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当——武当山建筑与风水
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和传统。风水观念对中国建筑活动的影响极为广泛。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没有一座建筑是不考虑风水问题的。风水术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风水学的精髓是强调人与住宅的和谐及自然与住宅的和谐的完美统一。在传统的风水观念看来，山川环境存在风水的吉凶问题，制约人和社稷的祸福安危。风水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人居环境的凶吉问题。那么，武当山的风水如何呢？
从中国地形图上看，武当山山系呈近东西方向展布。山的西北端起自湖北、陕西两省交界处，东南端到湖北襄樊市，东西长约260余公里。由于武当山最重要的建筑——太和宫金殿坐西朝东，故整个武当山的水口不在山南、山北，而在其东边。
距离武当山北边最近的大河是汉江，又名汉水，自西向东环绕武当山北麓；距离武当山南面最近的河流是南河，又名粉青河，环绕武当山南麓，在谷城境内流入汉江。按常规的说法，南河流入汉江的河口，应当是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水口，但是，古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以宏大的宇宙思想、以大风水的视野，来寻觅武当山的水口。
从中国大风水的格局来看，昆仑山是天地的支柱，与昆仑山相连的山脉都可称为龙脉。根据龙脉的思想，蒙受沿龙脉流行于地中的“生气”，可以招来吉祥幸福，因而必须寻求生气充溢永驻之地。水汇而龙止，有水环抱的地方，不因风而吹散，所以，这种地点的构成，是周围环山带水的宝地。武当山系背靠大巴山脉，而大巴山脉向西北连接昆仑山，因此，武当山的龙脉是直接与昆仑山相连的。正如《图经》所言：“武当山自干兑发源，历关、陇、金、房之地，盘亘万里而至于斯(即武当山西面的天马峰)”。
所以，《续修大岳太和山志》说：“太和居荆与梁、豫之交，下蟠地轴，上贯天枢。左夹岷山，长江南绕；右分嶓冢，汉水北回。其层峰叠壑，标奇孕秀，作镇西南，礼诚尊矣”。根据这一说法，如果按坐西朝东的方位，武当道教建筑的选址大风水的格局是：武当山祖山为昆仑山，少祖山是昆仑山的支脉大巴山脉，案山是大别山脉；左面的青龙山是高大巍峨的秦岭山脉；右面的白虎山是重峦叠嶂大巴山脉。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水谷地由西向东延伸，武当山正好耸立于其出口处。其东为汉江平原，东北为南阳盆地。向北眺望，是碧波滚滚的千里汉江；向南眺望，是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由此可见，汉江流入长江的水口——汉口，才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水口。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是六朝以前就有的名字，语出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古代把阴阳会合、天地冲合的元气称作“太和”。古人认为：“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天地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虚冥。”（汉·严遵《道德指归》）。道家把“太和”看成是“道”的演化、“道”的表现形式。显然，古人以“太和”为武当山的别称，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对此，我们可以有丰富的理解：一是指此山生成极早，即道经所谓“自有太极，便生是山”，因而该山禀太和之元气，能生天立地；二是指此山山势象腾腾燃烧的火焰，直上碧空，而水神玄武（神龟）镇压山顶，可以起到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效果；三是指此山元气淋漓，涵借着无穷生机，太和之气贯通天人，天地赖之以生，人性因之而成，故修真学道之人于此山修炼，“当契太和”。实际上，“太和”一词体现了中国古人希望普遍和谐——天地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愿望。
风水观念中关于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学说，很明显有道家思想的影子。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山”，其实也是风水术中“元气”思想的反映。
道教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教，道教徒崇拜的“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天人合一”的状态，即人与自然完美和谐的状态。“天人合一”是风水观念产生的思想根基。风水观念的理论前提就是认为天、地、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时、地利、人和存在着密切的制约关系。
风水观念奉老子的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为经典，认为天、地、人的统一就集中体现在这个阴阳冲和的“气”上，这种观念虽多有不经之处，但也包含了人要适应和遵循自然界普遍规律的朴素认识，引发了建筑活动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极度重视和对人与自然的认同、和睦、协调、一致的高度关注。风水术热衷于追求天时、地利、人和融合的“天人合一”境界，风水师信奉的原则，有不少是切合天时、地利的，或者说是与天时、地利吻合的。正是这种纯朴浓厚的重视环境、顺应自然的风水观念，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群落与自然环境充分交融的理性传统。
道教与传统风水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民众信仰习俗中，像看阳宅风水、相墓、镇宅驱邪等活动，多由道士来承担。武当山古建筑群，大部分修建于明初时期，明代武当山道士张三丰、丘玄清、孙碧云等都是看风水的高手，这在各种文献中多有记载。有这些高道为武当宫观建筑相地看风水，保证了武当山古建筑群在堪舆选址、规划布局、环境调适等方面的规范运作。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在不破坏自然界整体的和谐性的同时，更为自然环境增光添彩，加了神来一笔，不仅是人工与自然融合的典范，更是风水观念和环境意识的全面展现和集大成者。可以说，武当宫观是中国风水术应用的典范之作。“天人合一”思想，正是武当道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也是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既然风水术与“天人合一”大有渊源，那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古建筑群，在规划设计与风水实践上，具体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武当道教与传统的风水观念有着共同的产生基础，两者相互借重、相互影响。细阅《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关于全山各宫观庵庙的记述（见该书卷八之楼观部第七），我们可以发现玉虚宫、遇真宫、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复真观、龙泉观、天津桥，甚至现在正迁址重建复原的净乐宫等主要宫观和附属建筑的选址，选址定位，巧于因借，善用地形，也无不著有浓厚的风水观念和环境意识。
张三丰是元明之际的著名道士，明初入武当山。他遍历武当，对全山风水了然于胸，后来选中两个风水宝地，卜地结草，搭茅为庐，作为供奉玄帝香火的庵庙，即“遇真宫”、“会仙馆”。永乐十年，大修武当道教建筑群，改建“遇真宫”为玄天玉虚宫，大兴“会仙馆”为遇真宫。明成祖对玉虚宫、遇真宫的修建非常重视，专门对武当道士孙碧云（张三丰的弟子）下敕谕说：“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张三丰老师修炼福地。朕虽未见真仙老师，然于真仙老师鹤驭所游这处，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创建道场，以伸景仰钦慕之诚。”由此可见，明成祖之所以把玉虚宫建为“山中甲宫”，又兴建遇真宫专门奉祀张三丰，与“真仙老师”张三丰相中这两处风水宝地应该有很大关系。
玉虚宫，位于展旗峰北陲。座南朝北，布局严谨，中轴线分明。从山龙来看，其祖山天柱峰西接昆仑山，北连乌鸦岭，展旗峰是其少祖山，梅子垭、仓房岭是其蜿蜒龙脉，华麓山如屏风三叠枕其后，翠屏山重冈叠阜列其前，群山环绕，规模广阔，形势雄伟。从水龙来看，发源于西山张爷庙沟水帘洞的玉带河，从西宫缓缓流入紫禁城内，在龙虎殿前呈一张弯弓的形状蜿蜒东流，汇入梅溪河（即九渡涧下游），中轴线上建有玉带桥；另有发源于祖山的九渡涧自南而北远远流来，与玉带河交汇后流到北山脚下，折而西行，水面宽阔，河道弯曲，俗称“西流河”。河上有遇真、仙源、游仙、东莱、仙都、登仙六座大型石桥，可供登临游眺。仙都桥是玉虚宫的风水桥，有“锁财”的功用。左引崇岗，右浚曲水，前列翠屏，后枕华麓，风水术所要求的主山（亦称靠山）、青龙山、白虎山、案山、朝山、水口等一应俱全，故有风水宝地之称。
建于“会仙馆”旧址上的遇真宫，是孙碧云奉明成祖的圣旨，“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精心规划布局的杰作，对风水格局颇为讲究。遇真宫选址在一个内聚型盆地——“黄土城”内，北靠凤凰山，南对九龙山，负阴抱阳，左有望仙台，右有黑虎洞，水磨河自西向东从九龙山下流过，正是坐北朝南，龙腾而凤翥；山环水绕，藏风而聚气的风水宝地，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景规划的经典模式。
紫霄宫的勘测选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工程设计人员重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相融合的思想。宫殿背倚展旗峰，山势跃动欲奔，石色如铁，好象一面飘展的大旗，衬托出宫殿建筑的威武气势。面对大小宝珠峰，近前有禹迹池，远者遥对五老诸峰，宫前有禹迹池，左有青龙背，右有白虎垭，群山环抱，宫设其中，既利避风，又易向阳采光，宫内外花木繁茂，环境清幽，古人称之为环抱天成的“紫霄福地”，并在宫侧建有“福地殿”。宫之左右，各有一水自山间迤逦流出，傍绕宫前而过。风水术所要求的主山、案山、朝山、青龙、白虎、明堂、水口、气口等等，紫霄宫一应俱全。
在自然环境符合上乘风水要求的基础上，紫霄宫在建筑实践上的“理水”艺术也是颇具匠心。宫前为金水渠其来水是从宫西北流入的山水，呈一张弯弓的形状蜿蜒东流。金水渠由暗道与禹迹池相通，设计巧妙。因为按照阴阳五行思想，西方属金，金生丽水，故名为金水渠，渠上之桥为金水桥。禹迹池是紫霄宫的朱雀池，被认为是可使紫霄宫生气凝聚而不散泄的风水池。紫霄宫有日、月池，日池在大殿崇台之下，园型，有石栏围护；月池位于父母殿之东，半月型。日月池不仅能起到消防水池的功能，而且有平衡阴阳、和合天地的象征意义。
紫霄宫的建筑规划和布局设计，在选择环境、利用环境、改善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交融等方面的表现出的风水观念和环境意识，可以说是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中全面成功展现的范例。
五龙宫位于蒿口南15公里处，背靠灵应峰、五龙峰，前列金锁峰，左有磨针涧、华阳岩，右有启圣殿、凌虚岩。古代山志中“山环水抱而朝大顶，其清静无出其右也”之句，说的就是五龙宫。
五龙宫座西朝东，宫门北向以就涧道来路。入门为夹墙复道，九曲十八折，人称“九曲黄河墙”。夹墙复道尽头为小山门，门内前为琉璃化香炉，左为照壁，右为山门。山门内建御制碑亭，重檐歇山顶式，高大巍峨。从碑亭间石铺神道前行为龙虎殿。殿后为一四合道院，青石墁地，院中有五龙井及天池、地池。玄帝大殿位于五层崇台之上，需登81级台阶方才到殿前；启圣殿在玄帝大殿之后，位于四层崇台之上，需登72级台阶才能到达殿前。明代徐学谟描述当时的五龙宫说，仅大殿的基址就可以与其它道宫的规模相比，而且宫殿的地势在诸宫中是最高耸峻拔的。因其地势高崇，故人们从下仰望玄帝大殿和启圣殿，二殿如出云表之上。该宫大殿毁于1930年，但其遗址及周围老姥祠、隐仙岩、灵应岩、凌虚岩、华阳岩、白龙谭瀑布等颇为清幽，能发思古之幽情。
风水观念中还有运用建筑手段来弥补自然的不足和强化风水优势的做法，即在顺应自然的同时，也注意以人工弥补自然的缺憾。这类建筑大多是属于“风水”小品。而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九曲黄河墙，在武当山共有两处，分别在五龙宫和复真观。五龙宫的九曲黄河墙，前面已经说过了。
复真观，又名太子坡，是武当山道观中北方皇家建筑法式与江南园林建筑中借景、造景方法巧妙结合的典范。复真观的建筑，顺地之形势而把中轴线移位并转折处理，使院落起伏曲折，富于变化，既顺应自然又错落有致。其建筑布局，充分利用陡险岩上一片狭窄坡地，进行纵横序列布局，使建筑与环境紧密结合。
从堪舆选址上看，复真观背依山势巍峨的狮子峰，上朝天柱峰，下瞰九渡涧，风水也算不错。只可惜观址前临深谷，山势陡峭，导致观门前面没有开阔地，道路窘迫受限制，于是必须做变通处理。为改变视角，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在观之主轴线下端不正式设门而建造高大的影壁墙，在右侧（北向）开一石门（为二道门），门前砌宏伟的夹墙复道，即九曲黄河墙。九曲黄河墙，方石墁地，丹墙翠瓦，弯弯曲曲。夹道尽头，才恰到好处地正式设建高大的山门。复真观二道门之内，是方整的石海墁院落。由此再往南行，还有另外一条夹墙复道，曲折而下，经过两重石门到达下十八盘，是朝山古神道。南北夹墙复道，共有石门四道，所以有“一里四道门”之称。这样不仅使漫长的夹道显得灵活多变，而且使整体建筑达到了“琳宫仙馆”的诱人效果。九曲黄河墙这样的风水建筑，在复真观整个建筑聚落中，既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也满足了特定的心理需要。
五龙宫的情形与复真观有所不同，其明堂开阔，建筑气势宏大，但宫前有所谓“水帘洞”，也同样面临宫门出路窘迫的问题，于是也相应设置影壁墙而北向侧开宫门外接“九曲黄河墙”。从建筑单元的整体上来看，复真观、五龙宫都在背山面水的基础上，依山就势，因地制宜，机灵变通，完全符合风水章法。
从复真观下十八盘，可见到龙泉观、天津桥、大照壁互相照应的设计手法。龙泉观，在玉虚岩之北，天津桥之上，其地面临九渡涧，山泉清澈，峰峦环抱，明代文人方豪的《龙泉观》诗云：“九渡涧中龙喷泉，琼宫青倚石桥边。玉栏金水神工巧，恍讶朝回尺五天”。
天津桥，在龙泉观前，九渡涧上。三孔连跨，桥身曲线柔和，韵律协调，以美丽的弧型飞跨在九渡涧之上，如雨后彩虹一般。明代学士廖道南的诗云：“大岳盘千嶂，仙关隔五云。虹桥通涧远，石径入林分。飞阁悬丹极，虚堂寻紫氛。悠然起遐想，天乐坐中闻”。诗人汪道昆说：“出垣下行，乘天津桥，济九渡涧，涧道幽绝，其阳则渊默亭”。诗人们都注意到桥四周千峦环翠，万壑流青的清幽景色，感受到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在之境，一种“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的幽静淡泊之美。
大影壁设置在天津桥南，其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为了避邪，因为九渡峰直下涧中，群山尖锐杂错，来龙排列紊乱，这种案山、朝山对龙泉观的兴旺发达不利，只有用影壁来作屏障，以化解煞气；另一方面在空间布置上，大影壁还起到轴线转折的作用，使过河成为行程中的重要事件，并预示前方有更精彩的视觉满足。所以，尽管大影壁只是武当道教建筑群中的小品，但它在风水术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小视。
历代经营武当山的帝王官僚和道士工匠都知道，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除了选择好的风水外，还得靠人自身的努力，人类应该主动地去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所以，风水术除了关注建筑选址本身外，还非常重视建筑周边的自然环境。不好的风水，要进行调适；好的风水，要维持和保护。于是，为了风水，古人在建筑活动之外，又有了附加的作业活动。
武当道教在重视风水术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物周围风水林的培育，宋元明清时期，历代道士都注意在山上植树造林，尤其是南宋道士房长须，坚持在五龙宫一带栽种杉树三十余年，培植灌溉，一刻不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明代皇帝多次颁布敕谕，保护太和山山场，坚决制止砍伐竹木、开垦坡地的违法行为，并命令明代均州千户所5000多名正军余丁常驻武当山修山，祖孙相继，历时二百余年。他们除了维修宫观外，还在全山修了许多防止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的石墙，构筑了世界上罕见的古代生态保护工程。可以说，这是古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伟大创举。
建筑作为一种符号语言，表述的是隐含在建筑设计者文化心理深层的观念形态，反映出个体或群体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以及社会文化的系统意义。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同时又是其他文化门类的活动场所，也是其他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当然地反映着这些文化的内涵。道教文化在道教建筑上一定程度地集中实现，并在道教建筑的形象上得到投影。
道教主张“天人合一”、“父天母地”、“道法自然”等思想，与现代生态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尚与自然的平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是相通的。客观地说，在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规划设计和细部处理中彰显的风水观念，蕴涵着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调适意识。以现代观念来解读，我们应该看到武当山的建筑实践对自然和环境的格外重视，从利用于日照、挡风、取水、排水以及水地保持，改善局部小气候条件的角度而言，具有生态学的重大意义。
透过风术观念支配下的武当山道教建筑实践，我们不仅可以窥悉其中蕴涵的道教文化哲理，还可以领会到前人被扭曲了自然观、生态观等传统的环境意识。 ( 杨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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