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阆中古城位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西岸,其东枕巴山余脉,西倚剑门雄关;南邻南部,北接苍溪。古代巴蜀与中原联系的米仓大道、金牛大道皆经阆中,跨剑门、越秦岭,可抵陕西汉中、宝鸡和甘肃;又有嘉陵江纵贯南北,逆江上至广元,顺流则至重庆、上海,因此,阆中自古为“巴蜀要冲”,有蜀道南路的“咽喉”之称。据记载,人类始祖伏羲就孕育在阆中,周朝时阆中为巴子国国都,自秦惠文王置阆中县起,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阆中一直是历代郡、州、府、道治所,川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蜀汉名将张飞镇守阆中达7年之久;明末清初四川临时省会设于阆中长达17年。1986年,阆中被国 务 院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1年撤县建市之后,相继被确定为对外开放城市、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前正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阆中古城风格独秀,是中国古代依照“天人合一”选址建城的典型范例。阆中古城保护完整,现有古城面积1.78平方公里,是四川惟一保存规模最大的古城,它棋盘式的古城格局,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实物宝库,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安徽歙县并誉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的四大古城。与其他古城相比,阆中又以其风水奇特见长,其城市选址、布局均契合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风水中“龙、砂、穴、水、向”的完美组合,自古就有“阆苑仙境”、“风水宝地”之美誉。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古城风貌得到了天然保护,至今为止,阆中古城是按照古代,特别是唐代天文风水学理论营建而且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城池。早在2000年,四川省旅游局在制定旅游总体规划时,就将其列为“中国风水文化旅游观光目的地”。
风水理论是我国古代有关居住环境构成,包括城市及其它建筑选址、规划和设计的一种传统理论,它自成体系,其观念和基本模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代各种建筑活动,可以说,我国所有的古城和历史建筑都不难找到风水理论的遗貌。西汉至唐,阆中一直是中国古天文和风水学的主要研究之地,天文学家、风水大师相继辈出,并吸引同行到此研究天文、风水,如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唐朝著名天文学家、风水大师袁天罡、李淳风等,他们对阆中古城营建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1城市选址
中国古代人们对城址的选择十分慎重,认为它是未来事业兴旺与否的关键,关系到族人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必须作为头等大事,集中全族人的智慧,须最高领导者作出决定。《诗经》中《大雅·公刘》篇就记述了周朝祖先公刘,约在公元前15世纪,率领族人迁居陕西旬邑县,选址建城的经过。大意是:公刘登山察看地形,见山岗之南百泉流过,平坦可居。在这片平原上,北有高大的山阻挡北方寒流,南面远处朝山,有险可据。东西两侧耳山蜿蜒起伏,山环水绕,水土完好,可避水灾,御干旱,防战乱。适宜耕作,凭险防守,是建都立邑的好地方。于是公刘就决定迁族人于此,为周族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这是古人运用风水学说选址建城的早期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风水学说与建筑理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增加许多神秘的色彩。例如把山形比作龙脉,把水势比作血脉,进而形成包括“龙、砂、穴、水、向”择址理论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这些神秘色彩是出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崇,而在客观上,它对于保持水土,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产生了很多积极意义。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北京、南京等大处落墨的邦国都鄙,还是平民百姓聚居的村落宅院都对选址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从传统风水学说来看,阆中古城城址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阆”音浪,《说文》释曰:“阆,门高也。”其字的意和形与阆中的地势与水情构成了象形关系。据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阆中,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二》载曰:“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县居其中,取以名之。”
正如古书对其地名之来历所述,阆中古城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山水均呈蟠龙蜿蜒之势,活灵活现,腾挪欲飞,的确不同凡响。按风水学的专业眼光,阆中古城的地理器局,天然并且完美地齐备了“龙、穴、砂、水、向”的所谓“地理五诀”。说得更具体一点,源自“华夏祖脉”昆仑山的大巴山余脉蟠龙山系为阆中之“来龙”,其由嘉陵江水一路欢腾护送而来,于城北形成天然屏障,是为靠山;汹涌的嘉陵江在城北玉台山沙溪场“入水口”之后数条支流汇聚,状若“九龙朝圣”,然后在西、南的锦屏山、黄华山、白塔山和大像山等布秀呈奇的“砂山”的卫护之下,偎城抱廓,绕古城三面,从蟠龙山东侧“出水口”,形成一个巨大的“U”型环带,天然形成了“丽水成垣”和“金城环抱”的风水绝胜之地。阆中古城之“正穴”是选在“来龙”蟠龙山的结脉处,此处现为阆中中学操场东北面,是为城市风水的中心。此处后接“来龙”,前照“案山”(锦屏山位于嘉陵江南岸,与城对景,为阆中“案山”),左、中、右三面砂山环拱护卫,“朝山”(黄华山等)更是毓秀钟灵,苍翠层叠。整个区域器局宏阔气象非凡,堪称世间难逢难遇的风水宝地,令历朝历代的风水勘舆家们无不心荡神驰,流连忘返。
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贞观中有望气者上言太宗,观测天文,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罡测步王气,由长安到四川,行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其脉在蟠龙山山系之小蟠龙山鞍部。袁天罡在此处凿断石脉,水流如血,阆中人呼其地为锯山垭。”此“锯山垭”现今尚在,曾有守城者在此设关,又名“锯山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位奉圣旨来凿断阆中龙脉的鼻祖级术数风水大师,于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再次来到阆中,并在蟠龙山筑台观天象,后沿隆山驿古道入阆中西南的天宫乡,因见其地理格局朗阔,风水绝胜,有如仙家灵地,遂定居于此,后葬于观稼山。袁之挚友,唐朝的另一位风水学大师李淳风也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循剑阁金牛古道入阆中,追寻挚友袁天罡察得的“风水宝地”,后亦定居于阆中天宫乡,死后葬于五里台,与观稼山袁天罡之墓遥遥相望,在中国风水学的历史上传为千古奇事。
袁、李二人作为一代风水学宗师,对唐代以后阆中古城的风水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唐以后的阆中古城完全按照袁、李二人所形成的完整成熟的风水理论进行设计,基本上已具备了今天的格局,使之与自然山川更加有机地融为一体。
1.2城市格局
唐武德及贞观年间,高祖李渊的公子鲁王李灵夔和腾王李元婴先后被分封阆州,二王“仿长安”,并以袁天罡和李淳风的风水理论为指导,造宫苑,建五城十二楼,誉之“阆苑”。
阆中城共开四门,北门偏西,南门偏东,东、南、北皆加筑了瓮城,惟西门缺。从地形上看,应该是西墙距河较近,空间局促所致。查资料记载果真如此:汉时阆中城址在城西北,后嘉陵江河床变迁,逐渐向东岸侵蚀,到了唐朝,城址只得东移南迁。考察一幅清代道光元年的《阆中治城图》可知:为改善西门无瓮城的状况,建城者据风水原理作了弥补。这种弥补在图中得到完整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外有阆风亭、览胜山房、石匮阁、王爷庙、镇水旧铁犀、新鱼翅等地物。其风水意象契合《阳宅会心集》所言:“城门者,关系一方制民,不可不辩,总要以迎山接水为主。”又言:“如有月城者,则以外门收之;无月城者,则于城外,建一亭或做一阁,以收之。”月城就是瓮城。西门外未建瓮城,便修筑以上亭、庙、阁、房等,从而克服了西门迎山接水之难,人为地取得了风水吉象。风水的选择,不仅抚慰了人们的心理,而且在景观上进一步构成了“西津晚渡”、“石匮凌云”等古阆胜景。
《阆中县志》提到:“古人营建执法,……前朝后市,左宗庙,右社稷。都城然,郡国何独不然。阆之为治,蟠龙(山)障其后,锦屏(山)列其前。锦屏(山)适当江水停蓄处,城之正南亦适当江水弯环处……”山此可知,阆中城坐北朝南,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城市布局形式。
阆中古城几何中心位于“中天楼”之处,中国古代“崇方”、“尚中”,所以城中心的确定和安排是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地图上看,“中天楼”位于城中东西南北主干道的交会处,正应风水“天心十道”之喻,乃阆中城正穴。城内街巷,以此为核心四向展开,分别与“案山”朝对并据为底景,所谓“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以“中天楼”为中心还分布着保宁府署、川北道署、文庙、武庙等衙署机构和宗教文化建筑,符合风水“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为正穴”之说。
阆中城外,东北山势高峻,主山蟠龙之顶,筑有“观星台”;西南地势低平,立“火神庙”;东南舟楫往来,商贸繁荣,立“财神楼”。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与风水九宫八卦相关。《周易·说卦》指出,东北为艮卦,象征山,为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古代风水家以此为观测天象之最佳方位,故筑此观星台,使阆中天象观测日盛,成为古代著名的民间天文研究中心。正南离卦属火,故近此方位修“火神庙”以祭火;东南“巽”卦,主财,立“财神楼”祈财祈福,这是风水上最常见的做法。
观图可见城东南一片繁华,寺庙、祠堂、会馆、镇江楼(正对江南气口南津关之华光楼),一应俱全。风水书《宅谱问答指要》上讲,城市“南门、东门,生方,宜高昂轩朗”,正应此番景象。可见,古代风水讲究的“府州县城,内立衙署、仓库、文昌阁、奎星楼、城隍庙、关帝庙诸祠;外建社稷坛、里记、历坛于北,风、云、雷、雨、山川坛、旗纛庙于南”1,古城阆中的城市布局多因于此。
阆中现有90余条古街巷和上百座古宅院也十分讲究风水,都是背山面水。东西街道多而长,南北街道少而短,既满足了良好的朝向,又使建筑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视野开阔,通风良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阆中古城风水格局和意象所具有的经典性、奇特性和神秘性:一方面,阆中的山水配置最简单、最完全、最准确地体现了风水理论“龙、砂、穴、水”意象,山水城融为一体,形成山环水绕、金城环抱之势,城垣楼阁,水光山色,天造地设,构成古代风水“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的意象图案和山水城结构图式,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思想和实践,难怪古人称其为蜀中“三奇”之一,清人张之洞赞誉为“嘉陵一江胜处在阆州”。另一方面,奉圣旨凿断阆中龙脉的人,反而来此定居,并葬于此地,风水大师袁天罡的行为的确让人难以琢磨。其实,在阆中,关于袁天罡、李淳风二位风水大师生前活动的遗迹和各种奇异的传说还有很多,如袁天罡之子袁客,亦继承父业,毕生探究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学,是为当时一代名师;而李淳风之子李谚、孙子李仙宗也非平庸之辈,其祖孙三人超群绝伦,先后均官授大唐之“太史令”。在阆中民众看来,这似乎是得益于袁天罡、李淳风墓穴的极佳风水,应证了阆中风水人文的确是可以光耀祖宗、泽被后人的。这些神秘或者近乎荒谬的传说,有些已流传成为民间的口述文学,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目光。这更让阆中风水文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积淀了浓郁的风水传统文化特色。
2.1风水文化的民俗学属性
起源于“卜宅”、“相地”的风水理论约形成于5000多年前,是我国古代选择、营建居地环境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是找寻一种理想模式的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风水文化兴趣浓厚,相关研究成果斐然。在国外,英国尹特尔、韩国尹弘基等主要从建筑学、生态学的角度给风水以高度评价。在国内,何晓昕、王其亨等主要认为风水是古人因择居需要而建立的融建筑学、生态学、规划学、美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由于风水是多种成分杂糅而成的文化复合体,要全面系统地揭开其中的奥秘,必须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尤其是要将它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找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中的位置,才能真正窥测到它内在的奥秘。
在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个民族或一定族群的文化,根据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做不同的层次划分,如上位文化—下位文化、精英文化—民俗文化等。根据风水文化的特质,联系阆中古城等中国风水文化发展留下的烙印,笔者认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中,它应处在民俗文化的位置。
首先,从风水文化的性质和特征看,它是一种生活文化。居住问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大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认为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与人的住所有关,所以对住所的选择和营造向来十分重视,而风水文化讲究的是居址选择、村落布局、景观布置、宅居营造、门窗开启、床榻安放、家具摆设和环境美化等具体居住行为与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居住文化。从阆中古城建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居址选择方面讲究“地基方止,间架整齐”2、 “星形端肃,气象雄豪,护沙整齐”,在宅居营造方面讲究“墙垣周密,四壁光明,天井明洁”,在门窗开启方面讲究挡煞、避煞、幽曲,在灶位选择方面讲究“向中宫”,在井处方位上信奉“吉方凿井而饮,生聪明俊秀之子”,在环境美化方面讲究“前不植榆,后不种桃”等等,表现的均是传统社会人们运用风水这独特的文化样式以寄托生活理想,寻求精神安慰的人文情怀,体现了民众对安居乐业、发家致富、儿孙满堂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属生活文化的范畴。
其次,从风水文化的价值和功用看,它是一种信仰文化。风水文化的价值和功用主要体现在居址选择活动上,这种活动不仅仅是看重了宅居所固有的物质使用属性而对人们具有实用价值和功能,更重要的一点是看重了它还作为一系列人生信仰的寄托而具有文化价值和功能。因此,讲究居址的选择和占断的风水文化,又是一种信仰文化。在阆中古城的营建过程中,中天楼的修建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据文献记载,“中天楼”之处原有一山曰凤凰山,自主山蟠龙来,山势嶙峋,苍翠窈窕,如屏如几,后被庸人削平,仅存山麓。明万历年间,新任知府为增风水吉象,命在原址筑楼增势,“中天楼”便由此而来。风水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而不断,至今仍在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流行,应该说,正是由于风水文化具有这种通过对居址的选择作出对人生吉凶祸福的占验和顶测之功能,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世俗社会对去凶避祸、趋吉祈福的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