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希贤:“风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声音]北京大学博导、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于希贤:“风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近日,有媒体披露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湖北等地采访,发现政府楼堂馆所石兽、球体等做装饰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惯例,其中还颇有些“神秘寓意”。关于政府这一做法,不少评论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认为“风水装饰物”背后还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折射出地方执政官员的信仰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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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于希贤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于希贤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开过风水课;而在国内因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大学讲授“风水学”而备受争议。
人们不满的是官员腐 败,而非风水
时代周报:最近有报道说,多地党政机关大楼前流行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对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于希贤: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传统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摆吉祥物的这种做法都不新鲜。到英国去旅行,我们会发现不少城镇街道的门头有“羊”,其实那也是他们的吉祥物。在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建筑上有铜铸的小神仙和仙草的图案。在中国,从故宫到颐和园,我们同样会发现门口都有石狮子。
事实上,对照一下很多明清的古建筑,大家会注意到大多是八字门两边开,放抱鼓石、石狮子、大象和貔貅的都有。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放吉祥物的爱好。在我看来,这些和封建迷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就如同我们过端午节一样,就是一种民俗。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人们对政府门口摆石狮子的不满?
于希贤:或许人们真正不满的并不是放石狮子、大象,甚至是转运石、风水球等装饰,而是今天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和腐败现象。不少媒体提到,摆放的这些东西花费颇大,但是就我的了解,其实这些东西花费并不多,比起那些官员的贪腐来说,更是不能比。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不满只是一个表象,其所反映着的,是人们对身居其中的官员们的不满。
时代周报: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显然这是 “风水学”的体现。很多场合下,风水被看作是一种封建迷信,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体系中,建筑风水却又一直存在着,在你看来,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风水的问题。
于希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盘西化非常盛行,很多人认为中国原创文化都是落后的象征。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医、风水、针灸这些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打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医和针灸终于抬起了头,但风水依旧还被扣着“迷信”的大帽子。
其实,风水有些类似于中医,医学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西医,我们传统的是中医,中医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以辨别和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为要务,以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中医的独特之处。建筑风水学与西方的建筑规划学同样是两套系统。西方的建筑学是以力学、规划学为基础的,而传统风水学和中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的。
建筑风水学特别注重关注建筑空间,如山形水貌,藏风纳气。在我看来,真正的风水当然是科学,而且是很严肃又严谨的科学。具体而言,这与地理学很相近。地理环境在地表的分布千差万别,具有不平衡性,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同时,也就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会选择、建设、创造符合自己愿望、审美要求和居住安全、舒适的环境。
实际上,风水这套理论在城市规划、大型工程建设及民宅选址、布局等方面的应用很多,中外都有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对风水是有过明确承认的,我还参加过了联合国世界文化宽容年大会,并做了有关于风水的大会发言。事实上,“风水学”就是传统中国的建筑学和规划学。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这是自己的根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分三个层次:一是抽象的,哲学的宗教的层次;二,狭义的文化层次,比如唐诗宋词等;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文化。风水是第三个层次。比如城市的建筑风格,为何在这里选址,这样规划设计,路怎么开,树怎么种,大门怎么开,包括居家家具的式样摆设等,建筑文化的这套东西就是风水,指导思想都是阴阳五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到,距今6000多年前,古人就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并对天地人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水的雏形。中国历代都城、村落和民居,几乎都是按照风水规律布局的。或者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在上个世纪20年代西方的景观设计、规划设计等一套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有名的建筑不是风水师的思想指导所做的呢?
建筑风水为什么几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是有它的道理的。建筑风水中的“气”和“势”,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以统计概率的形式表达的。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中国文化,认为建筑风水不能和西方的思想体系接轨就是迷信的。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古代风水学中也有很多不合天理、人情的问题,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学术研究不足,给了骗 子可乘之机
时代周报:但是现在社会上,打着“风水师”旗号骗人的也不少。
于希贤:现在国内研究风水的主要有三批人,一是以天津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建工学院为代表的建筑学出身的人;第二批是一些研究哲学的人,这方面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典型;第三批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其实,学术界搞风水的,真正我觉得做得扎实的都是从建筑出身,做建筑规划设计,他们的路子很正。但是,总体来说,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太差。
正是如此,江湖骗子才会活跃。我曾经碰到一个中学教师给人看风水,狂得不得了,开口就要几十万,实际上说的根本不在点子上。不仅如此,整个社会还存在跟风的现象,如果有哪个“风水师”骗了很多钱,结果就有好多人去骗人。我主张对这些人应该绳之以法。这个行业市场需求很大,希望国家能尽早出来一个规范。所以我建议还是要从学术上解决根基的认识,前提是官方要正确引导。
其实,正式的风水师必须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要看的书很多,比如《鲁班经》、《论语》、《孟子》、《黄帝内经》、《防微论》等。不然,他们只会是江湖骗 子。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一句话,“风水学”是国内批判,西方热捧?
于希贤:这是事实。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对风水仍持保留态度,但这个学说正逐渐被世界认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了风水学博士—世界上第一个风水博士是康奈尔大学1973年培养的一个韩国人尹宏基。到了现在,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都有风水学专业,在日本2000多所高校中,有110多所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0年到1991年,我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教书,一开始学校给我布置的教学任务是讲北京历史地理。当时,我带了本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上面有我的一篇关于城市风水的文章,叫《中国古代城市风水的选址与布局》,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的俄国学生看到后,马上就被20人拿去复印。学校后来知道这件事,就干脆让我开了风水课,给学生系统讲授风水学知识。我还记得当时来听课的不少还是俄国的院士。 来源: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