垂象，见凶吉”，有政治敏感性，个人无法进行。其他预测技术则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西方则星占学比较发达。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间的大学问，都是基于天人感应，基于对天和人的理解，从各自的文化语境出发的。西方的星相学催生出“星象医学”、“星象气象学”，中国用阴阳五行建构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可比之于中国的八字算命，13世纪的波拿第在《天文书》中认为星占能够解答何时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样的问题，和中国的“择吉之术”有可比之处。
中国预测术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卜”地，即看风水，则是西方所没有的。
另一个根本的差别是宇宙观。在基督教看来，宇宙之上，还有另一层次，就是上帝。上帝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传统中国没有上帝概念，有人提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就是说按照我们所懂的宇宙的规则来做我们的事情，宇宙是有规律的，人是宇宙之一部分，如果可以推理宇宙规律，也可以推理个人命运。这个看法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
《瞭望东方周刊》：命理学、预测术，有人认为它是科学，有人则批之为迷信。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朗宓榭：大阿尔伯特试图将星象学吸纳进科学。他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建立在调查起因的基础上；一类是对预兆的推测。星象学被视为“推测”或概率的学问。
但是，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学、掷骰子和其他预占术，预占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导地位，而仅仅是残余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以科学来杜绝预占术。
中国历朝历代在不同时期曾将不同的预占术定为秘术，但是占卜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宣判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对立面，反倒被容纳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识及国家礼仪之中。
中文的“迷 信”是一个外来词，“迷 信”这个西方概念历经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意义已经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话语，是负面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启蒙思想流入中国，直接导致1928年和1930年中国“反迷信”的立法运动。其间，不仅很多寺庙被迫关门，很多占卜术士都被禁止从业。但是，40年代的中国还是出现了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命理大师：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
袁树珊著《命谱》，为64位名人立传，包括孔子，解释为何孔子三岁丧父。尽管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极力倡导启蒙开化之风，但是占卜书籍依然十分流行。
1949年以后，“迷信”这个概念使用更为广泛，“文革”时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内的“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预占方面的书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以在书店买到了。不过算命作为实践，仍然处于灰色区域。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认为是可以改命、改运的。
朗宓榭：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预测可以不断重复，是自由的表达。常有人说古代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自由的概念很弱，但是，在一个相信命运之预测的文明中，用从预占中获得的知识，在理论上是可以与命运斡旋，从而获得自由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很多与命运交涉的形式。从法术到道德、修身，通过祭祀取悦祖宗或通过《日书》的指导行事等，以及佛教世界里可以改善宿业，以减少甚至彻底抵消不良后果——佛典里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就谈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传统中国“根本性的存在着的乐观主义”，因为自由可以通过每天与命运的交涉而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数据”很流行，人们甚至用它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等等。你怎么看？
朗宓榭：大数据预测与概率关系很密切。欧洲很多所谓“科学预测”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的转型期间产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测算。
概率测算和赌 博有密切关联。对预测数据的处理首次在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中得到表达，并发展为钟形曲线。从1844年起，钟形曲线在概率计算中大量使用，在钟形曲线高峰处的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然而，预测处于钟形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柏林墙的倒塌、雷曼银行破产后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许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是用这种概率计算无法预测的。每天我们都经历着预测，特别是经济界的预测——一直在不断修正。
显然，预言的价值处于不断瓦解之中，特别是涉及个人的预测，比如医学方面预测的价值非常低。三年前我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看了五个医生，得到五个不同答案。
现在，政治学、经济学都有预测，都自称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就成了中国商代的占卜之士，大家承认他们，甚而崇拜他们。我们德国有五个所谓的“经济神人”，老百姓都很信他们，但是，经常过了一周，他们又改口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我们为何仍然需要预占之术？
朗宓榭：人类无法承受意义的缺乏及绝对的随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把自己称为“迷信的”，自传开篇即是他出生的时辰，他说：“迷信是充满独立的、进步的、自然的一个结集，而虚弱的、狭义的、举足不前的、陷于自我的人的特点则是什么也不信。”正因如此，歌德对预言特别看重。
人类非常需要面对未来时的安全感。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包括事故，都应该有一个意义，否则，恐怕会又无聊又悲观。但是怎样建构、解构这些意义，每个文化、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瞭望东方周刊 │ 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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