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市場風雲變幻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危機管理，形成一種憂患意識。而我國的經學文獻《周易》可謂一部憂患之書，它告誡人們順利時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危機來臨時不要亂了陣腳，在趨吉避凶中始終能夠找到“北”，這對於企業進行危機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然，這不是用《周易》占筮問卦，而是要在其神秘的“設卦觀象”中發現其哲學思維的合理內核——思維坐標。

周易的生命力源於理性之“筐”

《周易》的憂患意識，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革新進取精神，顯示出經久不衰的生命力。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們依然可以從中汲取戰勝危機的精神動力。其魅力之一就在於她好比一個理性之“筐”，在似乎什麼都可以往裡裝中過濾出希望之光。這並不是因為其中卦辭爻辭的隻言片語具有什麼神力，而是因為背後蘊含著積澱已久的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被驗證的心態結構，集中反映為河圖、洛書所揭示的思維坐標。

1977年，安徽阜陽縣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中國古代占盤，展示出河圖、洛書的基本面貌。這種被稱為“太乙九宮占盤”的結構圖，可以簡單的看作兩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內核，由縱橫交錯的兩條直線構成；另一部分是它的外圍，即根據內核演繹成的各種客體要素和數列。長期以來，專家們非常重視對其外圍部分的研究，以證明它和《周易》內容的一致性，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卻忽略了其內核部分的作用。其實，當我們將其內核部分展開來看時，就可以發現，它就是現代科學所倚重的一個完整的坐標系（如圖所示）。如果說我們民族強大的生命力，在於能夠在不斷變幻的宇宙天地人間中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內在的智慧來對付各種挑戰，這種思維坐標的作用功不可沒。

當然，從河圖、洛書到“太乙九宮占盤”，並沒有提出思維坐標的概念；但是宋儒已經認識到，河圖、洛書的精義隱藏在它的要訣之中，是易學的至要秘寶；作為一種集天文、人體、陰陽、象數為一體的易學圖象，暗喻的範圍非常廣泛，我們可以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加以理解，視之為哲學理念陰陽消長的坐標圖，稱之為思維坐標，為《周易》非常重視位的概念提供理論模型的支持。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期，中華先民就已經開始觀察天象，產生了方位意識。在裴李崗、半坡許多文化遺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直至“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坐標意念的產生亦在情理之中。《周易》的出現表明先民們的坐標意念並沒有停留在空間方位上，而被賦予思維的一般意義，成為標示陰陽五行之類的工具，形成了一個理性之“筐”，無論風雲如何變幻，都可藉以洞察未來趨勢。

如果說河圖是五行的基本構架，洛書是八卦的基本構架，而河圖與洛書的重疊就是九宮的構架，一個天地人倫的基本文化哲學體系原本就完整地形成了。但是《周易》在羅列出六十四卦之後，並沒有對思維坐標本身加以闡釋，後人從象數與義理兩方面研究《周易》，對思維坐標得魚忘筌；加之河圖、洛書一度失傳，思維坐標沒有能夠被形式化，《周易》的理性之“筐”被蒙上了神聖和神秘的外衣。當人們在紛繁變動的社會、人生際遇中產生困惑，試圖通過《周易》恢復“中正”時，反而忘記了需要通過自己的思維坐標審時度勢。即便如此，與其說《周易》能夠提供解決矛盾、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的具體辦法，不如說它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個參照系的作用。我們今天在危機管理中借鑒《周易》精髓，當然需要撥亂反正。

理性之“筐”是對現實思路的整合

現代企業在危機管理中從《周易》中找“北”，當然不是從中搜索現成的答案，與不斷地更新觀念相比較，重整自己的基本思路更具有建設性意義。孔子認為，《周易》憂患意識的作用在於“危（憂懼）者使平，易（輕忽）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禍）”，保持基本思路的價值觀的穩態非常重要，在變革和亂 局中更應當如此。這需要借鑒古人建立思維坐標的方法，與現實思路對接，形成自己識別危機、戰勝危機的參照系。

正如孔子所說的那樣，考察《周易》的價值在於“不佔而已矣”，即不是用來占卦，而是在於評估得失，檢討思路。《周易》不僅在整體上隱含着思維坐標的內涵，在每一卦中也可以看出由思路決定着的爻辭之間的內在聯繫。例如咸（感）卦爻辭至下而上的排列，從咸其拇（大腳趾）到咸其腓（小腿肚子）、咸其股，再從咸其脢（背上的肉）到咸其輔（牙床骨）頰舌等，是有序遞進的。由此亦可以看出隱含着的思路的一些基本特徵：思路有一定的方向；一條思路可以分出若干環節（與一卦六爻相配）；每一環節的內容與它在整個思路中的位置有關，反映了事物發展的有序推進的過程等等。顯然，事物發展到什麼階段就應該做什麼事，“過”與“不及”都可能導致危機。當然，人們在運用這條思路時，需要將內在與外部條件結合起來，形成現實思路，從而才能得出蘊涵著哲理智慧的判斷。

《周易》中所隱含的思維坐標是對不同思路在更高層次的整合，可以稱之為合縱連橫。不過這裡的“合縱”與“連橫”並不是分別存着在的，彼此之間並非只具有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在對立中相互依存，甚至誰也離不開誰。換句話說，思維坐標就是縱橫思路的結合，基本面是二維的。河圖、洛書是古人觀察天象活動的結果，古代測日的晷儀體現為平面的圖形；而在實際的運用中，人們必須在頭腦中將其演化為立體的運轉圖象，在這種情況下，思維坐標就是三維的了。而《周易》的憂患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失位的擔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乘天地之正，萬物各成其能。”戰勝危機就是對事物各在其位狀態的恢復，而對位的正確識別就不能僅從一己的思路出發，需要以較為全面的思維坐標為依據。

思維坐標是相對穩定的，而現實生活是變動的，《周易》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表現為河圖、洛書圖形外圍部分黑白子的增減，形成實際存在的變動軌跡。用現代的坐標工具來表示，這種變動軌跡呈S狀，只不過在古人那裡，它是周而復始的，道家將它描繪成一種陰陽魚，稱之為太極思維；這種周而復始的S狀，在現代坐標工具中表現為波浪式延伸的軌跡，同樣可以表現出周期性。企業健康的經營活動就是要按照事物發展周期進行合理的預測，做出合理的安排，否則就蘊育着危機；有人認為中國式管理的特色源於太極思維，這隻說對了一半，如果不能把握其背後的思維坐標，整合既定的現實思路，恰恰容易在混淆是非的太極思維中迷失方向，在危機管理中找不到“北”。

對“北”的洞見基於整體貫通

《周易》中所體現的憂患意識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之一，是推動了中華民族整體主義精神的形成，這本身就具有方法論意義。在危機管理中，出路並非通常所說的所謂在“危”中見“機”，而是要回到自身的整體性，在於思維坐標相關思路的整體貫通。當我們的思維坐標歷經價值觀念的衝突而能保持本色時，不管風雲如何變幻，走出危機之“北”自然而然地就會被昭示出來。

在危機管理中需要隨時檢查內部各環節的運行是否背離了既定的思維坐標，始終保持既定思維坐標的貫通性。企業經營碰到的危機往往是成長中的問題，成長到一定階段的企業一般都形成了既定的經營思路和管理規範，即有了既定的思維坐標；成長中的問題往往是對既定思維坐標的背離和肢解；因而危機管理的未雨綢繆可以看作是這種背離和肢解的預防，應對危機就是要回到既定思維坐標的應有軌道上來，危機管理本質上是基本價值觀的矯正性管理，這和《周易》憂患意識的價值在於促進中國傳統道德的產生和發展是一致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焉”；同樣的，危機管理中如果能夠保持和恢復既定思維坐標的整體貫通，而不是各行其是，戰勝危機之“北”水到渠成。

當然，既定的思維坐標也要與時俱進，但它應當是整體的優化。《周易》是在歷史變革的關口應運而生的，其中蘊含的思維坐標的理性之“筐”並不拒絕變革；企業在危機管理中完全可以用思維坐標的理性之“筐”迎接新浪潮的挑戰，只不過需要在觀念更新中進行整體性的優化，實現企業管理思維坐標自身的更新。例如在績效管理中通過平衡計分卡把公司的戰略目標轉化為一套系統的績效測評指標，為經理人員提供一個有效的管理框架，而不是各部門自成壁壘。如果將平衡計分卡中內部流程、客戶、財務、學習四種指標視之為河圖、洛書方位圖中的“四正”，與震、坎、離、兌相對應；那麼再按照目標、指標、計劃、評估四個環節組織實施，恰好與《周易》中的八卦形成對應：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目標 計劃 流程 評估 財務 學習 指標客戶

思維坐標的更新雖然不必生搬硬套，但是完全可以擺脫《周易》象數的窠臼，不能再局限於陰陽五行的套路，需要接受新的哲學思維的指導。當我們實現了思維坐標的整體更新，就可以在危機管理中順利實現新形勢下對“北”的洞見。

思維坐標的整體更新同時也是與環境變化的和諧共生，在危機管理中需要通過順勢而為戰勝危機。和諧作為《周易》的重要內容，強調的是內在和諧與外在共生的一致，需要將憂患意識轉化為對環境的敬畏。《周易》在分別描述天、地、人時，採用的是同一種思維坐標形式，例如“坎”為代表“正北方之卦”，它同時“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不僅反映了事物結構的相似性，更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內涵。這就告訴我們，戰勝危機的出路不在於找“北”，而在於“太和”：企業面臨的困難即使是由環境的“惡化”造成的，那也標誌着整個行業都處於同樣的困境之中，需要順勢而為。當我們內在的與外在的思維坐標能夠在整體上實現和諧共振時，我們在危機面前就不會為找不到“北”而犯難。

　　　

作者 張華強的介紹：

 高級政工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正當管理學派創始人。當人們把國有企業改革寄希望於“產權明晰……管理科學”的時候，張華強就敏銳地指出，根據管理的二重性，作為管理自然屬性的“管理科學”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忘記管理仍然具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屬性，它在市場經濟中的表現就是管理的正當性。